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离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其次则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说，道德是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良知”的完成。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程朱理学而发的。因为程朱理学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知”然后才能“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纠程朱理学之偏。
之所以在理学的教条之下能够衍生出‘心学’既是他在游学南北、沉浮宦海、澄心默坐中历练所得，也是明代士风熏染的结果。
明太祖惩元代宽纵之弊，用重典治天下，建立了一套极端的君主****政治制度，也造成了一代严峻的政治形势。有意思的是，明太祖本人却时常意气用事，喜欢和士大夫争个是非曲直，一旦理亏，或欣然认错，或廷杖相加。这种作风我们在明代其他君主如成祖、仁宗、宣宗、宪宗、武宗甚至世宗、神宗身上也可以发现。这样一来，在士大夫中逐渐养成了一种敢说敢为、欲与人主论短长的风气。通观有明一代，为君者任意杀戮、侮辱士大夫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士大夫的气节也是历代罕见的，越是挨了板子，越是觉得风光，名气也就越大。天顺、成化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明初建立的极端君主****制度渐趋松懈，市民阶层和市民意识重新抬头，传统的礼教观念也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士大夫中的讲学辩驳之风日盛，人们在受到长时期的思想禁锢之后，感受到了自由轻松的气息。到王守仁时代，出现了一批富有创新精神、追求个性自由的学者和艺术家。杨慎以他的诗、文、散曲，唐寅、祝允明、文征明以他们的书、画，向时人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中，形成了王守仁的独特个性，并在哲学领域向程朱理学的教条统治发起冲击，从而对明中后期的思想解放产生重大的影响。
“王守仁这个我知道，不说学术问题，纯粹的军事水平就很吊！”鲍鸿笑道，“罕见的变态全能，牛叉至极！”
“前朝乱入第一名武将，汉赋四大家之一，西汉杨雄杨子云，儒术96。”
扬雄西汉蜀郡成都人。少好学，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年四十余，始游京师长安，以文见召，奏《甘泉》、《河东》等赋。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任大夫，校书天禄阁。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所谓“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杨雄”。
在刘禹锡著名的《陋室铭》中“西蜀子云亭”的西蜀子云即为扬雄。扬雄曾撰《太玄》等，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并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时，以玄为中心思想，是汉朝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对后世意义可谓重大。
扬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故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晚年对赋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
如果纯粹是辞赋、散文等文学，杨雄却是担不上那么高的儒术水平，在儒术传承弘扬方面，扬雄批判神学经学，为的是能够恢复孔子的正统儒学。在扬雄看来，孔丘是最大的圣人，孔丘的经典是最主要的经典。
他说：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又说：山之蹊，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曰：恶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因此，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仲尼之道犹四渎也，经营中国，终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纲纪夷貉，或入于沱，或沦于汉。
