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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同姬庆文之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姬庆文听了这话倒也不动气，反说道：“我可不要当什么君子，处处都要谨言慎行，也太累了。更不要当什么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伪君子，戴着面具过日子，岂不是更累？”
李岩听了这话似有感悟，含笑道：“姬兄真性情，已离‘君子’不远了。”
姬庆文摇摇头，说道：“可惜我不想当什么君子，却又有某些‘君子’要逼我当‘小人’。唉，人呐，你不去招惹别人，别人却要来招惹你……”
李岩听姬庆文说得一本正经，知道他必然是有要紧事同自己商量，便道：“姬兄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不如说出来我们一同商议商议？”
姬庆文点点头，又在室内环顾了一周，便说道：“这里都是我们自己人，我就直说了。这是李元胤李指挥给我的情报，说是朝廷打算有限开放海禁，在这里——也就是松江府淀山港——取消勘合贸易。不过却要另设市舶司，并又皇上钦点了司礼监沈良佐担任正提举，我来做副提举，管理港口进出口事宜……”
李岩听到这里，忍不住发笑道：“也不知这条建议是谁提出来的，一招便点中了姬兄的死穴，也算是用心良苦了。”
姬庆文白了李岩一眼：“李兄还有闲情逸致夸赞别人？我这不正头疼着么？正要想找姬兄商量商量，怎么对付这个沈良佐。”
李岩用赞赏的眼光看了看姬庆文，说道：“姬兄果然高明，一语道破天机！”
姬庆文被李岩夸了个一脸懵逼，忙问：“李兄此话怎讲？”
李岩道：“姬兄能说出方才那句话，就可堪称是胜券在握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只是因为姬兄选对了对手！”
于是李岩便分析起来：姬庆文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继续将淀山港码头的事务牢牢捏在自己手里，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无非就这么三个手段：
其一，让皇帝收回开放海禁的决定，便也没有必要设立什么市舶司了——而这条建议本身就是姬庆文提出的，这么做无异于在打自己的脸，是断然不可行的。
其二，是取消市舶司的设立——这么做，便是同提出这条建议的朝廷大佬、批准这条建议的皇帝作对，成功的难度太高。
其三、便是搞定这个市舶司提举沈良佐——隔岸观火、釜底抽薪、欲擒故纵、瞒天过海，或扳倒、或架空、或收做傀儡，搞定他的办法没有一百种，也有七八十种，可要比上面两项容易多了。
听了李岩这样的分析，姬庆文一颗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说道：“这个沈良佐，我在京师城下也是接触过的，不过是个狐假虎威、外强中干之徒罢了。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他不是什么强龙、我也不是地头蛇，他单枪匹马过来，落到我们手里，还不顺着我们的心意随意揉搓嘛！”
李岩闻言，却又说道：“不过姬兄也不能过于轻敌了。皇上对市舶司想必是十分重视的，能够派沈良佐过来，说明也是看重他的，总该有些过人之处吧？”
姬庆文想了想，说道：“看来也只能见招拆招了。不过我有个想法，是不是可以将我们库存的银两先花他个底掉，然后再将账册销毁了，让他无从查账。李兄，这几年我们钱赚得多了，就怕有人惦记我们这些银子，干脆花光了也就是了。”
李岩笑着对众人说道：“你们都听见了吧？好事来了，姬大人要分钱了！来来来，我快来算算，这两年我们一共攒了多少银子，大家分一分，也好各自回家了。”
说着，李岩便从柜子里取出一大摞账册，开始逐一盘算起来。
却不料姬庆文这两年虽然赚的钱不少，可花起钱来也厉害，入账的银子有一百六十万两，花出去的也有六十多万，还不算今年需要上贡给朝廷的四十万两。因此现在姬庆文手里能够支配的银子，也就六十万两左右。
其实这个数字已然不少了。
于是姬庆文和李岩等人盘算了一下：
