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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七章 坚强决心，苏报（）
一九零三年的大上海，在新旧势力冲突、内忧外患激荡下，终于爆出了耀眼的革命性的火花。拒法、拒俄，集会游行，麻木、彷徨的民众在一连串的民族自觉运动中渐渐觉醒。
而国家民族观念的爆发和传播，也可自这一年为肇始。普通民众固然只是一个摇旗吶喊的小脚色，参与群众活动对于时艰也无补益，但对于参加的个人来说，却是一种精神上的启迪，思想上的升华。
三家大鸦*片商，不管是外地的，还是上海本地的；不管是独家的，还是联合出资的。全部都葬身于一天的交易过程中，只有一个车夫幸存，并目睹了价值数十万的鸦*片被付之一炬。
血腥、杀戮、浓烟、烈火……形似虎门销烟，不能说是给刚刚兴起的民族自觉活动推波助澜吧，也可以说是增添了一个亮点和谈资。
杀戮的手段固然酷烈，焚毁这巨量的鸦*片则更显示出七杀无比坚定的决心和意志，这无关于钱财，也绝不是钱财能左右的事实。
宣战，最严正的宣战。黑名单又增加了名字，七杀也发出了最冷酷的威胁，这是一场战争，一场血肉横飞的持久战争，如果规定个收手时间的话，那就是所有烟贩被杀光，所有烟毒被禁绝的时候。
而就是这样血淋淋的叫嚣和威胁，却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声音。因为当时正是国难深重的时期，正是激进狂热和崇尚流血充大行其道的时候。而最持反对意见的烟贩、土商本身就缺乏挺直腰杆的理由，他们的意见也就不必理会了。
借着张园拒俄集会为旅沪华人工会的成功造势，又有黑吃黑的近百万资金，旅沪华人工会算是立稳了脚跟。不仅能够比旧式会馆更能有力地帮助照顾旅沪华工，更有资金免费散发戒烟丸，声名日渐高涨。
而在陈文强的策划下，由华美印书局秘密印刷，《革命军》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在这里，历史没有重演，刊登《革命军》的不是苏报，而是在上海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的镜报。作者邹容也未露真名，而是以笔名发表。
所谓的镜报，不过是在租界中租了个小屋子，挂了个牌子，安排了两个帮中兄弟撑门面。发行的几期报纸也是旅沪华人工会的喉舌《公义通讯社》代为编辑，华美印书局印刷。这样安排，一旦出了事情，官府或租界当局也抓不到正主。
其实，这样的空头报纸在当时也不算稀奇，很多办报纸的人都是从写稿，采新闻，编辑，印刷，发行一把抓。穷嘛，雇不起人，所有的事都包办了。实在采不到新闻，就自己编“独家电讯”，再不就连夜通宵赶一篇稿子填上。最极端的如陈独秀当年（也是一个革命党），办《安徽俗话报》，一个人包揽从写到发行所有事情，忙到虱子多得从脑袋上往下掉。
当然，陈文强这样的安排显得不够担当，在革命党眼中是贪生怕死，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不会有人遭到抓捕，而且结果是一样的。因为镜报本身就不是以赢利为目的，报纸发行量小没关系，可以免费呀！管你是平头百姓，还是学生商人，雇上数百报童，见人就塞还不行啊！
陈文强虽然不赞同以排满为革命目的，但他的直觉是对的。在当时，言论不激进、不热血就没市场，《革命军》要引起轰动，就不能改。事实上也是如此，《革命军》因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强烈斗争性，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把长期蕴蓄在人民群众心中的阶级仇、民族恨，无所顾忌地呼喊出来，它旗帜鲜明、大胆泼辣地“劝动天下造反”，犹如一声春雷，炸开了万马齐喑的中国大地，受到广泛的欢迎。
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不被残暴专制压迫得喘过不气来，不被丧权辱国的条约刺激得愤懑满胸，不是生活这种水深火热，亡国灭种之机，断不能写出如此雷霆之音。《革命军》如同一颗重磅炸弹落在清政府头上，不仅使清政府惊恐万状，同时也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当时鼓动革命最有感染力的论著在海内外广为传播。
报纸刊载完了，再发单行本，陈文强的策划周密而连续。一月之内，数千册销行殆尽，竟然弥补了报纸的花费，还略有赢余。
“邹容小弟，这四百元是你的稿费。”当陈文强把钱交给邹容的时候，邹容有些目瞪口呆，他难道是为了钱而写。
“知道你在想什么。”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你还没看穿啊，这事业不管高尚与否，终归是要落到这等俗物之上。是办报宣传，还是买枪造反，或是跋涉串联，没有钱，却是什么都办不成。嗯，说最简单的，革命也要吃饭吧？你若是清高不要，那便给我。我拿去做善事，也能得个好名声呢！”
邹容想了想，把钱揣了起来，抬头问道：“陈大哥，前几天你说过听到了不好的风声，不知道现在如何了？”
“恐怕不太乐观。”陈文强沉吟了一下，说道：“我会做些准备，但也要看事情会如何发生，并且如何发展。”
