迭出，相机战守。此三方者，攻瑕宜先粤西。粤西溃则可望胆落，滇、黔亦当瓦解。’此疏奏足可见其心思缜密、堪为大任。”
听到这里，弘毅终于表态了：“如此说来，此人的确有其独到见地啊！既然如此，今日老玛法即刻上疏朝廷，保举此人。您保举的人，我自然是会加以寰护的！”
别忘了，即使你不保举，到了我康熙朝，一样要好好使用此人滴！
其实，弘毅却万万没有想到，汤若望之所以要将正五品的兵科右给事中魏裔介拔攫为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并且置于自己麾下，是有一番“知恩图报”的意思的！
（本章完）
《打油诗一首。藏头》
读文阅史只长息
正说当年有契机
版定图开皆夙愿
去来神秘亦难期
起身百载光阴渡
点尽人间苦与疾
中镇边夷平海晏
文安武定喜泪滴（。。）
第二百四十四章——同会之兄弟（一）（）
闻听小玄烨欣然同意自己关于举荐魏裔介为新任“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译馆”之事，虽然是只是一个“毫无实效”的口头承诺，但汤若望依然大喜过望，情不自禁再次挪动自己不太利索的双腿，站起身来毕恭毕敬作揖行礼，并且称颂道：
“老臣多谢小爷眷顾！有了魏裔介、魏石生之助力，老臣愿意会同在京的其他教士，一起多多教习四译馆的各色通译。如此一来，我亦有信心能够让大清的通译之才多多涌现，中西交流得以更加顺畅！假以时日，天主福音也必定能够更加顺利的在大清广为传播！”
弘毅也急忙从座位上跳了下来，有模有样得扶起半弓着身子的老洋头，笑着说：
“呵呵，老玛法怎么如此客套？不过，玄烨身居宫中，倒还真是去过您的南堂，却一直没有机会，进而有幸结识您在京的同会其他兄弟呢！”
“哦，现如今在京师的，除了老臣，已经晋铎的教士也就是利类思和安文思等几位兄弟了。”汤若望一边趁势拖着病腿坐回圈椅，一边随口答道：“只不过他二人却都是暂居在八面槽的家中，并不和老臣住在一起，故而两位兄弟还未曾得以拜见小爷。”
“哦？利类思……安文思……八面槽……”弘毅却是自顾自地自言自语起来。
“是，正是八面槽。就在金鱼胡同西口以北、灯市口西口以南那一段，靠近**府的地界。老臣在前明之时。听人说在这条街中间的水井旁边，有一个八面形的饮牲口用的石槽，‘八面槽’故而得名。”汤若望以为不常去东城的小玄烨对此地名不知所谓，故而详加解释。
“哦……”
弘毅明显对“八面槽”这个王府井大街上的历史地名不感兴趣，依旧若有所思的样子。
“不过，小爷，他们也只是暂居那里的，毕竟他二人还是戴罪之人……”汤若望对“无所不知”的小爷还是沉思不语有些吃不准，只好又主动交代了一个“细节”——戴罪之身。
“这个我倒是知道的。”弘毅终于想起了什么，接过了话题。
“您自然知道他们当年在四川委身投靠张献忠那贼寇的事……”汤若望毫不奇怪弘毅说知道此事。
“呵呵。当年之事就不必再提了。”弘毅点头应对。却想着另外一处。
原来，这利类思和安文思，是和汤若望几乎同一时代的耶稣会教士，也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和汤若望同在北京。利类思。字“再可”。意大利西西里岛贵族出身。他于1635年4月13日启程赴中国传教。先赴澳门学习汉语，1642年前往成都传教，并在当地建立了第一个天主教教堂。
而那个安文思。是葡萄牙籍的耶稣会教士，原名加布里埃尔？德？麦哲伦，据说是为斐迪南？麦哲伦的后裔。他比汤若望和利类思稍晚一些赴华，大约是1640年抵达中国传教的。来华之后，他就长期与利类思合作，并参与了后者在成都天主教堂的草创工作。
不幸的是，这之后不久的1644年，“八大王”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攻入了四川，并于当年十月建“大西朝”，称“大西皇帝”。张献忠知晓万历皇帝重用教士利马窦、崇祯皇帝重用教士汤若望的故事，得知有此两位“西来教士”，就照葫芦画瓢，命令礼部派人迎接。
礼部官员将二人接回成都后，张献忠于接见之时，问泰西各国政事，二位司铎应对如流，献忠大悦，待以上宾之礼，请二位司铎驻成都，以备顾问，并封“天学国师”，接见完毕后又命某大员携点心各色、绸缎数匹、白银百六十两、袍套各二件，送至二位司铎之处，又规定以后每人每月给库银十两。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两位传教士不得不像汤若望所说，委身于“西贼”，给他做起了“洋顾问”。