织造衙门辖下织工一共三百个人，再加上在福利坊帮忙办事的人，一共三百五十人，年终每人发二百两银子的赏银加分红，大约是七万两银子。
五百乡勇团练，每人除固定饷银之外，再另发一百两赏银，再加上犒赏立功将士、抚恤阵亡将士家属的钱，大约是八万两银子。
从陕西招降过来的乱民，一共一千五多百人，也不能过于亏待了，每人赏银二十两，让他们开开心心过个年，大约四万两银子。
这样加起来，安顿基层的钱就花了十九万两银子。
然后按照陈文昭的遗愿，“明武军”要继续扩军到三千五百人，而姬庆文手里没了陈文昭这样的老军务，还不敢一下子就骤然扩充兵员，想着先招五百精兵，扩充到一千人再说。
那这五百人的安家费、装备、预发的军饷等等，加起来大约五万两银子。然后在京师之战中大发神威的那辆“坦克”，姬庆文也准备照原样打造一辆，这样又是十万两银子花了出去。
除了这些人以外，帮着姬庆文做事的李岩、李元胤、黄得功、宋应星、葛胜，还有阵亡了的陈文昭的家属，每人都发五千两银子，这样又是三万两白银。
这样一圈打赏下来，六十万白银的库存，还剩下二十三万两。
这其中，除去准备给宋应星开展科学研究的钱、除去打算为徐光启刊印《几何原本》《农政全书》的钱、除去留做维修更新织机的钱、除去码头日常养护的钱，还剩下整整十万两白银。
于是李岩说道：“大人，赚钱固然不容易，可花钱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们这钱还没花出去，光在这里盘算就废了半天功夫。现在还剩下十万两银子，姬兄可以放在身边，请请客、吃吃饭什么的，手头也稍微宽松一些。”
姬庆文手里还留着起获的价值二百四十万两银子的魏忠贤的遗产，因此手头并不紧，不过手里捏着十万两随时可以调用的现银倒也多少能够踏实一些，便点头答应了。
可他忽又想到一件事情，说道：“我说，大家是不是忘了汤若望神父了？他对这座码头也是颇有助益，我们怎么忘了分他钱了？”
李岩是儒家门徒，对西洋宗教一向都是不以为然，便冷冷说道：“汤若望是神父，就是外国的和尚，和尚讲究酒色财气、四大皆空，还需要钱么？”
姬庆文却道：“要啊，当然要。李兄不知道和尚收香火钱，就好像剪径的土匪那样，做的是无本生意，最有钱的就是这帮秃驴了。”
他这话说得风趣，逗得满屋之人无不放声大笑。
第二〇七节 什么是公平？（）
姬庆文转眼间花掉的这五十万两银子里头，其中三十七万两是相关人员的赏银。
这笔银子可不是个小数目。
要知道大明朝京官的数量不过两千来人，每年春节之时，为宣示皇恩浩荡，皇帝一般都会赏赐在京官员、驻军将士及内廷太监宫女钱粮，其中官员按品级不同、赏赐也各有不同，平均每人得银在一百两上下，驻京将士及宫内人员每人平均得银一两左右。
这两项加起来，皇帝花掉的钱，也要在白银四十万两上下，而这些钱又照例不从户部支出，而是皇帝内库之中的称作“体己钱”的私房钱。
也就是说，姬庆文过个年所花掉的赏银，已经同皇帝平起平坐了，他在这短短两年里积累下的财富，虽谈不上“富可敌国”四个字，却也可以同至高无上的皇帝平起平坐了。
姬庆文赚的钱主要存储在两个地方，一是放在松江府淀山港的码头库房之内；二是放在苏州织造衙门银库之中。
其中淀山港因人来人往，不甚安静，因此存银甚少，却也有二十万两上下。
于是休息一晚之后，姬庆文便在四百多名乡勇团练的护卫之下，打开银库、取出白银，分给在港口做工的工人们。
这一千五百多个工人，本来是陕西的饥民，走投无路之下跟着李自成、张献忠挑起造反，被姬庆文所部精兵击败，眼看就要丢了性命。还是姬庆文善心大发，勉强将这群人带到江南，才算救了他们的性命。
因这些人曾经反抗过官府、反抗过朝廷，所以姬庆文不敢太过重用他们，又怕他们聚众闹事，因此将他们安排在远离闹市的码头上工作。
码头上的工作虽然辛苦一些，却好歹没有生命危险，每个月也有几两银子能够让他们吃饱、穿暖、住踏实，比起在陕西荒年时候朝不保夕的生活已然是天翻地覆了。
而今日他们又得了姬庆文给的几乎相当于两个月工资的赏银，更是欢欣鼓舞，止不住地称颂姬庆文乃是道祖转世、菩萨下凡。
姬庆文却是自己心里有数——这些年终拿到的钱，只是织坊织工的十分之一、是团练将士的五分之一，似乎有些不太公平。
然而什么才是公平呢？