历史的表层总是鲜活的、生动的，而它的深层是受必然性的规律制约的。因此，《革命军》的推出不是苏报，但苏报案却要以另外的形式上演，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1896年6月，《苏报》诞生于上海英租界。创办人胡璋是个画家，他用自己日籍夫人的名义注册，挂着日商的牌子，投身于十里洋场的报业竞争潮流中。办报之初，胡璋企图用小道消息、黄色新闻来吸引读者，可惜，此种风格的小报在上海多如牛毛，《苏报》也逐渐沦入了“营业不利、难以为继”的境地，最后胡璋不得不将它卖给了因罢官而闲居沪上、想靠清议救国的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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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八章 提前避祸（）
陈范曾任江西铅山县令，因为对地方教案“处理不当”而被免官。他亲眼目睹了清朝官场的黑暗、戊戌变法的失败，因此非常希望通过办报来呼吁国民救国图强。当时爱国学社刚刚成立，经费不足，遂与《苏报》相约，由学社教员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七人轮流每日为报社写评论一篇，报社则每月给学社一百银元为报酬。
而新版《苏报》一经推出，就以其“针砭时弊、力主改革”的办刊风格赢得了知识界的青睐。梁启超曾称赞说：“屹立于惊涛骇浪、恶毒迷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
1903年2月，已经成为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的园地的《苏报》特辟《学界风潮》一栏，将各地学堂中的腐败黑暗现象公之于众，赞扬进步师生的抗争。这样，《苏报》大为世人瞩目，不但稿源不成问题，销售量也是节节攀升。
如果仅仅报道学界风潮，抨击权贵，那也最多只是态度偏激而已，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苏报》的革命色彩越来越浓厚，措词越发尖锐，矛头指向也更加明确了。
到了1903年五月末，陈范正式聘请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为《苏报》主笔，使《苏报》迅速向辉煌的顶峰攀升”。
六月初，年少气盛的章士钊以初生牛犊的猛劲，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苏报》进行了大胆革，宣布“本报大改良”，将报道“学界风潮”的栏目移到头版头条，言论更加激进；随后，苏报在《革命军》发表后，发表了章太炎的评论文章，盛赞其为“国民教育第一教科书”；六月二十日，又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该文中，章太炎直呼光绪皇帝的名字，号召“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六月二十二日，更是刊出《杀人主义》一文，狂歌“杀尽胡儿才罢手”、“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之类惊世骇俗的词句。
如果说苏报将革命声浪发挥到极致的是大力推崇邹容的《革命军》一书，那将反革命革命声浪推进到的便是章太炎批驳康有为的政论文的发表。而《苏报》的张扬和无所顾忌，早已引起了清廷统治者的震惊和仇视，最后的案发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所谓盛极而衰，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苏报》的发行量迅速飙升，仅发行点就增加了几十处，令上海滩老牌大报《申报》都黯然失色。而辉煌的，恰恰也是它的终点。
邹容刚从日本回国后，寄居在爱国学社，与章士钊、章太炎等人意气相投，是比较熟悉的。而陈文强恰恰是因此而有所担心。因为《革命军》是伪名发表，外人不知作者为邹容，但章太炎等人却是知之甚详的。
而且，章太炎的疯是出了名的，癫是出了名的，狂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学问淹通博洽，造诣精深，是灵光岿然的国学大师，那些著作，绝非普通疯子所能结撰。但他更喜欢别人称他为革命家，只要前脚迈出书斋，说话行事，他就恣睢放纵，常常会做出些令“高级食肉动物”极端头痛和难以收场的事情。他有包天巨胆，不怕杀头，不怕坐牢，想鸣就鸣，想吼就吼，想骂就骂。
正因如此，陈文强便担心“章神经”大嘴巴一张，把邹容给说出来。嗯，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毕竟思维模式不同，陈文强断不会自投罗网或坐以待毙，而很多人却乐于舍生取义，希望得到生命亲证与道德承当的机会。
所以，陈文强不奢望在短短时间内便改变了邹容由来以久的思想，他要预先安排，使邹容暂时避开这场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而日本的来信，则使他有了相对合理的借口。