但是，扬雄认为自孔子死后，孔子圣道的发展与传播却由于“塞路者”的干扰而受到了阻碍。在古时有杨墨塞路，当时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孟子。这里所说的“后之塞路者”就是指汉代的欲仇伪而假真、羊质而五虎皮、学也为利的虚伪、烦琐荒诞的官方正统经学。因此，扬雄要象孟子那样扫除塞路者，为孔子儒学能在汉代健康发展开辟道路。
这个思想也有其两面性，从积极的角度来说，的确是很多人没有能够完全理解孔子的儒术，歪曲理解，所以才形成了众多的酸儒、腐儒、狗儒，那么回归主题，重新冲根本上去认识孔子的儒道无疑是正确的。
前面也一直再说，那些为人所传扬的大儒，不管是盛名还是骂名，就像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朱熹的三纲五常的，从本质上来说，人家建立学说的时候确实是在为百姓争取利益。但是到了当权者那里，不断被扭曲而已。
所以，解读原生态的儒学至关重要。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以为盲从孔子的思想，不知道与时推移，与时俱进，那么被淘汰也是早晚的事情。这样的观点无疑是与刚刚说的我注六经的观点相悖的。
从辩证的角度来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不能极端的偏执于一个方面，必须找到其中的平衡点才能够更好的利用。
在这里就是继承和发展的问题，那句话大家都会说，不外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罢了。
但是，因为立场、观念等角度的不同，眼里看到的精华和糟粕也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终究还是要做过一场才是。
当然，话说回来，在这个阶段，春秋战国再到秦汉也不过数百年，可以说诸子世家还在传承家学的阶段，尤其是造纸术不能普及，一书千金，根本达不到注解六经的阶段，纯粹的以继承为主，发展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而另一方面，前朝复活的人物，大多数不存在后世所谓的纯粹儒家，还处在儒家吞并各家优点的发展阶段。
至于具体情况，鲍鸿自然是完全懵逼的，他要能搞清楚儒家两千年来的发展史才是见鬼了呢！
不过，鲍鸿至少知道，杨雄这种大儒杀出来，直接就有很大的人气基础，发布学问的话是非常便利的，相对来说，后世大儒还需要先刷名气，困难程度比武将出名难多了。（未完待续。）
第224章 辞赋 儒术（）
“前朝乱入第二名武将，东汉时期天文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儒术90。”
“你妹，张衡大科学家你定位儒术？你这是在逗我吗？”鲍鸿怒道。
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为中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张衡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月球本身并不发光，月光其实是日光的反射，他还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张衡得到了很多荣誉，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通才。
要说张衡，第一个自然必须说科学发明这方面，其他什么历史、历法、文学之类都得靠边站。
张衡在太史令任上发明了最早的地动仪，称为候风地动仪。据《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地动仪用精铜铸成，圆径八尺，顶盖突起，形如酒樽，用篆文山龟鸟兽的形象装饰。中有大柱，傍行八道，安关闭发动之机。它有八个方位，每个方位上均有一条口含铜珠的龙，在每条龙的下方都有一只蟾蜍与其对应。任何一方如有地震发生，该方向龙口所含铜珠即落人蟾蜍口中，由此便可测出发生地震的方向。经过试验，与所设制，符合如神，自从有书籍记载以来，是没有过的。曾经一龙机发，地不觉动，雒阳的学者都责怪不足信，几天之后，送信人来了，果然在陇西地发生地震，众人于是都服其神妙。自此之后，朝廷就令史官记载地动发生的地方。
漏水转浑天仪是一种水运浑象。用一个直径四尺多的铜球，球上刻有二十八宿、中外星官以及黄赤道、南北极、二十四节气、恒显圈、恒隐圈等，成一浑象，再用一套转动机械，把浑象和漏壶结合起来。以漏壶流水控制浑象，使它与天球同步转动，以显示星空的周日视运动，如恒星的出没和中天等。它还有一个附属机构即瑞轮冥菜，是一种机械日历，由传动装置和浑象相连，从每月初一起，每天生一叶片；月半后每天落一叶片。它所用的两级漏壶是现今所知最早的关于两级漏壶的记载。
瑞轮荚是张衡别出心裁创造的自动日历，它模仿神话中奇树蓂荚的特征，靠流水作用，从每月初一开始，一天出现一片叶子，到满月出齐15片，然后每天再收起一片，到月末为止，循环开合。这个神话曲折地反映了尧帝时天文历法的进步。张衡的机械装置就是在这个神话的启发下发明的。听谓“随月盈虚，依历开落“，其作用就相当于现今钟表中的日期显示。
