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这一句“目力所及”，弘毅专门查阅过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纯净的空气中，人眼可以看见27千米外的一点烛光。在海上能看到16～25千米外的船只。若在高山顶上，眼力可以扩大到320千米处。抬头望星空，则能见到1000千米远的人造卫星，还能见到相距几十到几千米年的星座。所以，那时候有些欧洲国家的领海概念，最大不过30公里之内。
17世纪时，荷兰国际法学家h·格劳秀斯主张：“如果在一部分海面航行的人能被在岸上的人所强迫，那么这一部分海面就是属于这一块土地的。”换言之，国家管辖的海域范围取决于它的有效控制。从这一原则演变而为下列标准：一国的领海宽度应以大炮的射程为准。1703年另一荷兰法学家宾克斯胡克提出：武器力量终止之处即陆上权力终止之处。当时大炮射程约一里格，即三海里，因此很多人便认为一国控制的沿岸海的宽度应为三海里，从而提出“三海里规则”。但大炮的射程不断扩大，三海里的主张因而失去其理论根据。可见，顺治年间的欧洲，无论学者的意见还是各个国家的实践，在领海宽度问题上，是很不一致的。
如果大清国能够就此颁布诏书，而且将领海、甚至最早的“专属经济区”的原始概念都提出来了，那绝对是捷足先登，至少是与世界同步！
“何为海更？”福临听得很认真，也很好学。
“回皇阿玛的话，所谓海更者，《天下郡国利病书》＇1＇中有云：更者，每一昼夜分为十更，以焚香数为度，人从船面行，验风之迅缓，定更数多寡，可知航至其山洋界。据此推算，一海更者，约合六十里＇2＇，合一千八百营造尺。”
弘毅侃侃而谈，心里十分自得的盘算着：
上海到钓鱼岛不过200海里，也就是370。4公里。从中国大陆最南端海南岛三亚到南海最南端的曾母暗沙，距离有2000多公里。而大清领海定为二十海更，按照顺治年间的标准度量衡＇3＇来计算，也就是691。2公里。如此算来，大清领海可以涵盖整个黄海和东海，直抵日本九州岛本土。而琉球国其时早已是大清属国，也就是说，其最东边所谓北大东岛（琉球语译，今属于属于冲绳最东端的大东群岛的一部分）之外近700公里的西太平洋海域，也属于大清领海！而在南海随便找两个有人居住的岛屿，就可以将整个南海囊括在标准领海范围之内了！
弘毅自以为是的窃喜，却忽略了一个问题：自己引为凭据的这本所谓《天下郡国利病书》，其时刚刚成书，也许还在作者手中呢！
“何为《天下郡国利病书》？著书之人为谁？”果然，聪明的皇帝不可能不发此一问。
“哦，儿臣疏忽了。此书为顾炎武所著。”弘毅简单作答，不得不暂时放下心中对领海概念的计较，转而思考如何应对这一时的失语。
“顾炎武？朕知道此人，实乃才学过人之士子，可惜不愿意入仕。玄烨是如何知道他的？”福临紧追不放，充满好奇。
“儿臣前日和您说起过，骡马市搭救下一位老者，叫做谈迁的。他和顾炎武有些私教，是谈老先生告知儿臣的……”弘毅勉强应对，只能言简意赅，防止言多必失。
“原来如此，哈哈，玄烨还真是‘往来无白丁’呀！哈哈！”福临一笑了之。因为，他也不想说出下文，他早已同意玄烨所请，要让谈迁入职国史院为编修，否则皇太后那边又会多出许多波折。
“儿臣谢过皇阿玛鼓励！”弘毅心领神会，急忙应承，接着继续汇报：
“这大清领海之内，只准大清水师及本朝商船通行，藩国船只不可擅入，需在天朝指定之一处或几处港口靠泊报关，得到通关文书之后才可入领海去他港。凡携带炮弩之战船，则断然不可许其进入，否则，视为挑衅进犯、开启战端。
大清属海之内，各国商船虽可往来通行，然必须听从大清水师之调度，随时接受水师之登临检查。各国战舰则同样不可擅入。若要靠港补给，也必须专往一处港口靠泊，允其三五日补给物资，而后在大清水师伴随监视下，尽速离开我属海范围。
大洋之上，无论各国商船战舰，任其自由。于我朝水师，更是往来自由如常。
如此排布，是为将来大清水师为我皇家海商船队伴随护航做一铺垫。”
“皇家海商？”福临终于忍不住，抓住机会插话一句。
“是的。儿臣以为，大清满朝文武，任凭谁，都不如同安王郑芝龙适合来做这皇家海商船队的统领。”弘毅信心满满。
“为何是他？”皇太后也问道。
“皇玛玛，一来，他早年行商于海上，经验老道，人脉极广；二来嘛，难道让郑芝龙、郑森他们父子一直盘踞在福建一省不成？”弘毅说着，诡异一笑……
“好！如此一来，一举多得！皇额娘，此事是否可以如此操持，还请皇太后示下！”福临十分满意，却不忘自己的老娘。
