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也会把上元水利修到最好。
可惜啊，他的情商还是不够，始终没搞明白问题的症结所在。不管他把水治的多好，堤坝修的多结实，张舜卿都不会在意。最多只会说一句这人有些才干，并不会因为错过这么个男人而有半点后悔。
刘勘之远比顾实聪慧，其中关节倒是可以看的出，但是却没必要说出来。毕竟上元治水一事如果做成，对于本地百姓是一件好事，于大明朝也是件好事。范进提出的那套复式耕种的方案在浙江的乡村里有人在搞，但是由于消息传播的落后性，这边知道的人不多，即使知道也受限于洪水威胁搞不起来。如果真能广泛推行开，确实可以令百姓得利，他自然不会去破坏这一切。
他指了指田间，那里有几根翎毛时上时下，时而能看到，时而就消失不见。“治水之事乃是个大工，不可操之过急。从请公示到筹措款项购买工料，非朝夕之功可成。事缓则圆，总要循序渐进才好，守拙也不必操之过急。倒是眼下之事，让我颇有些兴趣。眼下退思所行之事，于守拙家业大有妨碍，我还当你要他停止清丈田亩呢。”
顾实正色道：“元定兄何出此言？耕田纳赋，乃是千古不易的道理。既然种了田，就该交皇粮国税。应受优免，乃是朝廷恩典，于恩典之外的田额理当纳赋。顾寿山以往勾结粮官，从中做了许多手脚，还更改了田地这些事我一概不知，否则第一个会向官府说明真相。县尊眼下做的事，正是我顾家早该做的事，我们拖了这么久，如今让衙门的人受累，小弟心内难安。感激还来不及，又怎么会阻止。”
那些起伏不定的翎毛正是县衙门公人头上的佩饰，就在范进与刘、顾两人于树下闲谈时，这些公人已经脱了鞋卷着裤，在泥水里走来走去。
他们当然不是在无意义的乱走，而是在做一件极为重要，却又甚少有人愿意做的事：丈量土地。
虽然在秦代就统一了度量衡，但是到了明朝，各种度量单位并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数值，而是根据具体的场合情况有不同的标准。
就以尺为例，明朝的“一尺”并不是个固定长度。分为裁衣尺、营造尺、量地尺三种，依据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标准。其长度规定都是根据宝钞纸而来，在一尺这个标准上，三种尺之间的长度都不相同。
对于民间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来说，亩的概念也不是恒定值。一“亩”地并不是个固定大小，在不同的省份，一亩地大小不一。有的地区，则是以粮食产量作为亩的恒定标准，保证每亩田地的产粮数近似。
上元县目前奉行的计亩标准是三百六十弓为一亩，这就需要有人去测量，才能得出一个精确的结果。否则指着一片田地，随便说个亩数，只要不出太大的偏差，靠肉眼根本看不出来。而这种统计上的差额，正是当下一些乡绅以及胥吏的收入来源。
士绅的优免不是无上限的，后世所谓举人田地免税的说法并不准确。举人的优免田额在当下与秀才没什么区别，之所以举人可以得到大笔投献是在于其官员预备的身份，拥有了和地方官府交涉的资格。为了维护他的体面，其名下的田就没人去丈量，只需要他报个数字。说多少，就是多少，没人去追究。
乡村自己开的荒田是要报备的，报数字的时候随便说个数字，只要衙门里有人，就这么认下来，修订到鱼鳞册页里成为收税标准，按多出来的地，就是收入来源。像上元这种频繁发生洪水的地方，一场洪水席卷之后，有些原有耕田变成泽国，不能再作为田地耕种。上报朝廷时，这个数字做一个增减，都是收入上的重要来源。
作为朝廷财政收入根基的田亩越来越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土地没人丈量。每次统计时，都是由地方的粮长统计自己管境内的可耕种土地数。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是全村的利益，把田亩报的比实际数字小，是所有粮长都会做的事。而明朝廷控制下的田地就这么一点点被蚕食掉。当然，这里面士绅优免以及藩王田地的因素更重，但是这种丈量土地中的私弊，同样不可忽视。
