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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蛊之祸后，汉武帝立刘弗陵为储君，并暗示霍光辅政。汉武帝临终前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并将辅佐大任交给霍光。
昭帝时期，霍光得到汉昭帝的全面信任，因而得以独揽大权，他采取休养生息的措施，多次大赦天下，鼓励农业，使得汉朝国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对外也缓和了同匈奴的关系，恢复和亲政策。
汉昭帝驾崩，因为刘弗陵没有儿子。霍光迎立汉武帝孙昌邑王刘贺即位，但二十七日之后就以****无道的理由报请上官太后废除了他。随后，霍光同群臣商议后决定从民间迎接武帝曾孙刘病已继承帝位。
他常被人和伊尹并提，称为伊霍，后世往往以行伊霍之事代指权臣摄政废立皇帝。
从上位者的角度来说，伊尹以及霍光的行为已经触犯到了他们的忌讳，自然是极尽其能去诋毁。
然而，从根本上来说，霍光废掉荒淫无能的皇帝，选任雄才伟略的帝王，难道是为了私利？
确立新主是当时安定全国的需要，然而要确立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则又是关系到汉朝能否长治久安的问题。霍光既考虑到前者，更考虑后者。所以他宁愿担负所谓擅自废立的恶名，也不愿使汉家王朝倾覆。这表明他对汉室的忠诚，也是对国家的高度负责。事实证明，霍光选择了汉宣帝，才使得汉朝保持了兴旺的局面。汉宣帝即位后，霍光继续辅佐朝政，直到病死。
可以说，真的要能够这么做，才是最合适的托孤大臣。对于真正的英主来说，后代不肖却又上位才是最大的问题。像霍光这样换了一个皇帝，最终保持了汉室的延续。只要汉室流传下去，刘姓宗室必然能够延绵不绝。
而若是放任皇帝胡作非为，连宗室就不能延续，那不是直接灭绝了，孰轻孰重，岂能看不透？
同历史上任何有作为的政治家一样，霍光也受到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摆脱不了光宗耀祖思想的束缚，也摆脱不了身为将相，子弟封侯的腐朽传统。在他在位时，他的宗族、子弟都已是高官显贵，霍氏势力亦已“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而他的宗族又多不奉公守法，为霍氏家族留下了祸根。
新即位的汉宣帝在民间时，娶了小吏的女儿许平君，即位后，大臣们都建议立霍光的小女霍成君为皇后，宣帝下诏寻找微贱时遗失的一柄宝剑，大臣们懂得了皇上的心意，便奏请宣帝立许平君为皇后。霍光之妻霍显，她一直想让她的女儿成为皇后，便买通御医，在宣帝即位三年之后毒死了已经怀孕的许皇后。
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曾亲自前住探望。大臣魏相通过许皇后的父亲上了秘密奏章，指霍氏一门的骄奢放纵。霍光去世后，这种情况反而变本加厉，甚至密谋发动政变，最终在公元前65年被灭族。
可以说，这真的是家族自己作死作出来的结果。
不过，现在家族都没了，说那些也都是浮云。现在霍光出来，会不会继续为大汉效力也是没人知道的事情。
另一方面来说，霍光这个黑历史，同样对君主也是一个考验，毕竟还是那句话，每个人对自己的家族后代总是有特殊的感情，坑自己孩子的事情，还是很少有人做得出来的。
当然，那是以后的事情了，像是有些帝王，死之前先把位高权重，可能影响儿子的大臣先干掉，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终究还是那句话，人本来就不可能抹灭私心，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为了亲族。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是圣人，去抓着私德的一些事情不放并没有本质的意义，关键还是看他为百姓做了多少贡献才是。
当然，话又说回来了，汉室本身对于这家伙态度估计也好不到哪去。尤其是汉朝本身就是礼孝治国，老祖宗被霍光废掉，肯定是各种争议不断。
“前朝乱入第二名武将，战国时期法家重要代表人物。魏国变法者李悝——统率65，武力55，智力85，政治98。”
李悝曾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强产量，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主张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灾荒。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奖励有功国家的人，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强国。
他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法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现已失传。其“重农”与“法治”结合的思想对商鞅、韩非影响极大。
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是中国变法之始，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便对其他各国震动很大，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为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铺平了道路。后来著名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等，无不受到李悝变法的影响。
他的重农理论更是对华夏数千年的历史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使得中原农耕制度能够一直保持足够高的位置，所谓士农工商，农耕、农民能够站在百工、商人之上，没有出现大量百姓离开土地造成难以挽回的局面，可以说是李悝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李悝是重农主义的开山祖，他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使魏国因而富强。
重农主义在商鞅手中达到了极致，他承继了李悝的办法而加以扩大，以免役的方式来奖励耕织，并以收为官奴的方法惩罚工商和怠惰贫穷的人。
可以说，没有农耕制度的维持，粮食不够多，就像游牧民族，农耕不够，粮食不足，为了维持生活就只能跑去劫掠了。
“一个权臣政治家，结果比较悲剧那种。另一个则是法家代表人物。”鲍鸿笑道，“你这个规律也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乱入第三名武将，周初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礼儒学奠基人姬旦——统率85，武力72，智力90，政治100。”
