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缠不休的所谓“推销“，实在是对这家店铺好感倍增。
经过一年多自己在宫中的潜心习练，再加上师傅范承谟以龙兴圣迹日讲官的名义来教习，弘毅的书法造诣大有长进，自然对这文房四宝有了兴趣。进了这家“南纸店”，也想着搜罗一番。所谓“南纸”，就是时下流行的安徽“宣纸”，江苏“粉蜡笺”，福建、浙江、陕西“竹纸”等著名纸张，如果寻一些回去，也算是有所收获了吧。
弘毅刚在孙氏的协助下爬上了张椅子，准备一边歇脚一边观瞻一下，角落里突然出来一人，径直朝他走来。弘毅和玛拉都注意到了，而且玛拉已经作势就要上去阻拦，却被瞧了明白的弘毅抬手制止。
“季师傅，怎么你也在这里呀，真是太巧了！”弘毅没等来人甩袖下跪，先坐在那里张口定了调子，同时辅以挤眉弄眼。
“呃……臣……臣……真……真是太巧了！小爷今日怎么得闲出……出来巡游呀！”
这人正是兵科右给事中、《国学与西学》编修之一季开生季大人。本想过来行觐见皇子贝勒的大礼，却被表情怪异的小玄烨悄悄制止了，急忙改“臣”为“真是”，“出宫”为“出来”，还算是机灵。但是生于天聪元年（1627年）的季开生，时年不过三十，自然不敢以“为师”、“老臣”自称，只好简单应对一番了。
“我和婆婆、乳娘，还有马（玛拉）大哥出来逛逛，您怎么也在这里呀？”
弘毅抓紧时间介绍一众下人的现在称谓，以防季开生露馅。季开生也是随着弘毅的介绍注意抱拳施礼，一一见过。众人齐齐回道“见过季大人”。只有玛拉被称作“马大哥”，一时有些受用不起，来了个单膝跪地打千儿还礼，同时也是冲着贝勒爷请罪的意思。
“哦，天中家住附近，也与这南纸店的老板素有交好，今日过来寻些文房用度，不想巧遇小爷！”季开生心思飞转，用自己的表字“天中”自称，对答起来也是自然了许多。
“下官张岁寒，见过总统大人！”季开生身后，另有一人，生的有些猥琐，两只小眼睛，一张尖下巴，虽然不是后世影视剧中典型的反面角色，至少是个唯利是图之人的标准样貌，这时却恭恭敬敬、以下属之礼来参拜弘毅。弘毅有些懊恼，自己小心维护的“准”微服私访，眼看就要被这个愣头青给搅局了。
“上官大驾光临，小的没有远迎，只好歇业半日，恭请大人品鉴店中一应事物！”张岁寒似乎看出了小家伙的不悦，跪在地上说道。
弘毅这才注意到，不知何时，店内只剩下了他们几个人，也许是本来人就不多，竟在不知不觉中被刚才那位机灵乖巧的伙计全都打发走了。此时他已立在门口，对几个要进店购物的书生作揖打躬，挡驾于门外。
“哈哈，店家客套，快快请起，我们打扰了你的生意了！”弘毅就因为这一点，立即收拢了以貌取人的打算，准备客客气气请他起来，却突然从刚才的几句话语中领悟出什么。看那张岁寒已经起身肃立一旁，接着问道：“你刚才自称……你也是？”
“回总统大人的话，下官不才，腆居您麾下火器营七品笔帖式＇3＇。”张岁寒恭敬答道，弘毅也终于明白了这位“店家”的眼力了得。自己是火器营左总统大臣，属于他好几级以上的领导，张岁寒所以才以“下官”自称，而且是行了跪拜大礼。自己与他素未谋面，一定是从季开生的举止言行中窥探出了一二，知道自己就是那位声名远播的多罗贝勒、皇二子玄烨了。
原来，清初之时，一些下级官吏往往会拿自己的俸禄做些小生意来贴补家用，那时候天下初定，朝廷之上也没有对这种事情加以禁止。而这南纸坊，正是这位张岁寒用积攒的俸禄开办起来的。
“哦，那这次还真是进了自己家门了，哈哈，就是影响了张大人的生意！”弘毅在朴氏的帮扶下，当仁不让的坐上了主位，和颜悦色的说到。
“属下不敢承领，贝勒爷大驾光临，小店蓬荜生辉！”张岁寒及时更改了称呼，由下官变为属下，关系就更进一步了。
“那你这南纸坊都做些什么生意呀？”弘毅四下打量，突然在店中醒目位置发现了署名“季冠月”的篆刻“笔单”，忽然想起那方季开生送给自己的“千古江山”的印石，也就想起来，季开生，字天中，号冠月，原来“大清第一直臣”也是需要靠自己的受益赚些外快，贴补些家用的。如此一来，就对这个从事第二职业的自己的属下有了一些理解，多了一些体谅。
“回贝勒爷，小店也就是卖些文房用具、笔墨纸砚之类的，无什么特别之处。”张岁寒含糊达到，估计是不想扯季开生下水的意思。
“南纸坊自然是纸张上好，其它的也都是也副业罢了。”季开生有些脸庞微红，也是半遮半掩替张岁寒圆场。
“哈哈，刚才店内伙计还说，你们这里的白折纸不错，应该是个主营吧？”弘毅笑了，知道这两人互相维护的心情，本就没有深究的意思，于是将话题引向他处。
“贝勒爷果然英明，小店这里的经营也是隐瞒不过皇家圣子的！”张岁寒赶紧应承。
“那你给我说说这白折纸的门道吧。”弘毅和颜悦色的问道，舒缓一下他们两人的情绪。
“嗻！”张岁寒回身取来一些样品白折，细细说来……
