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得先跟陛下讲清楚。”
“不错，详细说说。”
“丰年说南方海上，诸多国家，因为比大明更偏南，所以气候更加温热，粮食一年三熟之地多有。即便因为天地大势而变冷，也不过是变为一年两熟，粮食是不缺的。事实上，隆庆时开海选在月港并非无因。大明海上往北航行，可去之处只有建虏、高丽和倭国。而想沟通欧罗巴，天竺，大食等国，都得往南航行。所以才把开海之处选在南方。但月港的规模限制了交易的内容少而精，所以难有大宗的粮食交易。今后国内正值缺粮之际，而海上诸国粮食不缺，只要规定回国时船上需要运回相应数量的粮食，并开放更大规模的港口，必有有识之士前赴后继，将海上诸国粮食源源不断运回大明，必能大幅缓解我大明缺粮的现状。”
崇祯显然被说动了，如果能从海上大量流入粮食，而不是大量流出粮食，那么大规模开海势在必行。“朕回去之后定然全力推动此事，只要丰年小先生的几个预测准确，朝中当无反对之声。”
陈洪谧对花雪极有信心，所以在他心中此事就算成了。而且隆庆开海以后，朝堂诸公基本都享受到了开海的益处，只是限于规模，很多人参与份额都不大，一个个眼红着呢，更大规模的开海几乎正中下怀，即便有几个顽固守旧，或者会被触动利益，但在大势之下也只能是螳臂当车，翻不起大浪。
崇祯对于陈洪谧给他说的开海前景充满了期望，很有些跃跃欲试，好在他是经历过大风浪的，很快平静下来，这个事情无论如何得等花雪做出的异常天气的预测验证之后再说，现在多想无益。
转回心思，又看到瑞云峰，崇祯又想起来先前的问题，问道：“你说这瑞云峰时姓陈的打捞的，他跟徐氏是什么关系？”
陈洪谧回忆一下自己看过的资料，回道：“两者并无关系。瑞云峰是徐泰时娶妻时的嫁妆。”
崇祯目瞪口呆：“嫁妆？宋徽宗的花石纲当做嫁妆？谁这么大手笔？”
“嘉靖朝礼部尚书董份。其家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有质舍百余处，各以大商主之，岁得利息数百万。家畜僮仆不下千人，大航三百余艘。”
崇祯被这些乡绅的富裕震撼得有些懵，问道：“他也是苏州人？”
陈洪谧摇摇头：“浙江乌程县人。”
“怎么弄到苏州的？”
陈洪谧知道崇祯是问瑞云峰的运输，回道：“载以归吴之下塘，所坏桥梁不知凡几。”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第九十六章 听故事六出洗冤（）
崇祯大怒：“这就是你先前说的干臣？”
陈洪谧解释道：“徐泰时结婚时只有十七岁，其家中本就是吴中巨富。所以其主事时，从不贪朝廷之利，看不上啊。至于所谓受贿，也得有贿赂得起的人啊？”
崇祯愣了一下，然后便有些迷茫，清官干臣不应该是两袖清风吗？还是这种家里巨富，从小拿钱不当钱的，为官后才不会贪？
陈洪谧不用猜就知道崇祯因为什么迷惘，贪与不贪说到底还是个人行为，与身份背景有什么关系？心知不能让崇祯再钻这个牛角尖，陈洪谧赶紧岔开话题：“说起来，董家和节寰公，还有一段故事。”
节寰公是指袁可立，节寰是其号。其人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是妥妥的四朝元老，更是因为抗击建虏心力交瘁而亡。如果说崇祯这辈子最推崇谁，袁可立绝对排在前列。
崇祯质疑陈洪谧道：“你确信自己不是信口开河？节寰公河南人，初任苏州府推官，之后就一直在北方，跟在浙江的董家会有什么故事？”
突然想起一个人来，崇祯问道：“你不会想说董其昌吧？节寰公和董其昌是好友没错，但这事情几乎人尽皆知，没啥可说的吧？何况朕记得董其昌是松江人，虽然苏州和松江离浙江都不远，但没道理说他是浙江的董家人吧？”
董其昌与袁可立同年中的进士，他比袁可立大七岁，却因为对袁可立才华的推崇，一直自谦为弟。两人交情甚笃，常有应和，甚至共同创作。他们的交情被民间广为传颂，甚至流传出很多逸闻。袁可立死时，董其昌作节寰袁公行状以寄哀思，因为对袁可立关注，崇祯也看过这篇祭文，并且印象深刻。所以他也深知袁董二人之间的关系。
陈洪谧当然不会拿人尽皆知的事情转移话题，解释道：“臣当然不是指文敏公，文敏公去岁故去，葬于吴县渔洋湾董氏坟茔，臣当时也去拜祭过。臣说的就是节寰公在苏州府推官任上发生的故事。”
