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能成为著名抗清将领，其本身的军事指挥才能并不弱，对于全火器部队的理解程度，自然也比别的将领更深刻，他所缺乏的，只是一个扩展眼界的平台而已。
这南京军事学院，就是如今大明最好的平台了。
步兵科、骑兵科、炮兵科。。。。。。。。。。。随着李定国接触的科目越多，他对李鸿飞的军事才能也越发赞叹，有这样一位，对各类火器装备理解如此深刻的指挥官，难怪如今的明军，战斗力如此强悍。
同时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李定国也发现，李鸿飞在学院中，不断给学员们灌输国家、荣誉、职责，以及纪律等思想。
这些东西，以往那些军人也听过不少，不过都是些圣人之言，虽然能熟记于心，却对这群大老粗没有多少影响力，太过虚无缥缈的东西，一般人真的很难理解与接受。
而李鸿飞往往能化繁为简，将那些大道理融入到周边的小事之中，以平常的生活琐事进行举例，让一众军官很轻易地，便明白了这些道理之中的真谛。
或许，从生活琐事之中，体会人生真谛，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吧。
国家大义，李鸿飞都能侃侃而谈，甚至令一群大字不识几个的军人，也从中领悟了不少哲理，可唯独对皇权，忠君，这些方面，李鸿飞基本都是能避则避，若实在避不开，则会清淡描写地带过。
曾经一次学员之间的聚会，李鸿飞在“喝高”了的情况下说道：“军队，其实是老百姓的军队，军队中的士兵，全都来自百姓之中，他们的责任，本就是该保护这全天下的老百姓，而不是成为一家一姓的私军，走狗。”
这句话一出口，终于撬开了李定国的心，大顺军起义之初，不就是抱着这种理念吗？
如果李鸿飞真要与朱由检对着干，他李定国一定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支持。
当然了，这样的“危险”言论一出，很快就被锦衣卫获悉，并传入朱由检耳朵里。
好在李鸿飞的言论，并未直指皇室，甚至从字面上的意思来说，那是在职责某些拥兵自重的将领，这也让朱由检无可奈何。
不过两人的矛盾，至此越发尖锐，就连以往与李鸿飞交好的王国兴，王承恩两大特务头子，如今都对其避而不见。
明军之中，不少高级将领也看出了其中的问题，驻守苏州的第一集团军，甚至隐约传出一个论调：坚决反对任何有损军队，与国家稳定发展背道而驰的决策。
这不明摆着是在针对朱由检吗？
当初撤掉李鸿飞这位常胜将军，军队之中已经颇有微词，不少人认为北伐在即，这样的国运之战，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官，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取得胜利。
之后收复台湾的战役，大家原本都以为会派李鸿飞上场，结果朱由检宁愿调换第一集团军的装备，也要将战争规模控制在十万人以下，这令大部分将领心寒。
妒贤嫉能，也不是这样一个搞法吧！
所以当李鸿飞说出那番“酒后言论”，大部分高级将领终于明白，李鸿飞已经暗地里向朱家皇室“宣战”了。
既然是“宣战”，那这些将领就必须做出站队。
支持朱由检，按其一贯作风，武将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尤其是那些一心为国，不善钻营的将领，很可能因为屡立战功，反而遭受猜忌，从而莫名其妙断送仕途。
至于支持李鸿飞，对方在江南百姓心目中的地位，甚至比朱家皇室更高，而且明军之中大部分将领，都曾受到过李鸿飞的提携与指点，不仅是百姓将其奉为战神，一些军队将领，更是将其当做军人的典范。
但光凭这两点还不够，朱家皇室经营近三百余年，早已在老百姓心目中树立了正统观念，即便是如今腐朽没落，但余威犹存，不可小觑。
而且朱由检的那套治军理念，也是李鸿飞教授的，虽然朱由检下手更黑，更没底线，但点子是李鸿飞出的，难保对方得势后不会做出同样的事情，真到了那个地步，估计没人能治得了对方。
所以思来想去，除了一些对李鸿飞无比信任的军官将领之外，大部分人选择了两不相帮。
毕竟这也是朱由检与李鸿飞都希望的，政治斗争，还没达到动用军队这个大杀器的地步。
其实说起来虽然惊心动魄，但事实上远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这样的斗争，以往朱由检不知道经历过多少回，从魏忠贤到东林党，朱由检一直都在与他们进行着权力的争夺。