＇1＇奏折是重要官文书之一，也称折子、奏帖或折奏。它始用于清朝顺治年间，以后普遍采用，康熙年间形成固定制度。至清亡废止，历时两百余年。清代官吏向皇帝奏事的文书，因用折本缮写，故名“奏摺”。也称“摺子”。奏折页数、行数、每行字数，皆有固定格式。清朝入关之初，沿袭前明旧制，官员有事报告皇帝，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题本盖印，奏本不盖印。
＇2＇所谓“笔单”，就是书画篆刻家们经过名家推荐，订出其作品出售的价格标准。店家可以代客订购，从而从中提成。
＇3＇笔帖式，满语，也作“笔帖黑色”，意为办理文件、文书的人。清入关前称有学问的人为“巴克什”，天聪五年（1631年）改为“笔帖式”。清各部院、内行衙署均有设置，主要掌管翻译满汉奏章文书、记录档案文书等事宜。清入关后，国家制度日臻完善，政务活动急剧增加，文书档案工作也日渐繁杂，清政府遂在各衙门广置笔帖式。笔帖式为国家正式官员，有品级。早年有五、六品者。雍正以后除极少数主事衔笔帖式为六品外，一般为七、八、九品。笔帖式升迁较为容易，速度较快，被称为“八旗出身之路”。
第五十五章——大谈义利观（）
原来，这“白折纸”可一点都不简单。
张岁寒向弘毅说道，大清入关以来，天下日渐平定，国家政事也是日益繁多。盖承平之时，朝内衮衮诸公无所事事，乃于阅看外省各大吏呈递奏折时，挑剔其件中之破体字及与各种款式之不符者，以为尽心于国事也。大凡臣下呈递折件，字要工楷洪武正韵，尤当谨记本朝历代皇帝之庙讳，与天边皇、背旨、落地臣，种种之避忌。稍有疏忽，即被阅折大臣指出，轻则罚俸，重则降级，是以封疆大吏均皆引以为戒。故对于选用奏折，必须纯洁无疵者为上上品。
张岁寒深知奏折关系官吏前程者甚大，对于此事十分留心，每一白折必经十数人之手拣选而得，稍有微细之墨迹即打入残货内存，故而其价格虽然比较他辅昂贵半倍有余，但却逐渐得到周边汉人臣子的信赖。因为他这“南纸坊”但凡售出的白折纸，绝无丝毫毛病，用主买去准可放心。天长日久，就连京城周边的各省疆吏，都会委派下吏入京成批购买，生意也是日渐兴隆起来。
“看来张大人可是生财有道呀！”弘毅听完，感觉这张岁寒的确精于商道，而且分析判断能力不错，知道和自己一样的官员在这折子上，都有哪些特殊需要，而且能够抓住商机！单纯做一个笔帖式貌似有些屈才了。
“总统大人！属下虽然经商，可即使如此，也不敢忘记孔圣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训，只是经营这些文房四宝、文雅用度，得几分小利而养家糊口，实属生活所迫，万般无奈罢了。于公务，属下定当尽心办差，不辱使命！”没成想官商通吃的张岁寒却像是被戳中要害一般，竟然义正言辞的来辩解。看来，他把弘毅的称赞当成了讥讽。
“哈哈，谁说孔夫子不求利来着？”弘毅一下子来了兴趣。巧的很，作为后世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他可对儒家的义利思想有过一番粗浅的研究，今天张岁寒这句话，勾起了弘毅要用后世的儒家解读来卖弄一下的兴趣。
“君子唯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张岁寒引用了一句孔老二的经典名言，就不说话了。至圣先师的话你也敢否定？还真是鞑子的后代，尽管传得神乎其神什么“圣婴”，也不过如此罢了。
弘毅看出了“张店长”的不屑，也不着急，慢慢说道：“关于义和利，其实儒家经典都有论述，你们切不可以偏概全。”
“儒学乃是入世的大学，其关注的所在很多，义与利便是其中一个大论。何谓义？何谓利？义者，“事之所宜也”，关乎特定伦理、道德，是儒者们心中至高无上的道义。利者，“人之用曰利”，多指常人所需之物。如何看待义利二者？这义利观就事关重大！
其一，儒家并非不讲利，而是认为利存在必定合理，这在儒家诸贤的论著中皆有揭示。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认为君主在主持国政时应把解决子民的生计放在首位，所谓‘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而要‘因民之利而利之’。子贡问政时，他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见孔子看重人民的生计，不过他存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并对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故‘罕言利’，对利持谨慎保守的态度。