至于为什么不官府出面丈量，道理也很简单，受累不讨好。清丈田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要顶着日头在田间行走计数，注定不可能由官员完成。朱元璋制定吏役无事不下乡制度，就是因为他当年在乡间是确实见过如狼似虎的吏役是如何迫害百姓胡作非为的。那些人的行为，会导致百姓对朝廷心生怨恨，一旦怨恨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可能酿成民变。
连正常的工作都要借机压榨百姓，中饱私囊的吏役，做这种苦差事更不可能规矩。清丈土地本来就会招来百姓的猜疑，再有这些人的压榨，民变随时可能发生。事后追究责任，主官就难逃罪责。再者，检地那些人其实和负责帐册那些人是同一批，到时候他们收了贿赂，还是可能按着乡绅的数字报上来，那这种检地还有什么意义？
即使遇到负责听话的衙役，地也不是那么好检。眼下没什么工具，都是靠自己的步子去丈量。大家身高不同，步子本来就不一样大，这种勘察方法肯定不标准。事后乡绅闹起来，两次丈量数字必定不一样，主官还是要背锅。
这年月大明官场已经进入得过且过阶段，谁也不愿意没事去做背锅侠，索性就随他去了。
士绅逃避赋税，再通过“诡寄”“飞撒”等手段，把赋税摊派到无钱无势的普通人身上。如果遇到有良知的官吏，这种行为就可能被揭穿。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乡绅也会有意挑起百姓与清丈人员的矛盾。终究是百姓人多，衙役人少，一旦发生武力冲突肯定是以公人被打伤而结束。是以衙役们遇到大户的田地不敢查，查小民的地没意义还可能闹出大事件，最后就干脆没人管这事。
范进这次不要顾家的钱，所提出的要求就是丈量顾家土地，顾家族人不得阻挠。顾寿山虽然不至于被抓去砍头，但是人已经被看押起来，顾实又是个难得的老实人，对官府的行为大力支持，是以对范进的要求顾实一口应诺。
整个道德乡的田地里，顾家田产所占比重比较大，他一点头，其他乡绅就不好拒绝。再者范进好不容易松口不再追究此事，谁也不想为这事得罪范进，到时候被记恨上，也牵连到行刺事件里就犯不上。
就在范进在此养病期间，城里的徐维志得到妹子消息，气势汹汹地点起一支马队差点出城来这里抓人。虽然最终事情未成，但是舆论已经传开，道德乡的乡绅地主宗族首领再怎么样也不敢招惹国公府，因此都表示出了合作态度。
地头上有人预备了绿豆汤，供公人饮用。范进又从村子里雇了几个农妇负责做饭，所用米粮柴薪，官府全额给价而不是派役征夫。他在江宁本来就有广泛群众基础，这事情办的又漂亮，因此百姓们对于公人的行为也没什么反感，反倒是有些胆大村姑寻着借口溜出来偷看这几位书生。
三个英俊书生于树下看着公人清丈田地，这情形怎么看怎么有些诡异。几位本地绅士带着仆人赶过来给他们送上茶水，又邀着几人到自家去坐，至于清查田地的事，交给下面人去做就行，不必几人在此亲历亲为。
江宁的土地兼并不像外面那么激烈，由于种植的作物都是粮食，土地收入不高，人们对于土地的需求也不强。像浙江那种富者田连阡陌桑麻万顷的事，在上元不存在（注）。土地清查起来，阻力倒是小的多。
百姓们原本只担心公人借机生事敲诈污辱妇人，又或是将大，盘剥无辜。现在看范进在此坐镇监督，公人们手里拿着栓好结的绳子，小心地清查田亩样子，非但不敢多报，就连庄稼尽量不去破坏，这颗心也就放下了。
执行丈量的捕快，都来自广东范家，全这段时间与胡二走在一起那些人。因为胡二的失踪，让这些人心里充满了紧张与不安，认定范进心狠手辣，偷偷害了胡二性命。连自己内弟都说杀就杀，这等狠人，自然不是乡下人敢招惹的。这工作虽然辛苦，总不至于丢命，再说总比种田轻松，也就愿意去干。
好在他们本就是田间的农夫，丈量土地是自己的看家本事。既然不能发财，就只好享受一下主宰他人生命的快感。看着那些百姓在自己面前低眉顺眼的样子，这些人的心情也逐渐变好。再看到范进也一群员外书生也在树下挨晒，他们也就没了抱怨。
汗越来越多，身上越来越热，但是这些人想着胡二的失踪，自己的行为就不敢放肆。任是天气再热，也不敢脱下上身公服，就连小解，都要刻意避开人，生怕撞上个妇人。范进发了话，敢犯妇人者，直接阉了再说。是以眼下不是妇人怕公差，而是公差怕妇人。
随着他们一个接一个报出检查的结果，随同出行的吏员就把数字记在自己的帐本上，再交给范进。等到中午时，再向这些清丈人员复核。
看着这些人的工作态度，几位乡绅都不住点头，心里称赞着范进年纪虽轻，做事倒是极有章法，不愧是被张居正看中的人。但是对于清丈土地这事未免有点小题大做，即便是田额有差，一年又能有多少钱粮差额，也至于如此兴师动众？
第四百二十七章 吏员的传家宝（）
