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侄不敢,小侄只是觉得单纯以钱粮考核,不够准确。尤其是一些糊涂官单纯为了考成催逼地方,敲骨吸髓,不顾民间疾苦,搞不好就会引发民变,那时所用花销就不是那个县一两年赋税可以解决的问题。还有的地方,一方面收免役钱,一方面还要百姓服役,固然有吏员衙役中饱的原因,也有一层原因就是他们雇不到人。如果不摊派,就完不成役。所以小侄认为,治国先治吏,行法先治人。如果急功近利,只怕适得其反。以丈量土地为例,世伯想要为国家开垦田地的用心是好的,但是下面官吏为了完成考成,多报数字,乃至把荒坟古墓以及不能开垦的荒地都丈量进去,这便与世伯初衷相违背了。道时候那些无法耕种土地的钱粮加征,还是要派到百姓头上,这救民就成了害民。”
当今天下够胆子在张居正面前说这些话的大臣怕是超不过十个,有一些反对新法的,也未必有范进看的那么透彻。更何况张居正与他们先有了成见,于对方的话也未必往心里去。范进这个准女婿又是自己门下急先锋,为了帮助自己夺情各种阴险手段齐出,可以确定是自己门下铁杆忠臣王牌打手。这样的人说话肯定是为了自己好,连他都说出来这些,可见问题确实存在。
张居正沉吟片刻,“你是说,老夫派去的监临官报喜不报忧?为了推行新法,甚至联合了下面的大臣骗我?”
“大家只是心太急而已。”范进道:“一个要通行全国的新法,肯定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形做出调整,不能一成不变。可是现在大家的心太急,总想在老人家面前立个头功,都以丈量田产,或是征收钱粮为荣,甚至以此为得官不二法门,百姓就要遭难了。”
张居正其实心里也知,自己的做法过于激进。但是眼下天子年龄渐涨,他日一旦亲政,是否还会按着自己的路走下去,他心里也拿不准。至少要在天子亲政时,给他看到一个成绩,他才能继续支持新法,不至于反复。
这种心思能对人言的部分不多,在自己女婿面前,张居正也不能完全透露。如果让下面人觉得自己这个首辅不是万能,他们又怎么敢冲锋陷阵,披荆斩棘?他叹息口气道:“退思博学多闻,应知前朝王荆公故事。彼时新法未成,便为旧党尽数废除,乃至为了与其相反,连到手的土地都要送出去。其危害远比新法之前更坏,我大明如今一样有旧党。如果不快一点,只怕他们也会如前朝奸佞一般,为了新旧之争,坏了国家大事。”
“世伯,小侄认为前朝新法之败非败于旧党,乃败于自身。王荆公新法,本就是只重法,而不重人。结果看上去很好的法度,到下面就是害民的恶政,乃至为了新法而新法的事更是层出不穷。比如青苗法,本心确实是好的,小侄在上元也搞青苗贷。但是这等事的前提一定是自愿,结果当时的官吏强迫百姓借贷,把青苗法当成盘剥百姓乃至自己中饱的利器,这简直岂有此理!免役钱也是一样,交过了钱还要服役,谁能欢喜?日久天长,新法成了众矢之的,本就摇摇欲坠,旧党做的不过是在上面推了一把,就大功告成。如果新党自己不出问题,旧党想要掀翻新法,也没那么容易。”
张居正沉吟片刻,“那假若以你为新党,彼时如何行事?”
