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最初成为太平道信徒,可是喝张角三兄弟的符水,治病救命,忽悠来的,这样的人举事,被说是反对昏庸朝廷起义,明显贻笑大方得了。
再则,说这些举事的人,都是困苦农民,明显也是胡扯之极。
先不说张角三兄弟,几乎起事前,都靠着太平道谋利成为富甲一方的巨户,其广宗县城的宅院,伏泉见了都震惊,便说太平道高层,也都有不少朝廷上层在呼应,最可说明的便是太平道举事前,被朝廷发现并诛杀的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他们可是心向太平道,并愿意为太平道内应的。
伏泉看来,如果做个对比的话,太平道其实和后世的白莲教类似,当然,白莲教和张角的太平道比起来,实在是差得远了。
虽然张角的这套玩法确实是日后白莲教的祖宗,但玩得真心比白莲教高大上太多。白莲教主要在底层民众中流传,所以时常凸显出逼格太低,太土的气质,而张角的太平道则是同时在上层和下层流传,无论涵盖面、组织度还是理论高度,都非后世的白莲教可比。
这是因为,从先秦至今,无论豪族阶层还是平民阶层,对“天命”的说法都深信不疑。说他们迷信也好,虔诚也罢,他们认为要当天子,光有实力还不行,还得有天命,而张角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使自己在部分上层人士中成为天命的代言人。
如本朝初学者班彪,并不认为太祖高皇帝刘邦夺取天下是群雄逐鹿、优胜劣汰的结果,而是认为刘氏拥有天命,所以他在《王命论》中写道:“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
这种天命论,不是个例,而是自上而下,有意宣传洗脑民众思想,最终成为社会常态,成为统治者有效统治天下的神器。所谓“朕即天命”,便是如此,于统治者而言,什么有利于自己统治,当然就选择什么宣传。
而这一点,不止是大汉如此,即使后世,也依旧盛行。如南朝名士沈约,在得天下的问题上,为了巩固门阀士族以及皇权统治的根基,亦推崇天命说,反对逐鹿说,其在《宋书·符瑞志》中说道:“夫体睿穷几,含灵独秀,谓之圣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万物……力争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乱臣贼子,所以多于世也。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
甚至直到晚唐时期,屡试不第的杜光庭,为了仕途还借助《虬髯客传》这样的传奇故事来强调天命,反对草昧英雄,希望借此为官,比如该传奇故事的末尾说道:“乃知真人之兴也,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然哉。”
以上种种,皆表明了天命说对百姓的影响的深远,即使后来汉末乱世,诸侯皆有实力,然敢称帝者,唯袁术而已,其余之人,就连曹操,在其弹下“文王操”时,心中估计也在想着所谓天命不在我而已。
而就像张角,此番他率领太平道起义,所用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在一开始,就用了天命说,他说了天命到了要变的时候,这才能获得绝大多数信奉太平道的信徒的认可。这也是伏泉在和皇甫嵩建议,迁徙所俘虏的黄巾蛾贼去塞外,要重新进行思想教育的原因,因为不将他们的天命重新变回大汉,他们想改变天命的思想,依旧会成为隐形的祸根。
天命论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自然也不是一时一刻可以形成的,从西周早期,周公就提出“敬天保民”之言,一变商代的“敬神”而为“敬德”,使中国政治向现实性和理性转变,到至圣先师孔子,更是“敬鬼神而远之”,因此容易给大家一种儒家思想与宗教、鬼神毫无关系的错觉,甚至被当作文化优越性来大肆宣扬。
实际上在**皇权面前,理性比神性更加不堪一击,神性还能令皇帝有所敬畏,理性能否对皇帝形成制约则要看皇帝的心情。
早期儒家与上古神学其实密不可分,孔子虽然不怎么谈鬼神,但并没有否认鬼神的存在,相反他还相信麒麟降世会带来太平,并且因为好不容易出现的瑞兽麒麟被人打死,精神受到巨大打击,从此搁笔不作,不久便与世长辞,即所谓“绝笔于获麟”。
到了前汉董仲舒时,儒学糅合了道家、阴阳家思想,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并且会对人间的事做出反应,具体怎样反应是一门学问,叫做“谶纬之学”。这一点,一下子就获得了汉武帝的认可,因为他的思想,极大的附和统治者的统治,甚至有了之后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而后汉建国,光武帝得谶纬之力甚多,之后历代皇帝也都对谶纬加以发展,最终建立了一整套的儒家神学体系,甚至连东南西北中五方神祇是谁都一一规定好了,班固的《白虎通义》便一一解释。