“本官知道，你们这些人嘴上不说，不代表心里不想。有人觉得本官小题大做，也有人觉得本官果然是从乡下出来的，并非书香门第，眼窝浅见识少，眼睛里见不得大钱。区区几斗米，几两银子，也值得如此兴师动众？在你们心中，自己做的事都是小事情，没什么了不起。既没杀人也没放火更不曾背主卖家，不过是放那些粮长一条路，让他们少交点钱粮罢了。反正县里可以向府里告免，求减，再不行就欠着。苏松两府欠了户部几百万石的粮税，这辈子是别指望还清了。不还是这么着，又能怎么样？可是本官告诉你们的是，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
范进的房间里，七区管粮官全都在场，个个一语不发，站在房间里沉默无语。在范进手头，放着一叠装订好的帐本，这就是他这次在道德乡的成果，上元十八乡中，道德乡的土地已经全部清丈完成。实检土地比县里帐簿上的土地，多出三千七百余亩。这里面既包括一些故意隐匿不报的，也有一些是连自己都没搞清楚，由县衙门这次清整才发现的。
除了清丈具体田地数字，另外一件事，就是核实个人的田地所有数。所有田地属于谁，都要登记造册，并和官府所存的底档进行对照。如果有错漏，就地更改帐册，发放地契。这种县令现场办公方式，让吏员们没了从中做手脚的余地，诡寄飞撒等手段都用不出来。只能一板一眼，按着实际的田地数字发放地契。
顾寿山那边也一早就招了。毕竟比起行刺朝廷命官意图谋反，行贿粮官，减免粮税的罪过就小的多。
明朝的税虽然不重，但是役却能要人的命。把役摊派到税里，这原本不高的税额，也让人难以承受。粮长告免算是给自己管片谋个福利，至于自己从中吃一部分回扣，则是他辛苦奔波，用心打点的动力所在。同乡即使知道，也不能多说什么。
整个上元分为七区，每区的总粮长实际控制都超过两个乡。顾寿山另一个管片，长乐乡的田土情况，也即将清查完成。
顾寿山当然不愿意只有自己倒霉，干脆把其他六个总粮长都咬了出来。连带管粮官与粮长之间互相勾结，一方面向朝廷少交免交，一方面尽最大力量在乡下压榨钱财的事，都一一招认清楚。这份口供就放在范进手上，其抄件则摆在几个粮官面前。
这些管粮官都是衙门里的经制吏。其中户房就占了三个，一个经承两个管年，全都牵扯在里面。这些人的名字在吏部，即使是县令，在没有确凿证据前提下，也没办法把他们怎么样。由于都是世袭职务，他们对于地方比外来的县令更熟悉，往往是这些人架空了县令的权力，让县令按他们的意愿行事。
如果两下合作不好，这些吏员也有的是办法折腾主官。比如礼房主管祭祀，他如果严格要求的话，每个月都有若干场祭祀需要县令出席，然后祭祀前三天就要斋戒，只要他想，你这个县官这个月就别怎么打算吃到肉，更别打算和女人同房。
在俸禄方面，除去正俸，折色能拿到什么，也是看吏员的手段。跟县令关系好，自然就有银两或是丝绸可拿，如果两下关系搞得僵化，收到缆绳、船帆作为工资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是以地方官与吏的关系一直以来就是个复杂的课题，两下互相争权，又互为表里。
县官当然可以指名严参某个吏，且一参必中。但是以上官参弹吏员，也会成为仕林笑柄。再说吏员被开革，换他儿子或是兄弟来当，也没有太多意义。吏员们集体怠工，县令的工作就难开展。这也是为什么县令越来越倚重师爷的原因，这个群体正好是吏员的克星，可以为县令遮风挡雨完成工作。
县令另一条制服吏员的路，就是拿到足以收拾吏员的证据。性命所关，那些吏员也就强横不起来。眼下范进手上拿的，就是这么一张王牌。
平素笑脸待人的范进，眼下面如寒霜，让房间里的空气温度都下降了许多。
“江宁不是边关，不用防范着有北虏打过来砍人。这些年也不大闹倭寇，不用担心战事。腹里地区太平世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钱粮！本官生在广东，也去过北方。这些地方哪里都不如我们江宁富庶，在这里做老百姓是福气，做官也是福气，应该安于本位，勤恳任事，上报天子下安黎民，这样才对得起老天爷把我们派到这里做官的厚爱。可是有的人，却太不懂得惜福了！”
“我知道，做吏员很辛苦。可是比起外面那些农人，你们终究是要幸福多了。起码不需要自己去耕地，不需要弄得浑身是泥！你们嫌收入少，本官来想办法。让你们全家有饭吃，保证比衙役吃的更好，他们一个月吃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