如此不算融洽却又尚且有些“上道”的“组合”，直到顺治四年（1647年）清军在肃王豪格率领下突入四川、张献忠被杀、大西军溃败之时才得以结束，两个教士也被清军所俘。豪格接到报告后，也亲自接见了两位教士，一问才知道他俩是汤若望的朋友，而这时的汤若望已在清廷的信用之下修订完成了《时宪历》，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可谓蒸蒸日上。于是，豪格令人将二位教士送到北京。因二人在张献忠政权担任伪职的关系； 为安全起见； 进京后即留在肃王府中“当差”一年。后来因为豪格“倒台”他们才得以出了肃王府，并在汤若望的协助下开始干起半公开的本职工作——传教。
不过，弘毅倒不是很关系这些往事，而是想起了自己的一位近亲。于是，笑着说道：
“您说他们暂居八面槽，此宅子可是我舅父佟国刚所有吧？”
“啊……是！是！小爷原来早就知道了……您的两位舅父……”汤若望似乎十分不愿意提及此事一般，支支吾吾应对着。
“呵呵，老玛法，今日此处只有你我二人，我的下人口风也是很严的，您又有何避讳的呢？再说了，我皇阿玛不都隔三差五去您的南堂一次吗？不受洗礼，难道就不能仰慕您的天主与圣母玛利亚了吗？”弘毅笑着宽慰道。
“是！是！小爷说得对！只是您两位舅父实在是不愿意让我等教士提及此事的……”汤若望无奈被迫承认了佟国维、佟国刚倾心“圣教”的事实。
“哈哈，此事的确不足为外人道。只是你我二人……哦，还有利、安两位司铎，我们几人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就好了。”弘毅进一步劝慰汤若望因为负有“保密责任”而惴惴不安的心绪。
其实，利类思、安文思暂居豪格府内一年多的时间里，早就把肃王府变成了他们宣教场所。豪格之妻妾们见这二位神父品行端正，超凡脱俗，且觉得所讲教理颇有道理，因之逐渐被感化。所谓“妃与仆婢多人，遂领洗入教”。此后，肃王府中的人更加敬重两位传教士，以礼相待，不再把他们当作奴隶看待，并且准许他们在京城各处随便传教，只是规定不准离开京城＇1＇。顺治六年（1649年），二人又被送到玄烨的亲舅舅、光禄寺固山佟国纲家中供职。佟国纲与其弟佟国维对他们宣讲的教义也深信不疑。佟氏兄弟虽迫于压力“不肯遽尔受洗”，但却“家中供圣母像，像前常燃烛致敬，累年不懈。”
可见，利类思、安文思两人一方面宠辱不惊、完全忘我地投入到他们所谓的“传教事业”中，另一方面又和汤若望一样、十分注重利玛窦传教时采用的“上层路线”，即利用自己深居宫苑的条件对满洲上层贵族传教，并获得了成功，以至于“两神父在京传教数年以后，教友渐多。”
“多谢小爷寰护！老臣替‘他们’感念您的庇佑！”
汤若望闻听玄烨表态，这才吃下一颗定心丸，用“他们”一词指代了利、安两位同会兄弟，也包括了佟国维、佟国刚二人。他到底清楚，这二人虽是小爷的舅父，可还是臣子身份，贵为“皇二子”的外甥假若一个不高兴，他们也要好一个“吃不了兜着走”的！
“老玛法，您这就客套了。这传教之事，的确不宜。不论其他，对于你们的执着，玄烨历来是敬佩的。就和您一样，利类思和安文思二人当日在成都，其实也是千辛万苦的……”
弘毅本想着继续表扬一番，却顺着自己的话的思路，突然领悟了一个刚才被自己忽视的问题！
（本章待续）
《打油诗一首。藏头》
读文阅史只长息
正说当年有契机
版定图开皆夙愿
去来神秘亦难期
起身百载光阴渡
点尽人间苦与疾
中镇边夷平海晏
文安武定喜泪滴
＇1＇ 本段内容参考、引用了萧若瑟所著《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和台湾辅仁大学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的《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等资料。（。。）
第二百四十五章——同会之兄弟（二）（）
弘毅突然领悟的，正是汤若望为何要极力推举现如今正五品的魏裔介，定要做了那个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提领四译馆的差事——这里面的深意，应该为了报答去年的一份不深不浅的“恩情”！
原来，魏裔介去年关于“先取蜀，而后粤西，再破滇、黔”的疏言，确实照顾了西南的传教形势！而这个形势，就是四川的教众已成一定规模，需要尽早纳入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以便继续使之“发扬光大”！
