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态度却被胡世安拿来佐证自己对郑芝龙论断，并且自以为得到了皇帝的默认。
“皇上圣明！郑芝龙可见早有劣性！”胡世安急不可待补充一句。
“呃……处静稍安勿躁，且听玄烨说完。”福临知道自己自讨没趣了，很是尴尬地抬出稳当当、不着急的小儿子。
“嗻！其实芝龙早想得到一官半职，以便以官身肆意航海、大兴海上贸易，接书后即到泉州投诚。其同伙陈衷纪等不愿降。仍率船回台湾。因蔡善继待芝龙颇倨。且促其缴报战船、兵器，郑芝龙之弟郑芝虎认为：‘道宪【对道台的尊称，指巡海道蔡善继】不过欲散我党羽耳，安望其格外恩乎？’于是兄弟二人便连夜乘潮引船而去。”
“对海贼。何须彬彬有礼？蔡善继此人有大义！”胡世安又忙不迭评论一句。弘毅冲着他点了点头。口中却不纠缠。继续说下去。
“天启六年秋，郑芝龙船泊铜山【今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新任福建巡抚朱一冯奉檄。调遣都司洪先春率领把总许心素等进剿，双方战于将军澳。洪先春败绩，逃回金门。郑芝龙胜而不追。是冬，朱一冯又令金门游击卢毓英同洪先春合剿，双方战于陆鹅，卢毓英战败被擒。郑芝龙待之以礼，谓之曰‘某非敢抗拒官军，不得已耳；苟得一爵相加，当为朝廷效死力。’卢毓英许为荐扬，得以获释。卢毓英回厦门后，向都督俞咨皋【俞大猷之子，可惜非虎子也！郑芝龙曾评价其：咨皋纨绔子弟，徒读父书，安知兵？】报告郑芝龙所言，然而俞咨皋主剿，责令卢毓英回省听候处理。随后遣千户马胜、百户杨世爵率船出港剿捕，二人皆战死。又遣副总兵陈希范进剿，也被击败，陈希范临阵先逃。天启七年（1627年）六月，俞咨皋亲督舟师讨伐，在陆鹅被击败，郑芝龙追至厦门，号令所部不许登岸扰掠，旋即收兵回铜山。同年十月间，郑芝龙又在铜山击败受俞咨皋勾引前来进攻的荷兰船队，俘其大帆船一艘及其他一些船只。”
其实此处弘毅明智的选择隐去后面一小段史料——为保证海上商路畅通，郑芝龙很快又同荷兰人妥协，归还所获“西卡佩尔”号快艇。海商就是海商，商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决定了郑芝龙不可能和任何一个有用的势力彻底决裂！这一点上看，完全不符合士大夫们的“礼义观”。
“可见，胡尚书所说郑芝龙‘慑于崇祯兵威’而诈降，玄烨倒要问一问，故明数次征剿而铩羽而归，兵威何来？若同安王不思报效当时的朝廷，何不孤注一掷、赶尽杀绝？其实，此时的同安王，早已有心归降前明了，故而败敌而不行赶尽杀绝之法。只不过降而不得归降之门罢了。由此说来，真正的打家劫舍、而且是打劫红毛的时日，自天启四年到七年，也就是三年而已。这之后，郑芝龙可就是前明的朝廷命官了。”
弘毅明智得加上了自己的评语，这样一来，胡世安没有机会再插话了。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泉州知府王猷向新任巡抚熊文灿上条陈说：郑芝龙两次大败洪都司而不追，获卢游击而不杀，败俞都督师至海门，约束其众，不许登岸，实有归罪之萌。不若遣人往谕，仍许立功赎罪。熊文灿采纳王猷建议，遣卢毓英前去招抚。同时，故明朝堂之上终于也有人认识到郑芝龙的用心。漳州人颜继祖，时任工科给事中，上疏给明崇祯说：‘郑芝龙生长泉州，凡我内地之虚实，靡不了然胸中。加以岁月所招徕，金钱所诱饵，聚艘数百，招徒数万，城社之狐鼠，甘为爪牙，郡县之刀笔，尽属腹心，乡绅偶有条陈，事末行而机先泄。官府才以告示，甲造谤而乙讹言，复以小惠济其大奸，礼贤以下士，劫富而资贫。一个作贼，一家自喜无恙，一姓从贼，一乡可保无虞。’”
“于是，明廷终于定下招降郑芝龙的决心。九月，郑芝龙到泉州请降。明朝授予其海防游击之职。自此，郑芝龙以明将身份，故明征战十七载，讨伐海盗山寇，足迹踏遍福建与广东：崇祯二年（1629年）四至六月，于金门先后击杀海盗李魁奇和杨六、杨七，吞并其众；崇祯四年（1631年）春，歼海盗钟斌于大洋；九月擒山寇钟凌秀于广东平远，以功升参将。八年（1635年）四月，于田尾洋焚毙海盗刘香。尽收其众。至是。同安王不断壮大，终于控制了整个闵海洋面。”
“招抚海贼，纵其坐大，前明崇祯岂有不亡之理？”胡世安照例点评一句。
“哈哈。胡大人所言玄烨不敢苟同。若以我意。假使崇祯君臣信赖芝龙。委以重任，使其放开手脚，或许东南海面早已平定。也不会有西来之人的肆意妄为。汤老玛法刚才所说的科罗湾海战，就是明证！在同安王面前，西人船、炮之厉，不足道哉！”
胡世安被反驳的一时睁目结舌，不过却还在绞尽脑汁。趁着这个功夫，弘毅自己反而有些走神——