当然,不止如此,为了更加巩固天命论,自汉以来,就不断依照儒家典籍,将社会实际事物改变,从而更符合天命论的传播。比如《尚书》等儒家典籍中的语句就成为带有神圣性的教义,前汉甚至曾经根据《尚书》、《周礼》的辞句把九州改为十一州,把宰相改为三公,使现实符合儒家典籍的描述。
甚至于,太平道起事时,向栩提出“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的平定黄巾蛾贼的论调,其中也不无天命论的影子,当然,这个提议,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真。
但身为名士的向栩,如此信奉儒家经典《孝经》,甚至它的经文简直有了滔天的法力,可以平乱。可见如今的儒家已经成为类似佛教的法则宗教,虽然没有造物主那样的唯一真神,但有神圣性的法则,如同佛法一样的儒经。
如此说起来,儒家的思想此刻跟宗教,已经没什么区别了,甚至可以直接称其为“儒教”了,只不过这是官方并未如此定义而已。
不过既然是带有神性的宗教,理论上自然高于现实的皇权,如果皇帝干得不好,可以借上天的旨意让他退位,这就是改天命。
前汉后期的儒生眭弘、盖宽饶都曾劝汉朝皇帝退位让贤,虽然都被找借口干掉了,但汉朝皇帝并不敢说天命和禅让本身不对,因为他反对,也就是在反对大汉统治天下的根基。
是时,前汉政治每况愈下、难以挽救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汉朝皇帝应当退位让贤,以儒学宗师刘歆为首,大家认定这个“贤”就是模范儒生王莽。于是王莽代汉称帝,立志建造儒教教义描述的理想世界,却因施政脱离实际,引发天下大乱,身死国灭。
到了东汉,东汉皇帝有意宣扬谶纬,维护自己的神选地位,同时也吸取了前朝的教训,不再让儒生有改天命的机会,从而夺位。
当然,这些举措都是暗中进行的,自光武刘秀以来,他们都是大力大展儒学,同时也在控制好儒生的思想,所以将东汉中后期,大力发展外戚、宦官势力,使得他们交替专权,与儒学士大夫抗衡。
不过,这种天命说,也并非一直深入人心,时代在变,局势在变,当中国内部,再一次经历汉末三国般乱世时,天命说再也禁锢不了民众了,新的思想随之诞生,
经历中晚唐的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惨烈乱世,王纲解纽,百姓看到君王夺位不一定长久,所谓天命纯属君主自己贴金以后,社会现状却如后晋宋初学士安重荣所言道:“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耳!”
从此,自中唐开始,以柳宗元、欧阳修为代表,天命论在逐渐成为社会支柱主题的士大夫那里已经逐渐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仁政说。即士大夫更多的从现实层面要求皇帝行仁政,来获得政治合法性,而不再关注是否受命于天的问题,从秦汉以来带有神学意义的五德终始、传国玉玺等神学天命的元素也不再被重视。
这才有后来,让得士大夫为之称颂的大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士大夫眼中,天子再无神权天命加持,只是他们支持维护统治的人而已。至于为何维护统治,自然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毕竟,自宋明以后,中央朝廷都不能完全统计出地方的户口税收,而士大夫们,也逐渐开始了寒门崛起,便可享受奢华生活的通天道路。
而为何统计不了地方户口税收,原因自然很多,最大原因自然是寒门崛起的士大夫们,为了成为豪门,为自己谋私而已。
在宋,即使高薪供应士大夫,但是官场贪污受贿,个人土地兼并,依旧成为惯例。而到了严格控制俸禄的明,从来就是为了自己的士大夫们,自然更加不想过苦日子,搜刮更加卖力。
倘若宋明能有秦汉在地方上的控制力度,下至一乡、一里,都能查清户口,登籍在册的能力的话,恐怕这些士大夫们,能上下其手的机会就不会有多少了。
反正于士大夫而言,能和皇帝平起平坐,自然就不会再有先人对于君权神授的敬畏之心,他们可以在外面利用皇帝名义为所欲为。而皇帝,按照他们的仁政思想,就该坐于深宫,在他们的支持下,垂拱而治,所见所闻,所该知道该想的,都该是他们告诉皇帝的,不和他们思想一致的,那都是禁制,是毁坏社稷,亡国之举。
当然,放在如今的大汉,士大夫虽未出现,但是士人却已经在了。
自党锢以来,士人受打压迫害甚重,早就存了换天命的想法,比如他们有的人想立容易控制的小皇帝争权,有的人支持太平道,有的人却想着政变……无疑,适才说话的阎忠就是其中之一。
第五百七十二章 阎忠诫劝清君侧()
在场众人,多为皇甫嵩所征辟之地方名士,少有武将,但在阎忠指责使得太平道举事的罪魁祸首在京中享乐,却没有人指责阎忠大逆不道,全都沉默不语。
这般场景,如此沉默,则表示,有的人认同所以沉默,如那些地方名士;有的人虽不认同,但此时却不敢出声,如那些军中诸将;有的人却是听不懂其中深意,自然,无话可说,如伏泉身边的亲卫典韦这类不知天下时局,政治险恶之人。
当然,没人说话,并不代表真的没人说,只听得伏泉喝道:“大胆狂生,太平道妖贼,犯上作乱,乃预谋已久之计,尔何故曲解其意?莫非……尔有异心乎?”