张衡制造的指南车利用机械原理和齿轮的传动作用，由一辆双轮独辕车组成。车箱内用一种能自动离合的齿轮系统，车箱外壳上层置一木刻仙人，无论车子朝哪个方向转动，木人伸出的臂都指向南方。
张衡创造的计里鼓车是用以计算里程的机械。据《古今注》记载：“记里车，车为二层，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层击鼓，行十里上层击镯“。记里鼓车与指南车制造方法相同，所利用的差速齿轮原理，早于西方1800多年。
张衡制作独飞木雕，是模仿鸟类高空翱翔的滑翔翼型设计。
张衡曾参加过在汉安帝延光二年的一次历法大讨论，据《后汉书·律历志》记载，张衡时任尚书郎。这次大讨论的起因是，有人从图谶和灾异等迷信观念出发，非难当时行用的较科学的东汉《四分历》，提出应改用合于图谶的《甲寅元历》。又有人从汉武帝“攘夷扩境，享国久长“出发，认为应该倒退回去采用《太初历》。张衡和另一位尚书郎周兴对上述两种意见提出了批驳和诘难，使这二宗错误意见的提出者或者无言以对，或者所答失误，从而为阻止历法倒退做出了贡献。张衡、周兴两人在讨论中还研究了多年的天文观测记录，把它们和各种历法的理论推算进行比较，提出了鉴定，认为《九道法》最精密，建议采用。的确，《九道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长度数值比《太初历》和东汉《四分历》都精密。
立法这个鬼，本身就是那个天文学而已，说白了还是张衡这家伙的科学研究专业而已算不上什么专业发展。
关键不是专业方面的水平，而是儒术这个玩意啊。
张衡是汉赋发展史具有巨大贡献，在他作赋的生涯中，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大赋则远绍司马相如《子虚》，近取班固《两都》而有《二京赋》；骚赋则上追屈原《离骚》、下踪班固《幽通》作《思玄赋》；七体则步枚乘《七发》、傅毅《七激》作《七辩》；文赋则依东方朔的《答客难》、班固的《答宾戏》作《应间》。其他还有受扬雄《蜀都赋》启发作《南都赋》；效傅毅《舞赋》而再作《舞赋》等。以上所举，虽皆属模拟，成就又有高下之分，但也都确实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了艺术上的创意。更突出的还在于张衡能融汇贯通，极富创造性地以《归田赋》，实现了汉赋主体从铺采摛文、闳衍巨侈、重体物而淹情志，向清新爽丽、短小精练、情境相生的转变，而掀开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为述志赋注入巨大活力。张衡的大多数作品都表现出对现实的否定与批评，他探讨人生玄妙哲理，也探寻合于自己理想与性格的生活空间。张衡赋的代表作历来公认为是《二京赋》、《思玄赋》和《归田赋》。
《文心雕龙》称“张衡通赡，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则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也。”
张衡曾著有《周官训诂》，崔瑗认为与其他儒生的说解没有区别。他又想继孔子《易》补正《彖》、《象》的残缺，始终没有完成。他所著诗、赋、铭、七言及《灵宪》、《应间》、《七辩》、《巡诰》、《悬图》等作品，共三十二篇。
东汉谶纬之学风行于世，自东汉建国后，儒生争学图纬，更附以妖言。张衡认为图纬虚妄，不是圣人之法。于是上疏认为“国谶虚妄，非圣人之法。“并认为“此皆欺世罔俗……宜收藏国谶。一禁绝之。“被称为张衡“反谶纬的思想家。“
张衡在一生中，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毫不倦怠和自满，精益求精的前进。不论在知识领域的那一方面，他的造诣都是广博而精深的；文学艺术上有他的优秀作品，天文历算上有他的综合研究，机械制造上有他的特殊技巧，而在学术思想上他曾坚持着反图谶的斗争，在政治实践上他也曾有积极而进步的活动；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他有如浑天仪和地动仪等的空前发明。
鲍鸿闻言，也是无言以对，特么又是一个全能的变态，简直是要逆天了啊。
“前朝乱入第三名武将，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儒术96。”
西汉辞赋家，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有明显的道家思想与神仙色彩。
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因病免。工辞赋，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作品词藻富丽，结构宏大，使他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和“辞宗“。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广为流传。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还把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