推崇‘民为贵’的孟子，也强调人民的生计利益，‘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指出君主治国应以民利为重。荀子也肯定了利的客观存在性，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董仲舒也肯定了义与利相互依存的关系：‘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也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可见在儒家义利观中，讲利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义与利的关系，即二者孰轻孰重，才是义利观的核心所在。
义与利的关系，包含着两重内涵。首先，在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之间，儒家强调三纲，家国大义至高无上，应限制自我私欲。其次，要做到居仁由义，求利之时，不能背义，要受义的制约，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正是此意。
儒家之于义利，一直是重义轻利。孔子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彭更曾问孔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回答：“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可见，孟子并不在乎利大利小，关键在于是否有义，有则利再大不为过，无则利再小也不能受。到了朱熹，更是指出“利是从那义里面生出来，凡事处置得合宜，利便随之，所以‘利者义之和’盖是义便兼得利”，可见儒家主张的是见利思义，以义导利，强调人的“趋利”要与“有道”一致。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易其道去之，不去也”。求富贵去贫贱都应以义为准绳，以义导利，以义去恶，否则将适得其反。义利兼得，这才是儒家的理想！
当这种理想境界不可得，即义利不能两全之时，儒家做出了先义后利、舍利取义，甚至舍生取义的选择。“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辞也”。在此，孟子极大地强调了义的重要性，为了义，生命都可以舍去，更不用说一己之私利了。董仲舒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要求人们超越功利，保持道义和人格上的完满。朱熹极力宣扬“不谋利，不计功”的思想，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强调“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利永远在义后，选择义，淡化对物欲的追求，取得道德上的满足感。
可见，儒学之义利观，不是不求利，而只是利从于义，义占据着举重若轻的地位，对利的追求与获取，不仅要受义的制约，必要的时候，因义而弃利，这才是儒家重义轻利之精要——以义求利。在求利的同时，以义为准绳，不损害他人和家国根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为中华之义而求利又有何不可？
何为大义，何为重利？在我看来，忠君爱国、引领天下于大道为大义，富国惠民、供养强军定寰宇为重利！张大人假使能够做大做强现在这一家小小的纸店，引领天下商家之风尚，成为中华巨商、富甲天下，则岁献朝廷之税赋定然可观。再假使，各行各业皆有忠君爱国、心怀华夏的巨商，往来于海内、行商于天下，则我皇家朝廷岁入必然可观，我中华国力必然独步天下，我大清臣民必然富足充实，我士农工商四民必然安康和谐，当其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至圣先师之夙愿可成矣！
然成此大义重利，则需从微义轻利入手，何为微义？人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此为微义；商家童叟无欺、公平良德，亦为微义。何为轻利？小本起家、节用薄敛，积少成多、诚信经营，此为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