其实，小贝勒爷实在是没好意思把自己的话再深入一层：要是再善于利用海运广开官办贸易，明政府就可以大发横财，说不定明末的“白银危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缓解，国家就会有比较充裕的资金来应对国内的天灾**，更说不准辽东对金战事的结果会被改写成什么样子了！若如此，满清能不能入关可就存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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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明末白银危机也不能完全怪罪在明朝自己不行官办海外贸易、单纯依赖白银进口上。这里面有个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问题：
明朝万历年间已经开了海禁，于是朝廷就有了充足的海外白银输入到国内。当时在国内流通的白银，供应地主要是两处：日本的石见银山和马尼拉的墨西哥银元【西班牙占据】。由於国内的强烈需求，所以当时明朝每年输入的银占了全世界产量的60％…80％。因为白银的供应舒缓了，也使得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得到缓解，於是商业一片欣欣向荣，房地产交易十分兴旺，地价攀升、房价离谱……一条鞭法也在这时候被推动实施了。
但是十六、十七世纪交替之时，西班牙在欧洲发生的诸多悲催事情，对於当时明朝经济来说，是重重地捅上了一刀——
1600年前后，西班牙“无敌舰队”完败于英国，丧失海上霸权；与荷兰进行的“八十年战争”疲惫不堪，终于被迫承认荷兰联省共和国的独立；神圣罗马帝国引爆全欧洲共同参与的“三十年战争”，结果西班牙不论陆战还是海战均告失利，并从此失去了欧洲一等强国的地位……这使得作为明朝主要白银来源的西班牙必须将墨西哥银元调回去本国用作支付军费。与此同时，1600年前后的西班牙有极高且离谱的通胀和破产问题，使得西班牙银元的欧洲的购买力远不如在明朝的购买力。导致的结果就是：西班牙必须额外使用更多的银元来支付当时他所需要的费用。而明朝这侧的记载也同样反映这个问题，1607年之后，来自马尼拉的银元就嘎然而止，只剩下石见银山的银币可以输入。
在此之后，明朝的通货膨胀问题又再开始变得严重，加上一连串的天灾、兵患，让原本贵金属供应已经捉襟见肘的万历政府更加雪上加霜。白银的骤然减少对明朝的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呢？如以铜钱计，崇祯时10年间米价上涨了10倍，银价上涨了5倍。鉴于粮价是中国物价的基本指数，即便加上战争及灾荒因素，也较同时欧洲物价上涨的三到四倍更为严重，尤其是白银和铜钱比值的变化。白银和铜钱比值在短短几年内出现如此大的波动，不可能与当时进口白银骤然下降无关。
白银还导致了明末空前的粮食危机，对白银的追求和外向型的经济极大地促进了明代的经济和生产活动向着专业化、商业化，跨国、跨区域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如松江地区，随着国内外对棉布需求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改行从事全日制的纺织和棉布贸易。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却对国家的粮食生产造成了重大影响，有着“苏杭熟，天下足”美称的江南粮食生产成了问题。17世纪40年代，即使是丰年，南直隶，浙江地区的人们也要靠出售生丝、原棉、棉纱和棉布来购买粮食，“一条鞭”法实施之后，还要用银两来缴纳赋税和地租，偿还贷款。而在交通运输手段比较落后的时代，粮食生产的区域化和市场化很容易造成粮食危机。这样一来，由天灾造成的粮食短缺的问题因粮食的市场化被大大放大了，那些市场化最彻底的富裕地区根本无法抵御粮食危机，因为这些地区不生产粮食，粮食要跨区域去买。因此，富裕的江南地区遭受打击最为严重：1640年左右，苏州地区每斤大米的价格升到了100个铜钱，大批人饿死，许多豪宅低价出售而无人问津。
【此处不便展开，各位可参阅本文《附则》之《附27——明末的白银危机》】
假若海外大行贸易赚取白银，从而减轻国内民人税捐压力，是不是可以避免明末的各种乱想呢……弘毅陷入了无尽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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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贼性劣，不知礼义，崇祯不加信赖也是自然！”终于，就在玄烨“礼貌”的等待、实则走神的过程中，胡世安给出了自己的反驳。