文敏公指的就是董其昌，文敏是他的谥号。
崇祯来了兴趣，袁可立在苏州府任推官时，号称断案入神，民间传说甚多，直追包青天。就连崇祯幼时在王府，也属于听着袁可立断案的故事长大的。虽然后来他也知道那其中很多都是附会，但陈洪谧这么一说也算是勾起了他童年为数不多的美好回忆。
“赶紧说说，节寰公断案，怎么还断出苏州府了呢？难道是董家有人来苏州犯案？”
陈洪谧都没想到崇祯会对此这么有兴趣，也不耽搁，组织语言讲述了起来。
原来当年董份罢官归家之后，利用家资放出外债，结合高利贷和高地租，占有了数万亩土地，在当地民怨沸腾。但严格意义上讲，他的手段并没有触犯大明律法，是在大明律法允许的范围内，收最高的地租，放最高的利率。
万历二十年，董份之孙董嗣成因上书劝谏，也被罢官回家。两年之后，董嗣成发现家里因为土地而与百姓存在很多纠纷。他处理问题的手段过于激烈，提出惩戒家奴，弄清土地纠纷是非，允许民户回赎，价不足者将予以补足。
很难判断他是出于平复民议，还是换一种方法剥削的目的提出这种做法。但是这做法一提出来，本来对董家就不信任的百姓受到了刺激，爆发了抗议。
受到刺激的百姓，积怨爆发，直接冲入了董家和当地同样民怨极大的范家，一通打砸抢之后，还把董范两家告上了浙江巡抚。
时任浙江巡抚和巡按御史，作为主管部门，没有详细调查，为了平息民怨，直接将范家主事人范应期拘捕。
范应期一生顺遂，甚至颇为传奇。
他年轻时家境殷实，靠捐纳入国子监，简单说就是买了个学籍。
他乡试时，乡试考官薛应旂，是敢跟权相严嵩对着干，然后因为这个贬官到浙江督学的，人家连严嵩的面子都不给，怎么可能看他有点钱就说他好话？所以直接把他的试卷置入劣等，说他不学无术。
他哪受过这个气？一怒之下道“大丈夫当魁天下，怎能碌碌无为一生？”然后发愤苦读，结果真的兑现了豪言，考上了状元，完成了从乡镇倒数到天下第一的逆袭。
之后二十年官职稳中有升，因为学问好颇受万历皇帝器重，六十余岁在国子监祭酒任上致仕。
这样一个连挫折都没经历过的，连皇帝见了都很尊敬的学究，退休后被地方官侮辱了，怎么能忍？
年近古稀的范应期不堪受辱，直接自缢而亡。
范应期的妻子同样忍不了，直接上京告了御状。
万历大怒，朕都看重的大学问家，你们地方官员查也不查，直接就给逼死了，这还了得？直接就把主管的浙江巡抚和巡按御史两人罢官，而直接拿人的乌程知县更是被发配戍边。连这三个人背后的靠山也都被牵连，没落着好。
这样的处理结果符合律法，但是乌程的民怨却更加沸腾，几欲酿成民变。
浙江本地官员没了办法，听说袁可立能力出众，便把他借调了过去，专门负责此案。
袁可立先是接收了所有百姓控告董范两家的状子，以此暂息民怨，然后亲自走访调查。
调查的结果很简单，董范两家所做所为，全都踩在律法的限度之内，百姓所有控告，都是出于对律法的不了解，以及确实被剥削的活不下去了。
这样一来，从法律的角度是董范两家占理，他们得势自然不饶人，要求官府严惩所有参与打砸抢的人。
可闹事的都是穷苦百姓，就算不说法不责众，袁可立也不可能帮着董范两家欺压弱势群体。更何况朝廷对于处理类似问题早就遵从一定之规，从来都是只诛首恶。
袁可立比董范两家更加精通律法，他把参与百姓中趁机闹事的几个关键人物归案，其他的直接根据民事纠纷相关法律发回各县。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第九十七章 空猜测七杀难辨（）
民事案件跟刑事案件相比，追责时已经从轻发落了很多。
袁可立又根据相关规定，通过退还和平价赎回的手段，将董家田产转给贫民。
因为袁可立更精通律法，他的做法也同样是在律法限定范围以内，让董家有苦说不出，也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待到处理完毕，董家田产所剩已十不及其三，而贫民获益颇多。这一次民变也就因此平息。
转过年，八十六岁的董份和其孙三十六岁的董嗣成便相继去世了，显然都是在整件事情当中，惊恐忧心愤怒悲伤，负面情绪过度。
崇祯听完表情很奇怪，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陈洪谧讲完故事也陷入沉默，讲到一半的时候他才反应过来，他为了把崇祯从牛角尖中引出来才转移的话题，比原来的问题更容易让人迷惘。但是既然讲了，就实话实说，没必要也不能隐瞒。