“行法先治人!先选拔绝对可靠的官员,以一两州为示范,在那里推行新法,他处不变。将新旧比较给皇帝看明白,也让自己看清楚。新法究竟有何不足,可以及时改进,旧法有何可参考处,也不能放弃。船下好调头,有问题查漏补缺也很容易。只要新法确实是善政,民众自有选择,到时推行新法,就是顺理成章。而在试点之时,再另外栽培一批官员,保证他们一可靠二可用,等到新法推行,再把他们派下去,以此类推循序渐进。这样推行新法的速度会很慢,也许几十年都不能遍布全国,但是会很稳。要告诉官员,让他们去行新法的目的,是为了老百姓。多交钱粮不如百姓安居,以民心为考量基准。监临官要视察民间,如果有民变自然革职,如果民众切齿,称其为酷吏,也一样要罢黜。”
“慢!新法有利国家,有时难免不能照顾黎民。”
“那也要让百姓觉得自己被照顾了。有些命令不一定非要执行,如果要执行不可,也要让百姓知道,他们的父母官是豁出去命去为他们争,但是没有争过。并且尽量为百姓争取了宽免,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了最好。这样百姓的怨气就不会发散在官员和朝廷身上,即使有人煽动作乱,也不至于真成大祸。小侄听说,就在世伯桑梓,都险些出了反贼。”
张居正面色略有些沉重,摆手道:“你不必遮掩,就是卿卿对你说的。老夫也不曾想到,江陵那里的官如此颟顸无用,民怨沸腾,几成不可挽回的局势。若不是老夫处置及时,后果不堪设想。”
范进心知江陵当地的问题,张家人自己要承担起码七成责任。已死的张文明为非作歹是地方一害,张居正的小舅子连江陵本地知县都敢打,张家人的行事作风不问可知,百姓没有怨气才怪。不过这话不能说,只好道:
“那些官吏不一定比别处的官吏差,他们只是懒。习惯了做官老爷,在衙门里享福,外面的事交给吏员衙役,到时候只要完成钱粮课税,自己就算功德圆满,于牧民之道相去甚远。百姓不再相信官府,有了委屈不愿意讼官,只在心里压着。日久天长压不住,就想着发谢。再有人煽动蛊惑,就可能导致民变。之所以大家没闹事,还是相爷名声在外,人们不相信地方官,但是相信相爷会为他们主持公道,所以世伯一声令下,才能那么容易就把乱臣贼子一网打尽。”
张居正回忆家乡之事,局面并非那么容易处置,以自己的才干,外加湖广精兵正好驻扎于江陵,也是很废了一番手脚,才把那伙人消灭。以战斗力算,那帮人绝对算得上悍贼。不过范进所说的话确实也有道理,正是靠着自己的名望,很多人不肯附逆,真正抵抗官兵的人并不多,不少团练乡约还出兵助剿,才保证那些人没一个逃脱。如果当时的局面变成百姓都起来对抗官兵,那胜负就难说了。
他看着范进,“那你说该当如何,才叫合格的牧民官?”
“牧民如牧羊。如果只用牧羊犬,那当然轻松了,自己找个地方一躺就是了。可是日久天长,羊只认牧羊犬,认不得牧羊人,因为两下离得太远了。乃至把牧羊犬做的坏事欺负自己的仇恨,也记到牧羊人头上,牧羊人没有惩罚牧羊犬,背这个锅也应该。照这么发展下去,官就很难管住民。要想让百姓认同官府,首先就是要让他们离得足够近。百姓能看到自己的父母官,能让父母官为自己做主争利益,自然就会认同他。哪怕最后真吃了亏,也就认了。毕竟百姓还是好哄的,只要肯用心,就能哄住。这次冯邦宁在江宁的行为,按说千刀万剐百姓才能解恨,可是只打了几板子,不疼不痒,老百姓也就满意了,原因就在于此。”
“退思,所以你你这次要求罢内织染局,改为官督商办,就是为了让百姓满意?我承认,这样确实于商贾及百姓有利,于万岁而言也未必是坏事。可是这样一来,可知要得罪多少宦官?毕竟他们都指望着内织染局发财。你又能给他们什么好处,让这些人不记恨你?为了一二商贾,就得罪中官内侍,你这样做于国确实有益,但对你自己,只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闯祸精,要想让我支持你的主张,就给我一个过得去的理由。”
范进点点头,随即答道:“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两个字:公道。老百姓要公道,商人也要公道!这次查抄黄恩厚,不算报效朝廷,他自己这些年积累私财达六十八万两有奇,这还没算上他在老家盖的房子,以及在家乡追赃的进一步结果。这些钱不管是河工还是漕运款,说到底都是民脂民膏。江宁的商贾被他迫害的事更是不胜枚举!他们心里如何不怨?万岁花了钱,百姓不高兴,这样的衙门,还有什么设立的意义?至于宦官能得到什么利益,小侄说不好,但是小侄可以给天子带来利益,宦官为天子家奴,主人家有了利益,做奴婢的就吃点亏也是应当。”
张居正道:“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就以你说的官督商办,做主的就成了商人。商人重利而轻国法,如何保证这些人用心?官督其实是督不住的,未来势必变成商贾尾大不掉要挟官员,这一点退思可曾想过?”