周公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
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摄政七年，提出了各方面的带根本性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周公七年归政成王，正式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些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这一制度的形成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周族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不得不说，作为皇室宗亲，干政起来就没那么大的压力了。就像当初有人质问曹老板，究竟是要做周公呢还是要做霍光，可见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两者之间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我去！你的魔爪终于伸到西周了！”鲍鸿闻言，大吃一惊。
周公这个耳熟能详的人物鲍鸿不说非常了解，基本的信息还是一清二楚的。关键不在于他的能力什么的，而是在于他所处的时代。
按照系统先前的说法，对于****时期是完全不引用的。至于西周时期，至少目前为止也是完全没有任何一个爆表出现过。但是这一次，系统出现了周公，那么无疑是把时代从东周的春秋战国延伸到了商周交替时期。
要知道，这样一来的话，别的不说，资料库里面的东西可就又多了不少。更关键的是，究竟这个人物资料库里面的人物是哪些，纯粹的正史人物，或者说涉及到各种演义野史之类。
当然，就算是不计算演义人物，各种史书记载的家伙凑在一起也够重量级的。（未完待续。）
第163章 操作与理论（）
“好了，接下来再说第三份爆表名单！”系统笑道。
“等会！”鲍鸿连忙打断道，“什么第三份爆表名单？你这里的快速成长或者是返老还童怎么没说？”
“没了啊！”系统笑道，“可能是因为这次没有这方面的爆表，或者是因为乱入姬旦消耗了全部的能量，后面的变化无法继续下去了！”
“切！我就说这次出现周公是有问题的吧，原来是消耗比较多啊！”鲍鸿哈哈笑道。
“别废话，反正就是这样的情况！”系统不屑道，“再说了，那么多人快速成长有毛好玩的。”
“好吧！随便你！”鲍鸿笑道，“接下来什么第三轮爆表？是谁造成的爆表？”
“上次被诸子百家召唤出来的那群人呗！”系统笑道，“你自己想想还剩什么人能爆表？”
“乐毅？还是韩非子？”鲍鸿绞尽脑汁，仔细思索，所能想到的貌似也就这两个。
“乐毅貌似没什么兵书啊，而且不是说召唤道具不具备属性加成吗？”鲍鸿疑惑道，“难道乐毅也在追大流玩写书吗？还是韩非子自己捏着一本能够召唤的《韩非子》，同时还自己另外写了本加属性的《韩非子》？”
“是韩非子！”系统笑道，“乐毅有没有在写兵书我是不知道啦。反正韩非子重新撰写几本《韩非子》是正常的事情。毕竟他手上的那本《韩非子》是见不得人的，所以当然要弄一本盗版的。结果，那本盗版的能加属性，就爆表了呗！”
“这种事情也会发生……”鲍鸿也是醉了。想想也有道理。随着诸子百家典籍的秘密曝光，自然会有人盯上韩非子，所以韩非子未雨绸缪整出一本盗版的混淆视听也是正常的。
“先给韩非子的属性吧！”鲍鸿耸耸肩，笑道，“不知道韩非子的政治有没有100！”
“本系统给的是99的政治！”系统笑道，“毕竟韩非子很大程度上也属于理论上的大能，在实际操作方面没有绝对的功绩。更何况还被李斯阴死了，所以喽！”
“有点坑，勉强给100应该没什么问题！”鲍鸿笑道，“你这家伙在某些事情上实在是太苛刻了，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又放的太松了！”
“无所谓啦！”系统笑道，“反正只是一个数据而已，你要觉得他比某些政治100的更有能耐，我也没办法！”
“乱入第一名武将，清朝大臣、民族英雄林则徐——统率72，武力65，智力88，政治92。”
“这个上过候选名单，不用多说了！”鲍鸿笑道。
“乱入第二名武将，唐代著名政治家，丞相姚崇——统率66，武力70，智力90，政治97。”
姚崇文武双全，历经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个皇帝，三次拜为宰相，并兼任兵部尚书。他曾参与神龙政变，后因不肯依附太平公主，被贬为刺史。
唐玄宗亲政后，姚崇被任命兵部尚书、同平章事，进拜中书令，封梁国公。他提出十事要说，实行新政，辅佐唐玄宗开创开元盛世，被称为救时宰相。
姚崇执政三年，与房玄龄、杜如晦、宋璟并称唐朝四大贤相。
“乱入第三名武将，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统率53，武力50，智力88，政治96。”
“司马光砸缸，《资治通鉴》的作者，王安石变法最大的反对者！”鲍鸿笑道，“作为保守派，政治也有96？”
司马光，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宋仁宗时中进士，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王安石施行变法，朝廷内外有许多人反对，司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宣仁太后是前此宫廷中反对变法的后台，掌权后遂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依司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对社会的危害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
对西夏，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一时。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会上广泛不满。头脑较为清醒的人们曾劝告司马光，要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异日若有人教以“父子义”，唆使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设想。
可以说司马光政治生涯并不突出，其人为中国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典型代表，尽管他认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但实际却因不满王安石而不择优劣尽罢新法，甚至将神宗朝时军兵用生命夺取的土地，无偿送还给西夏。日后新旧党争沦为意气及权位之争、不再着重于国政运转。
当然，政治能力这个东西并不能纯粹的说改革派就是先进的，更加厉害的。保守派就是渣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