好一会儿，崇祯才道：“你这个故事我小时候也听过，民间称之为‘湖州案’，只是我听过的版本和你所讲的，差距很大，我一时之间，也没有反应过来。直到最后你说处理结果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你说的便是那湖州案。”
陈洪谧当然也听说过民间传说的版本，解释道：“董家所在的乌程及周边各县，都属于湖州境内。陛下所说的民间传说，臣也听过，董范两家被描述的十恶不赦，被罢的官员被描述的不畏强权，最后结局是节寰公秉公办理，惩戒了董范二家，将二家巧取豪夺的田地分给了百姓。民间传说，自然是相关百姓流传出去的，所言自然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的，甚至这些传说就是当时受益的险些民变的百姓传出去的，当然要这么描述。”
崇祯点点头，又用有些飘忽的语气问道：“董范两家所做所为，真的都在律法的限度之内？”
陈洪谧没有犹豫的点头道：“董份是个老狐狸，为官时攀附严嵩，却没有跟严嵩一党一起被清算，只是被弹劾罢官，已经算是全身而退了。若非当年弹劾他的是欧阳一敬，或许都不一定会被牵连。”
崇祯听到欧阳一敬的名字，表情也很惊奇。
欧阳一敬可以说是整个大明朝最传奇，最有成就的言官，平生只爱弹劾不法官员。欧阳一敬一生弹劾三品以上文武官员二十余人，侯爵一人，伯爵两人，全部成功，无一失败。其中甚至包括在两代权相严嵩、徐阶间周旋不倒的太师高拱。直到高拱东山再起，欧阳一敬才只好金盆洗手，辞官回家。需要欧阳一敬弹劾才倒，甚至可以当成能力的体现。
陈洪谧继续说道：“董份所为，从道德角度为人不齿，但其心胸和能力都是非同一般的。罢官回家之后三十年间，从无怨愤不说，连沮丧失落都罕有，一直活到八十六岁高龄，可见其度量之大。连节寰公调查之后，都没有发现其家有丝毫逾越律法之处，可见其人能力与治家之严谨。”
顿了顿又道：“节寰公是什么样的人陛下也知道。如若他家有丝毫违法之处，别说平日里节寰公不会为他隐瞒，在当时的情况下，愁的就是找不到他家的错处，更是会小事大办，以平息民怨。在节寰公专门找他家错处的时候，都还能无懈可击，显然其人平日治家，严谨到了极致。”
最后陈洪谧言语中有些唏嘘：“董份在之后第二年就身死，与其说是悲愤过度，还不如说是他之前一年强撑着查漏补缺，和节寰公斗法，心力交瘁而亡，毕竟是八十六岁高龄。”
崇祯听后脸色越发严肃，如果这些官员为国为民办事的时候也能这么严谨，还愁什么大明不能再次中兴？可惜他们把几乎全部精力都用来谋身了，工作中能投入三五分精力的已经是忠臣了。
想了想，崇祯还有疑问：“董份行事周密也就罢了，范应期又是怎么回事？范家也这样周密？”
陈洪谧想了想才道：“这臣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想来不过是两方面，一是范应期中状元时，正是董份罢官前任礼部尚书之时，二人又是同乡，几乎相当于范应期就是董份的门下弟子和接班人。于是从范应期在京为官时起，其在家乡的家业就都是拜托归乡的董份照应的，所以两家看似两分，实际上背后管事的都是董份。二是范应期本就无辜，所以受辱后才不能忍，整件事其实董家才是关键，范家不过是同是同乡的豪绅，误中了副车。”
陈洪谧为官一向靠的是刚正不阿和民望，很少接触阴谋，反而是崇祯是和魏忠贤斗过法并以弱胜强，战而胜之的，对于阴谋相当敏感。
想了一会儿，崇祯幽幽地道：“其实还有一种可能。”
在陈洪谧惊奇的目光下，崇祯也不卖关子：“范应期常年在京城，其家可能早已被董份所掌控。范应期归家后有所察觉，董嗣成又恰恰激起民变，董份便引导民变至范家，一是破坏证据，二是杀人灭口。换句话说，范应期是被自缢而死的。若范应期的妻子一直在京城，她可能不知道这些，被董份蒙蔽，告御状是胸有成竹的董份引导。若范应期的妻子常年在家乡，她甚至可能是董份的同谋，告御状是为了针对接了百姓状子的那几个官员。”
崇祯一边说一边继续完善自己的推理：“结果他们也想不到事情闹得太大，浙江官员没了章程，借调来了节寰公这样的大能。董份做的滴水不漏，却瞒不过节寰公法眼。但是一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