“哦？”弘毅回过身来，笑着说道：
“胡大人谬矣！同安王如何不知礼义了？”
听到我说海盗也“知书达礼”，你们是不是该笑喷了？瞧好吧您呐！
＇1＇ 蔡善继，字伯达，浙江乌程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前后在世。万历二十九年（公元一六o一年）进士，初任福建莆田县知县，后调广东香山县，历升工部主事、南京兵部郎中。万历四十三年，蔡善继任泉州府知府。后升任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漳南。因丁忧去职，守丧结束后，补官福宁。天启四年（1624年），蔡善继升任布政使司参政，在罗定备兵。迁建文庙，修造石桥，开辟放生池，百废俱兴。升任湖广按察使，转右布政使，分巡襄阳。崇祯元年（1628年），蔡善继转任福建左布政使。
其任香山县知县期间，1608年（明万历叁十六年），澳葡当局对一名首犯判刑，引起一部分葡人不服闹事，澳门陷入混乱，无法控制局面。蔡善继获知此事後，“单车驶澳”，亲自出面处理了这一宗案件，平息了骚乱。事後订出了《制澳十则》，警告葡人不得在澳门置物业、盖房屋；主张对澳门葡萄牙人严加管制，受到两广总督张鸣岗的采纳。蔡善继廉洁奉公，执法严明，使葡人无机可乘，在澳门葡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其制澳事亦在香山县人民中广为流传。（。。）
第一百七十五章——大夫与芝龙（）
小贝勒居然说一个海贼郑芝龙知书达礼，哪怕就算当“纯粹”打家劫舍的海盗也不过两三年，可他依旧是“海贼”出身呀，怎么会知书达礼？众人闻听此言，不禁愕然，大摇其头！
“诸位可曾听到玄烨刚才所说：蔡善继有恩于郑芝龙一段？”弘毅不急不躁，耐心解释。
“老臣已知。”胡世安不知玄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有含糊以对。
“郑芝龙之父，乃是泉州府库吏郑士表，字毓程，号象廷。【此处史家有异议，一说郑绍组】既然为吏，若论功名或不可考，但知书达礼却是自然。胡大人，玄烨说得在理否？”
“这……的确应该。”胡世安无奈应承。
“既然如此，出身小吏的家庭，自然最崇拜科举出身的官僚。所以，年少之时的同安王虽然顽皮，但些许家教还是有的。虽不能说是孔子门生，却是懂的一些蒙学道理、得过一些儒学熏陶的。”弘毅先做一个小小推断。
“下臣敢问，皇二子所言何以为证？”爹是英雄儿狗熊的事情多了！库吏老子知书达礼，海盗儿子却未必！胡世安于此处不服，纠结于细节，十分较真。这反而顺应了弘毅的心思。
“自然有证据！依玄烨看，郑芝龙的文章应该写得相当不错。当年，隆武伪政与伪鲁监国朱以海内斗，朱聿键【唐王、隆武帝】命其都御史陆清源携带白银十万两前往浙东犒师，却被鲁王朱以海部将斩杀。朱聿键闻讯大怒。又杀朱以海所遣使者总兵陈谦。这个陈谦，却是同安王郑芝龙的挚友。闻听陈谦之死。郑芝龙脱口说出‘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倘若不读史书，郑芝龙是说不出这种文绉绉的语言的！”
据《晋书》载，晋元帝在建康（现在的南京）即位后，丞相王导的堂兄王敦，任“镇东大将军”，掌握征讨之权，颇有功劳。声望很高。后来元帝有些猜忌他，想加以制约，他就从荆州起兵，以诛刘隗（＇we为名，进攻建康【参见“城狐社鼠”】。王敦的军队一直打到建康西边的石头，元帝害怕起来，只得要求和解。王敦杀了一批和他对立的宦臣。仍回湖北。
周顗＇yǐ；安静、庄重恭谨的样子，多用于人名＇，字伯仁，时为仆射，与王导交情很深。王敦曾问王导：“周顗是咱们的敌人还是朋友？”王导对此却不太了解，没有做肯定答复。结果王敦就把伯仁也杀了。事后王导才知道。周顗曾经救过他的命：因为王敦起兵进攻首都，幸亏周顗上书元帝，竭力替王导说话，才得不予追究。这件事王导当初并不知道，等他知道时。周顗已经被杀，因此他不禁大哭。十分悔恨地说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诚如弘毅所言，殿内这些汉儒大臣，若不是熟读史书，恐怕也不会知道这个典故。
“这……”胡世安的反应能力实在是不怎么样！
“再者，同安王郑芝龙年轻之时往倭国，曾得到倭人幕府之接见，其原因在于他读过书，眼光与一般商人不同。所以，想了解中国内情的幕府欣然接纳郑芝龙。”这件事不见史书，当时肯定只有弘毅自己知道。
“贼人读书者，也不是凤毛麟角。但读圣贤书而不为圣贤事，殊为不耻呀！”慢一拍的胡尚书终于给出了弘毅期待已久的评判。
“胡大人所言不差。读圣贤书者多，道貌岸然者亦多！”弘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