“这些个俗物，你们父子君臣商议便是，不要拿来叨扰我老太婆子了！”布木布泰十分满意儿子的谦虚懂事，所以顺便高姿态一下。
“既如此，儿臣就做主了。”福临向皇太后轻轻躬身，接着说道：
“玄烨听旨！”
“儿臣在！”
“朕命你会同兵部、户部，即刻草拟诏书，就按你说的办吧！”
“儿臣谨遵圣旨！”
……
云淡风轻之中，弘毅已经改写了中国海洋史，也再一次改写了世界历史！
＇1＇《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中国明代各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地理著作，120卷。明末清初顾炎武撰。顾炎武自崇祯十二年（1639）后，即开始搜集史籍、实录、方志及奏疏、文集中有关国计民生的资料，并对其中所载山川要塞、风土民情作实地考察，以正得失。约于康熙初年编定成书，后又不断增改，终未定稿。该书先叙舆地山川总论，次叙南北直隶、十三布政使司。除记载舆地沿革外，所载赋役、屯垦、水利、漕运等资料相当丰富，是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史籍。原稿为清代藏书家黄丕烈收藏，分34册，其中佚失第14册。现通行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
＇2＇清光绪时期将一里=576米。1更=60里=34560米=34。56公里。一里，本意是表示长度，即500米。从古至今，一里表示的长度有所变化，周秦汉时期一里=415。8米，清光绪时期将一里=576米，到了1929年，一里=500米。清光绪34年（1908年）重定度量衡时明确规定里制为：“五尺为一步，二步为一丈，十丈为一引，十八引为一里。”在“新制说略”中指出：“长短度分为两种：一曰尺度，以尺为单位，所以度寻之长短也。一曰里制，以一千八百尺为一里，用以计道路之长短也。里制即积尺制而成。盖道里甚长，若仅以尺计，则诸多不便，故必别为里制。”这里把尺制、里制作为基本长度单位列出，在当时是有新意的。据上述清光绪末年所立里制可知：一里为营造尺1800尺。营造尺一尺等于0。32米，所以1800尺，等于576米。因今市里一里为500米，所以以营造尺计里则一里为今市里的115。2％。
＇3＇清代标准度、量、衡的基本计算单位分别是：营造尺、漕斛、库平。
第八十九章——诏设皇仆局（）
顺治十二年九月初七日，**下，一道看似十分“冗长”的诏书广布天下，在天朝上下、特别是王公大臣和宗室觉罗们之间引发了巨大的议论风潮：
首先，所谓“诏书”＇1＇可不是随便什么事情都可以用的。清代凡国家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和隆重庆典，才用诏书宣告全国臣民。如皇帝“登极”颁即位诏，以宣布自己的施政纲领；皇帝“崩世”颁遗诏，总结自己一生统治经验，以遗言告戒臣工；皇帝有重大过失，向天下公开自责，颁罪己诏；国家的重大兴革，如光绪朝维新变法颁维新诏、立宪诏等。此外“册立皇后”，“加上尊号、徽号”均须颁诏，宣告全国，无论官民，一体皆知。
除此之外，皇上想要对文武百官、宗室亲贵们正式讲话的时候，可以采取诏书之外的多种形制的公文格式——总称“制辞”，比如敕、谕等诏令文书，凡载有天子之言者，都叫“制辞”，却主要是为宣示百官之用，而不下达于庶民。
其次，颁布诏书的地方也是很有讲究的。有清一代，颁布正式的诏书，一般有太和门、午门和**三种选择，其中尤以**规制最高。遇有新皇帝登基、大婚等重大庆典活动和皇帝父母进宫，都要启用**。皇帝平时一般不走**，只有每年去祭天、祭地、祭五谷时，才由此门出入。此外，将领出征时祭旗、御驾亲征时祭路、刑部在秋天提审要犯（“秋审”）等重大仪式也都在此举行。**唯独皇帝可以出入，而且只能出入喜事，绝对禁止出入丧事。可见，**是国之重器，在此宣布诏书，意义非凡。
最后，诏书的内容更加令人惊愕不已。这篇洋洋洒洒的诏书，如果翻译成后世的白话文，其要义就是说：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原镶白旗显亲王富绶门下包衣人孙狗子，仗势欺人，当街羞辱读书人，巧遇奉旨出宫的大清多罗贝勒、火器营左总统大臣玄烨，竟然对于皇子贝勒的劝告恼羞成怒，施以拳脚，致使皇二子一肩脱臼。但整个过程中没有使用兵器刀刃，也没有造成皇二子流血内伤，更没有任何笃疾。