只是这次争斗的对象，从文臣换成了武将，而武将夺权的危险性，又远比文臣来得高。
或许是还没有足够的把握，又或者是想要再次削弱李鸿飞在武将之中的影响力，朱由检在军队整训完毕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北伐战争。
在他看来，只有北伐取胜，才能最大限度的削弱李鸿飞对军队的影响力，同时自作聪明地启用“新人”，试图获取那些新军将领的支持。
朱由检此举确实高明，之前西征收编的军队，包括云南沐王府的军队，总共四个集团军，四十万人的大编制，再加上黄德功这样的铁杆支持者，一旦拉拢了这些军队将领的支持，以皇室正统的威势，基本稳压李鸿飞一头。
要不是李鸿飞抓牢了军事学院，加上获得了底层老百姓的认可，还真不是朱由检的对手，如果朝中文武百官，都不为李鸿飞说话，而他在百姓之中又没什么好口碑，那么李鸿飞距离罢官也就不远了。
双方势力暗流涌动，似乎随时有可能一触即发，但无论朱由检，还是李鸿飞都明白，如今还不是时候，北伐才是重中之重。
此番北伐，就是一场全面战争，东起扬州、淮安等地，西至宜宾、重庆，南明一次性派出了五个集团军，共计五十万人，分两路渡江，猛扑满清占据的地区。
一路由戚红英领导，其手下有史德威的第一集团军，以及戚志丰的第二集团军，在阎应元的长江水师配合下，沿京杭大运河而上，朝徐州、宿州、亳州等地发起进攻。
这些地区是真正的中原腹地，属于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清军重点防守区域，要不是史德威与戚志丰的两支部队，都是王牌劲旅，还真没胆子肯这块硬骨头。
另一路大军，自然是由李定国率领，其手下有孙延陵的第六集团军（原关宁铁骑副都统），薛中川的第七集团军，罗成义的第八集团军，从庐州等地渡江，朝宜宾、重庆、广安等地发起进攻。
虽然这些集团军主将都并非名将（基本都是干掉主帅后投降的），但好在他们通过了军事学院的考核，也算是拥有了领兵的资格。
加上清军为了收缩兵力，滞留在四川，陕西等地的清军并不多，三十万大军主要的任务，或许就是接收清军的地盘，然后尽快由西往东进发，与戚红英的大军汇合，进行最后的决战。
相比于戚红英的部队，李定国的军队进攻速度会更快，占据的地盘也将更多。
而这些地盘就是战功，也是朱由检拉拢这些集团军主将的手段。
剩余留守江南的部队，则是还在进攻台湾的郑成功第三集团军，驻守江西的黄德功第四集团军，驻守云南的沐斌第五集团军，以及南京城中一个兵力达到五万的皇家禁卫军。
当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北伐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戚红英一举拿下宿迁，并集中优势兵力，围困耿精忠驻守的徐州。
徐州被围，驻守宿州的尚可喜坐不住了，他所处的位置，甚至比徐州更靠前，虽然戚红英并未朝宿州发起进攻，可却切断了宿州的补给线，一旦徐州告破，他宿州也无法保全，唇亡齿寒的道理尚可喜不是不明白。
担心被孤立的他，调集城内仅有的两万骑兵，试图支援徐州，毕竟骑兵守城作用并不大，派往徐州，说不定能在关键时刻起到出其不意的作用。
然而尚可喜的想法是不错，可两万骑兵出城不到七天，便在一处峡谷之中，遭遇郭胜，张超的军队半路截杀，两万骑兵对六万拥有重武器，而且是以逸待劳的全火器步兵，几乎没有丝毫抵抗能力。
双方交战仅仅两日，尚可喜的部队便损失惨重，仅有三千多残兵败将逃回了苏州，其余士兵不是被杀，就是投降。
与此同时，从其它几个方向前往徐州支援的清军，也遭遇了类似的埋伏，大多都损失惨重。
其实戚红英围困徐州的兵力并不多，仅仅两个军而已，分散到四座城门，每座城门也就一万五千人左右。
耿精忠如果够狠，集中兵力从任何一道城门杀出，说不定还真有可能吃掉其中一部分，要知道徐州可有八万清军镇守，而且也是同样的全火器军队。
戚红英此举就是在赌，她赌耿精忠不敢出城迎战，同时将腾出来的兵力，散布在四周，对清军进行“围点打援”。
事实证明这一效果非常好，徐州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徐州告急，几乎各地清军都派遣了军队前去救援，仅仅半个月的时间，明军就消灭了将近五万多的清军。
而且明军借助附近游击队的情报网，每次都能以多打少，以至于自身伤亡仅仅不到两千人，这可比费尽心思，进攻清军的城池来的划算。