言罢,身边的典韦闻讯,冷哼一声,手中紧握伏泉所赐之宝刀,看其样子,一旦伏泉有所命令,必拔刀砍之,以威慑在场诸人!
伏泉自然不会如此做的,倒不是他怕得罪在场士人,主要是害怕因此令他好友贾诩难做。贾诩自昔日随伏泉征讨鲜卑立功后,便因其功,外放荆州为县令,两人之间时常有书信交流,据说此番平定荆州黄巾,其不久自后方输送钱粮,还屡向荆州刺史徐璆献出破贼妙计,和历史不同,在这场祸及大汉天下的黄巾大乱里又一次扬名了。
阎忠作为当初让名声不显的贾诩,扬名凉州,称其有良、平之奇,换句话话,他便与贾诩有大恩。也可以说从那一刻起,贾诩便与阎忠在某种联系上,绑在了一起,甚至说贾诩师出阎忠之门也行,这种联系,如果自己今日对阎忠动手,即使伏泉和贾诩关系在好,日后倘非必要,贾诩估计都不会将自己作为投效首选,所以伏泉现在却是有不能动阎忠的理由。
典韦的压迫,并未令得阎忠害怕,只见他气势不弱,针锋相对道:“伏中郎何出此言?若非世道昏庸,朝廷选贤不明,致使百姓困苦,无地可耕,无衣无食,天下之黎庶何故反叛?”
闻得此言,伏泉眼中一怒道:“天下黎庶,何故无地?百姓为何反叛?素闻先生凉州名士,今日见之,名不副实,敢问太平妖道起事前,黎民百姓之地,为何人所有?”
那面阎忠闻后,略一迟疑道:“自当为阉宦门生子弟,如十常侍者,多放父兄、子弟、婚宗、宾客典据州郡,辜确财利,侵略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
“满口胡言!”伏泉怒喝道:“吾等皆为士族,土地在何处,当自知也!敢问阎君,汝家地从何来?”
一语而出,又令众人寂静,伏泉这话可谓是直接把众人包括他自己的面具都撕了。的确,这天下反叛百姓的土地,除了少数阉宦门生利用权势所侵占的以外,真正的大头,自然就在各地的士族豪强。
他们在地方户籍田亩上,依旧按照人口田亩交税给中央朝廷,朝廷税收不少,自然也不好也没能力去管那些大量侵占土地的士族。终究,后汉复国,士族豪强出力甚大,甚至光武帝刘秀和其兄刘縯,本身也是地方豪强出身。两人虽是前朝落魄宗室,但是家资也不少,若非刘縯少时,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他们也不可能在起义初期,有那么多的人投靠。
正因此,对于地方豪强侵占土地,让门生子弟充斥郡县吏员,控制地方,朝廷也不好多问。而对于中央朝廷而言,只要按照户籍田亩数,收得应有的税赋便好,这边导致了虽然朝廷收得的田亩税足够,但是那些土地已经多数不属于普通百姓了。
而这些普通百姓,因各种原因,将地卖给当地豪强地主后,自己除了靠成为豪强地主的宾客佃户,交比以前交给官府的税收更多的粮食或钱财,给豪强地主存活以外,自己只能另外谋生。
这其中,他们改行的行业各式各样,但是能成功谋生的极为少数,大多数人,没了土地,就再也不能存活于这个世道,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而随着太平道举事,这些人在宗教蛊惑下,反叛朝廷,自然也理所应当。
现在,伏泉将这话说了出来,完全是阎忠没想到的。在他看来,同出士族,伏泉肯定要回避这一点,这样他就有信心将伏泉辩倒,而伏泉如今挑明,就让他难办了。
一时间,阎忠却是没办法反驳,总不能说天下士人都没地吧?这无疑说出去都令人贻笑大方,现在这个一切靠出身的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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