朕闻听此事，爱子心切，就像天下所有普通父亲心疼自己的儿子一样，怒不可遏，曾下旨严惩，甚至不惜将犯事作案之包衣人斩立决。
但圣母皇太后英明，告诫朕不可将私怨迁嫁于国法。这让朕冷静下来，下旨内十三衙门尚方院会同宗人府和刑部一同会审案犯，并加封皇二子玄烨为下五旗宗室总理，代朕行监审之职。之所以要让皇二子作为监审之人，就是希望他能够秉公执法，为皇室宗亲做一表率。
难能可贵的是，受伤的皇二子并没有气急败坏，而是依据朕钦定《大清律集解附例》中的律条，指出他本人只是遭受轻伤，张狗子又没有动用兵器，依律“殴打宗室觉罗”一条，应判“杖八十徒二年”，其余从犯，只算斗殴，各责“笞二十”。
此审议得到了宗人府、刑部和尚方院的一致同意，并共同形成了专案题本报送给朕。这一结果与朕的初衷十分吻合：
当初朕故意下旨严惩，是为了考验皇二子是否会借机宣泄私愤；让府部院三衙门会审，是为了考察各处官员能否秉公办案，也考验皇二子能否与各部官长同心协力，办好差事；案犯张狗子等人收押以来，饱受惊吓，皇二子能够代朕宣慰，处置得当，体现了朕爱民如子的作为。
张狗子等人虽是犯人，然而毕竟没有触犯“十恶”＇2＇以致不赦，他们终归还是人，还是朕的子民！故而，皇二子会同诸部所拟题本，朕均已恩准：首犯张狗子徒留乌兰乌德，罚做披甲人之奴。其余从犯，恩准“小笞＇3＇”二十，发还原主严加管教。
得此皇子，分忧君父，朕心甚慰；赏罚分明，不徇私情，家国幸甚！
借此机会昭告天下：大清皇帝之子既然能够如此公正严明，则自今日起，不仅“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而且“庶民犯法于王子，概无律外重罚”！
今后，无论宗室觉罗、黄红带子、王公大臣、贵胄权贵，皆不可因案情涉及自身、家人、亲友等，而施压于公堂，以求私寻重罚案犯而置国家法度威严于不顾！
试问：天下还有谁的亲贵程度可以与皇二子玄烨相比？朕之爱子都可以如此公允，将国家法度置于自身之上，那谁还有理由要法外寻情？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皇二子玄烨能够举一反三得提出，原下五旗旗主为了维系大清八旗根基，不约而同的建议由朕亲领八旗之后，所有八旗子弟自此首先效忠大清、效忠于朕，这是国家之幸、天下之幸。自此以后，不再会有因“一旗一家之私利”而置天下大义于不顾。但，各旗包衣人如今仍归属于各家主之门下，与当世潮流不符合。
朕闻之，深有同感。想当年大清入关之初，天下民人流离失所、苦疲不堪，为了稳定民心、安定天下，九王多尔衮因势利导，于顺治二年春，颁布《投充令》，允许八旗官民招收贫民屯垦。但许多圈地后的原有农民也因家产被夺占，只好“带地投充”，带地投充者仅需交租税，若无土地则负担较大。同时出现旗人士兵强逼汉人的“满洲威逼投充”的情况。同年朝廷又颁布逃人之法，加以匡正，至今却效果未显。
据此，朕今日昭告天下，投充之令、逃人之法皆需细判，不可草率。特别是现在天下初定，民人期盼稳定生产，今后凡是投充者，必须严加控制，详细判别。对于逃人，也要谨慎对待，不可涉及无辜。
至于圈地，顺治八年正月，朕曾在谕旨中指出，农民全赖土地为生，圈占土地就断绝了他们的生路；要求户部行文地方官，将以前圈占的土地全数归还原主，以便适时耕种。不久，朕又批准了科臣＇4＇李运长的建议，免圈京畿良乡、涿县等13个县的“余地”。顺治十年，朕又再次重申：“以后仍遵前旨，永不许圈占民间房地。”＇5＇
另，包衣人乃满洲旧俗，太祖太宗之时早就成例：包衣的总管之权在国家，只有皇家拥有对八旗内官员与兵丁赐予或收回包衣的权利，拥有包衣的官员或兵丁仅有权奖赏或责罚自家的包衣，而无权杀害，也无权私自买卖、交换、或赠送。
但入关之后，新投充入籍的包衣奴才往往只知道有家主，而不知有国主，直一味效忠于家主，却无视皇家国主之威。此之所以张狗子居然于闹市之中殴伤皇子也！
因此，皇二子玄烨建言，于宗人府内设立“皇家仆吏局”，专管下五旗各旗包衣人，包衣奴才的入籍调配、日常管理、升迁惩处、俸饷福利等等，统统收归皇家仆吏局。每年初，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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