天主教的四川开教始于利类思。此人1640 年进入四川，在礼部尚书刘宇亮＇1＇及四川省官员的帮助下创建了成都传教区，并在成都置“教堂及住院各一所”。1640 年经利类思受洗者有30 人，其中有明朝皇族一人教名“伯多禄”者全家入教，成为四川成都教区的基石。1642月安文思来到成都全力协助利类思进行传教，他们二人曾先后前往保宁、重庆等地开教，“在以上二城厢均设有经堂，为教友领圣事、诵经之处”，“并且在附近城镇设立小学多所。”经过安、利二人的共同努力，该地教务出现一片兴旺景象。
但四川在中国境区之中，毕竟是一较为保守封闭的内陆省份，再加上该地延续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天主教这一异质文明的闯入及在四川腹心地区的逐渐兴旺，顷刻间即变成洪水猛兽。且天主教所提倡风俗礼仪与中国传统悖逆，特别是与当地的佛道文化严重冲突，一场由僧道阶层和部分官员发起的排教运动也就汹涌而来。这一排教案持续了三个月，最后在奉教武官阎多默及汤若望的朋友、成都知县吴继善＇2＇的保护及辩护下，再加安、利二人撰写为天主教辩护书，并将京城徐阁老（光启） 、杨翰林（廷筠） 早年完成的为天主教辩诬之书，散发宣传，这场仇教风波才日渐平息，后官府还将滋事之人治罪，使“圣教在川略享太平”。不过这种短暂平静的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
1644月。张献忠进入成都称大西王。在成都知县吴继善的举荐下。张献忠“强以官职、衣服、俸禄授二神父（安文思、利类思）”。从此，安、利二人一边为张献忠提供各种服务，一边在四川开展传教活动。但是他们经常遭受仇教者的攻击，有时连性命也受到威胁。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利类思、安文思也从未弛于教务。他们抓住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进行传教。二人曾利用偶遇张献忠岳丈父、小舅子的机会向其宣教，其父子二人遂被感动。不久以后，便主动请求为其领洗入教。二人领洗以后。便能“遵守教规，善尽职守，不特为善教友，亦且立好榜样。”此外，安、利二人在随张献忠行军的途中，也多次拯救天主教教友及一些异教徒。
因此，四川的传教业绩可谓成绩十分显著：“所奇者两神父在成都遭此大乱，犹能传教救人，授洗至一百五十之多。内有某大员，举家三十二口，同日授洗。”但因他们在四川的传教工作是属于开创性的，所以这一时期四川传教事业从规模到建制均处于原始阶段，如果长时间得不到已经默许天主教自行发展的清廷的庇佑，长时间沦落在所谓“乱贼”手中，其“良好态势”必然遭受重创！
正是基于这一点的考虑，再加上魏裔介的用兵策略也的确附和当时实际，所谓“两好凑一好”，这才会如此附和汤若望的心愿。
于是，经过缜密分析的弘毅不再装傻，而是直奔核心要害，但依旧是笑着说道：
“呵呵，汤老玛法，魏裔介的疏言，看来还是您受了利类思、安文思二位的托付而为之的吧？”
“小爷……老臣这点心思，的确不该隐瞒圣人您啊！”汤若望眼瞅着隐瞒不住，反而轻松起来，一口承认了。但下面的话却大为出乎弘毅的意料：
“只可惜，老臣这一番苦心，却未必能得到那两位同会兄弟的理解啊！”
“哦？为何如此说呢？”弘毅虽然穿越而来，却在当年的专业学习中并未接触到这个“知识点”，也就只能老老实实“愿闻其详”了。
“小爷有所不知啊，不过说来却也真是话长……”
在弘毅的热切眼神和旺盛求知欲的鼓励下，汤若望就像终于觅得知音一般，说出了一段“不曾为外人道”的隐情；也让他眼中“无所不知”的弘毅得以了解了一段在后世被逐渐湮没的历史——
原来，自从顺治五年（1648年）利类思、安文思进京后，一场反对汤若望的风暴就在京城小小的耶稣会内部刮起。表现出来的，一是汤若望曾经指责利、安二人不应该在张献忠属下当官；二是安文思等人认为汤若望在北京对于营救他们二人没有尽力。
关于第一点，汤若望亲口承认，当他第一次得知利类思和安文思曾经在张献忠政权里做过官这件事之后，便将这些事实报告给了和自己同期抵达中国的教士、当时中国传教区北方传教会的会长傅汎际。
汤若望直言不讳，说他是以坦率的态度、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利类思、安文思的行为是“愚蠢”的。因为他们一旦落到所谓“暴君”的手中，就应该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