虽然近两个月的时间，戚红英的部队没有再拿下过一座城池，但是在野外每多消耗一部分清军，以后的攻城战之中，明军就会少死很多人。
磨刀不误砍柴工，消灭清军有生力量，远比攻下这些城池划算得多。
清军虽然发现了这一点，可也拿对方没有丝毫办法，以前清军连明军的城池都能轻易攻下，可如今在野战方面，都比不上明军了，龟缩在城池中等待援军，或许是清军如今唯一的办法了。
可战争打到现在，清军还有援军吗？
戚红英这边步步为营，稳坐钓鱼台，李定国那边却是势如破竹，攻势犀利而迅猛。
四川、湖北、陕西等地，才被清军占据没多久，以前又是大顺军的地盘，李定国对这些地方非常熟悉，加上清军为了收缩兵力，每座城镇留下的兵力少得可怜。
那些大型州府城池，比如重庆、西充、宜宾等大城市，守军竟然不到一万，而且大部分都是临时征召的平民百姓，明军先是一顿炮击，随后一个冲锋，便将其轻易拿下。
相比于攻城，或许最耗费时间的，反而是行军了。
四川等地多为山路，辙重物资运输困难，这对极其依赖后勤的明军来说，是个不小的难度。
好在豪格当年占领这些地方的时候，弄得当地天怒人怨，而明军在李鸿飞严厉整肃军纪之后，形象已经大为好转，各军一路走来，对当地百姓秋毫无犯，很快便获得了老百姓的认可。
虽说让老百姓箪食壶浆迎接王师还不大可能，但招募劳动力帮忙运送后勤补给，还是有大把人员愿意加入的。
“有这样的军队，我大明何愁不兴！”李定国感叹道。
就算是当初在此经营多年的大顺军，也没有这般待遇，那时候一说到征召劳工，人家基本都是能躲就躲，有些人甚至为了逃避抓壮丁，宁愿跑进深山面对豺狼虎豹。
这其中的道理，李定国如今总算明白了，只有真正将老百姓放在心里的军队，才会真正得到这些老百姓的认可。
有了当地老百姓的帮助，李定国的大军速度再次提升，竟然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便收复了四川全境以及湖北大半。
这样的速度，可比当初的豪格，足足快了四倍。
战争获胜的条件：天时、地利、人和。这“人和”才是最重要的。
第159章李鸿飞入阁（）
前线北伐之战打得火热，后方的政治斗争也在悄悄酝酿着。
李鸿飞这边，漕帮早已转型，并将重要的漕运业务，逐渐转交给朝廷，主力则悄然退往广东新安县。
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改广东道为广东等处行中书省，并将海北海南道改隶广东，广东从此成为明朝的十三行省之一。
之后明朝万历年间，又从广东省东莞县，划出部分地方成立新安县，即后世的香港。
从明朝开始，香港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便成为了海路货物转运的集散地，从浙江，福建等地前往南洋的商船，基本都会在此停留，补充淡水物资。
加上其天然港口的优势，使得南洋各地，乃至于欧洲的远洋货船，都将香港作为了，进入华夏的第一站。
李鸿飞让司徒燕在这里立足，一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如果在此次权力争夺中失势，他也有一个落脚之地。
其二则是因为葡萄牙人。
澳门半岛有记载的大量华人定居，是在南宋皇朝倾覆之际。
当年几十万南宋军民从福建败退，乘船长驱到达澳门一带，有部分人便踏上了这片半岛汲取淡水、寻找食物，甚至有部分人，将这片荒凉地区，开辟成了藏身定居之所。
澳门半岛上名为“永福古社”的沙梨头土地庙，便相传邕建于南宋末年。
大约在南宋末年至元初，澳门半岛上的望厦、濠镜等地，已是定居的居民点了。
也是从这以后，澳门开始稍有人烟，但由于地方小，耕地缺，物产少，立足生活繁衍后代并不容易，所以直至16世纪中叶，即明世宗嘉靖年间（1557年），葡萄牙人在明朝求得澳门的居住权后，澳门才开始逐渐繁荣起来。
葡萄牙人在此居住，为的就是与明朝进行通商贸易，所以自从他们占据澳门后，便将此处经营成了广东省最大的海运物资中转站。
当然，这与明朝的禁海措施不无关系。
明朝实施禁海以来，香港这个最具优势的中转站，便逐渐走向没落，反而成全了相距并不远的澳门。
李鸿飞派船队进驻香港，为的就是与葡萄牙人竞争海运市场。
做海盗只是副业，司徒燕的主业还是运输，不过是从漕运，改成了海运。
至于经营殖民地，则由郑芝龙负责，不过如今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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