“商贾求财,并不至于尾大不掉,只要在总商上想想办法,势不可能要挟官府。国初百业凋敝,国无积粟,所以才要重农抑商,以求粮食丰盈。如今国泰民安,粮食的情形已经比国初改善许多,无粮不稳无商不富,也是时候该考虑商道了。”
范进心里暗自嘀咕着,大明朝自己是个什么作风,难道心里没数?把富翁巨商当肥鹅杀的事干了多少,自己心里清楚着。搞得现在东南地区有钱人都以存钱为愚蠢象征,商人怎么可能尾大不掉?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商人自己能对抗官府的错觉,让他们主动参与到国家大事之中,然后懂得存钱,才是对整个国家最有利的事。不过这些话只好闷在心里,嘴上不提。
“商道兴旺,物资便可流通,南北杂货互通有无,将整个大明国土做成一盘活棋。边关上的粮食,由商人运输,缺米的地方也可以让商人把粮食贩卖过去。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一些地方没有米吃,一些地方却要把粮食烧掉。当然,朝廷在里面也要控制,这就是小侄说的官督。要督就要有本钱,小侄提议官收粮食,就是保证藏粮于国,藏富于民。国库当然需要钱,但是官府的风格世伯是知道的,钱存的一多,就有无数人眼热想把他们花掉。前朝的封桩钱,也没逃脱这种厄运。如今国用不足,积累些钱财自是应该,为了国库充盈之后,想要保住这笔钱,只怕花的心思气力更多。”
张居正点头道:“那事我想过了。不过那时候费心费力,总好过为了没钱发愁。这就是我要问你的下一件事,官督总要有钱,想要藏粮于国,也要有钱买米,这部分钱财从哪里来?诚然,黄恩厚的赃款我可以做主留在江宁,修水利买粮食都够了,可是将来怎样?你的后任总不能光指望杀肥鹅,你得给他们想条路,也得给东南官场想条路。”
“这一点小侄想过了,不过开源节流四字。世伯管理官吏,节流上已经做到极致,下一步就是开源。”
张居正摇头道:“开海?你该不会也和那狂徒一样,想要大明水师去攻打诸夷,搞什么殖民?”
“无知妄语不值一提。海外封国难以遥制,云南一个黔国公,朝廷办起来都如履薄冰,若是海外之地,怎么保证为朝廷所用,二三锦衣携中旨一封,即可擒拿十万边军之主将。这种事在海外万不可得,我们不能给任何人造反的机会,海外封疆势必不可。但是除了海外封疆裂土,还有一个办法开源:做生意!”
第四百六十九章 范进的修、齐、治、平(下)()
“做生意?”张居正看着范进,眼神颇有些玩味,“退思,说实话,你让老夫有些失望。这个建议如果是其他人提出来,老夫会觉得恨满意,但是对你来说,这个方法太泛泛了,与你的雄心壮志和往日的表现大为不和。自月港开海以来,朝廷与外藩的贸易并不少,但是收益却十分有限。月港每年岁入不过两万两,就靠这么点小钱,能济什么事?”
“月港两万两,是因为太监在管。大头的收入进了太监的口袋,所以朝廷的收入便少了。其次,便是征税的法子有问题。月港不是良港,夷船不易停泊,之所以选在月港开海,是因为其地在闽省,便于漳、泉两州百姓领取船引,出海便当。倭寇之中多有闽人,开海的目的就是给闽人一条活路,不让他们铤而走险,是以开海不为牟利,只为安民,这样的港口,确实所得也有限,朝廷的收入就只有船引钱,以及出海货物税款。这里面的收入不大,真正的大头控制不住。依小侄之见,要想开财源,就要多开港口。不但要把货卖到夷处,更要把夷商请到大明来。不要把夷人当贼来打,而是要当朋友交。正德年间,我大明水师就曾打破佛郎机舰队于海上,但是两下并未因此成为生死之敌,反倒是将壕境租与夷人居住,年得款两万零六百两。昔日壕境本为不毛之地,岁无所出,租赁与夷人便成广东地方一处重要税源,一进一出,利害不言自明。”
范进又道:“其实我们广东人都知道,夷货是禁不住得。朝廷嘴巴上说要禁止番货,实际广州城里就从没少过番货卖。小侄上京时送的礼物,就有不少是南洋夷货。可见这东西拦不住,与其硬坐恶人,不如因势利导,就让番货光明正大进来。以我之有,尽遂夷人之需,两下商贾互通有无,朝廷以官方督办,按值抽分。这里面自然要有太监监督,但是也要设文官作为掣肘,以免好处都落到太监的口袋里,更放着他们盘剥商贾夷人,坏了通商大计。以沿海丝、茶、瓷器等物,易夷人之银,这样的开源远好于收税。官府不把眼睛盯在百姓的钱袋上,愿意让国内有钱人越多越好,才是人间好世界。”
“我先不说开海有多难,只说你说的利,此利利在商,于官何益?相反,夷人可以自由往来,我大明海疆虚实尽收其眼下,他日若兴兵来犯,我大明机密尽为人所知,又如何抗敌?”
“世伯。夷使进京一样要沿途周转,我大明还有什么虚实是他们看不见的,又何必怕多几个商贾?再说,我国的商贾出海,对方一样可以询问。只要开的价码合适,商贾们一样不会为大明保守机密。是以机密之事没什么可考虑,该泄露的总会泄露,能保住的总能保住,不在于他来或是我去。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发,朝廷曾严肃海禁,海上片帆不见,倭寇之患却比未禁海时猖獗百倍。直到先帝时月港开海,倭患为之大减,如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