“邹小弟，你不必过于担心。”为了使邹容能安心跟随自己去日本，陈文强开始半真半假地进行劝慰，“《苏报》报馆是在租界，满清想报复，哪有那么容易。工部局要维持他们国中之国的权威，不会完全听命于清廷。如果向满清政府妥协的话，就会破坏租界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导致中国本土审判权的复归，这在西方国家内部也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邹容露出愤激的神情，咬了咬嘴唇，沉默不语。这确实是个非常矛盾的事情，也让人产生复杂的情感，既为列强粗暴践踏中国司法主权而愤慨，却也希望租界能成为革命者的避风港，更希望满清王朝的绝对威权无用武之地，使其不能再大逞淫威。
“我要去日本走一趟，缺个翻译。”陈文强用征询的目光望着邹容，“希望你能陪我，这将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远行，一种能救千万人的新药可能就此便会诞生。”
邹容犹豫了一下，说道：“如果只是翻译的话，我可以推荐一两个。现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想留在上海。”
“在上海你帮不上什么，在日本则不同。”陈文强继续劝说，除了把苏报可能遭到打击的严重性大大降低外，还说出了另外的理由，“听说在东京，以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的气焰十分嚣张，极力夸大革命的危害。以邹小弟的学识和激情，我觉得更应该去东京，增加反击的力量。”
明治维新后，日本埋头苦干，励精图治，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获得大量赔款，为国家发展输入了大量血液，可以说日本是吸中国人民的血发展起来的。到1902年，日本已然以发达国家自居，日本又与老牌强国英国订立了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保护双方在中国和韩国的现有利益，其矛头直指俄国。
由于日本的发展神速，日本代替了西方成了中国人学习的榜样，这也是国人急功近利的思想作怪，显然真正应该学的还是西方。由此掀开了中国人东渡日本的高峰年，黄兴，邹容，陶成章，廖仲恺，鲁迅等人，均于此年先后来到东京。
这一年对于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是关键的一年，他们的活动中心都在东京，他们的政治领袖都在东京，他们的争夺的重点无疑也是东京。
第八十九章 少年，去东京战斗吧！（）
一九零二年，梁启超创办了《新民学报》，陆续发表了不少鼓吹保皇改良的言论。这位国学大师的文章有一种迷人的魔力，对于没有多少国学根基的革命党来说，想在论战中压倒梁启超，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而且“保皇党”的言论蛊惑性极大，对当时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构成一种切切实实的威胁。保皇党鼓吹“保皇与革命原属同流”，使很多兴中会会员转向了保皇党。许多人还出巨资，赞助出版保皇党的机关报《新中国报》，这张报纸大肆鼓吹保皇，攻击反清革命。
凭心而论，梁启超以他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天才的文笔，感动和教育了无数中国青年，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成了革命的主力军。
而且梁启超认为没有民众的觉悟，只靠一两个英雄人物，靠暗杀和暴动，很难有什么好结果，这也是很正确的道理。另外，他对革命党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是不赞成的，从后世的眼光来看，梁启超无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但他并没有赢得多少喝采，反而被很多人当成了革命的阻力。
“康梁这两个孔老腐尸的忠实弟子，先是拿着什么狗屁衣带诏，招摇撞骗。现康狗远走欧美，却还有梁启超在摇旗呐喊，极力夸大轻言革命的危险，确实应该猛烈地反击，夺取思想上的领导权。”邹容果然有些耐不住性子，忿忿地说道：“改良改良，实在是革命的最大阻碍，非以论战取得胜利，不能使革命继续发展。”
“梁启超的学识渊博，言论的蛊惑性极强，想在论战中取得胜利，邹容老弟想得过于简单了。而且”陈文强有意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革命党连个喉舌都没有，又怎么鼓与呼？”
“梁启超确实比康有为更厉害，但革命不能退缩，我要以实际行动对其进行猛烈反击。”邹容有些期盼地望着陈文强，说道：“雷诺兄，你会出资相助吗？”
“你看，这不就又归结到钱的问题上了？”陈文强呵呵一笑，笃定地说道：“我准备先出资一万元，在东京创办报纸。如果你愿意，就由你任主编，你可以随意挥洒，与保皇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