织坊织工都是祖传的织造手艺，织出的进贡彩织锦缎放在国际市场上每一匹都能卖上六百两银子，况且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的绸缎的质量能够与其相提并论；乡勇团练们平日里训练极为艰苦，打起仗来更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营生，说到底就是用性命换钱，而他们的命绝对值一年一百两银子的犒赏。
而这些陕西来的码头工人呢？
他们虽然工作起来也算是十分努力认真，然而他们工作的技术含量确实不高，不可替代性也不强——你不做，自然另有大把的人来做。因此，他们对自己的工资并没有什么议价的筹码，只能凭老板的一颗良心，才好歹能拿多少钱。
而姬庆文，便是这样一个心没有完全黑化了的老板，给了他们一人二十两银子过年，也算是能交代得过去了。
于是姬庆文将这一千五百多个码头工人打发之后，又从存银之中取出两千两，送给传教士汤若望，便点起所部数字已不到五百人的乡勇团练，带着除去码头维护基金以外的几万两白银，捧着包括陈文昭在内阵亡的将士的骨灰，浩浩荡荡便往苏州进发了。
苏州城南相门之外的营房已然空置许久，两个月后五百乡勇团练返回之时却已空出了许多铺位——这些铺位的主人，都已在京师城下同满洲八旗的浴血厮杀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姬庆文见状不免有些伤心，便命任由这几张床铺空着，再将原来主人的名字书写在白纸上压在床上，就当这些人依旧活在众人身边。
他这个非常有人情味的决定甚得官兵之心，他们立即派了孟洪请李岩写好了名字，再将写了名字的字帖放在床上，轮流跪拜行礼，有几个心肠软些的兵士，已然落下泪来。
姬庆文默默站在一旁观礼，自己也感动得眼眶湿润，心想：这些兵士对战友之间的感情看得如此之众，怪不得行军打仗起来，没有一个人会主动撤退，将生死兄弟暴露在危险之下，这才是这支有老“戚家军”底子的“明武军”的战斗力的真正源泉。然而现在陈文昭已死，这支军队固然是不能就此解散的，可今后要如何发展壮大下去，又是姬庆文眼前面临的又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姬庆文想了许久，却还是一筹莫展，想着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先慢慢补充和增加人员数量，暂时先由黄得功教习武艺、由孟洪教习枪法。而能够统御全局的统帅之才，便只能由姬庆文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家伙来充任了。
姬庆文一边想，一边退出了营房，见织工里领头的葛胜正在从咫尺之遥的福利坊里出来，便嚷嚷道：“嘿，葛胜，你不好好做工，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偷懒吗？”
葛胜听了，赶紧跑了上来，作了个揖道：“大人您可误会小人了，小人正好今天休息，因此过来看看老父亲。”
葛胜的老父亲名叫葛成，当年领导全城织工起义，抗拒太监横征暴敛，在苏州城中威望极高。后来葛成被阉党控制的朝廷捉拿，在大牢里一关就是十年，还是姬庆文出面，才将他营救出来。
因此姬庆文也不敢怠慢，问道：“听说葛成老先生腿脚不是很方便，不知道最近好些了吗？”
葛胜摇头叹气道：“老夫的脚是在监狱里落下的风湿病，怕冷不怕热、怕湿不怕干。这几天苏州太冷了，老爸疼得叫苦不决，小人这才时时过来照顾查看呢！”
姬庆文点头道：“葛老先生对苏州织工有恩，我们不能亏待了他老人家。这样，你医生只管看，药品只管开，不要嫌贵，人参、虫草、鹿茸、灵芝，尽管去买、尽管取用，一切开支都从我织造衙门账上开支。”
葛胜在姬庆文手下做工，工钱在苏州城里都能算多的，可他是个孝子，赚的钱一多半都花在老爸身上，因此手里的银子并不活分宽裕。
现在有了姬庆文这样的应承，他自然十分高兴，变着法地感谢道：“老爸说了，他上半辈子做事太鲁莽草率，这才吃了奸人的亏；现在大人救他出来、又安排在福利坊里派人照顾，这同生活在天堂里也没什么区别。只求大人能够长命百岁、公侯万代，继续造福我们织造衙门辖下的这些织工。”
姬庆文堂堂一个从二十一世纪穿越而来的“有文化、有理想、有纪律、有道德”的“四有青年”，却只让他为一地、一衙中人造福，这个见识未免太狭隘了一些。
然而一个人的见识，却是同他本人的经历息息相关的，姬庆文若不是一个后世穿越过来的大学生，而继续在西安城里当他个地主富户的傻儿子，搞不好见识还没有苏州织工葛胜来的高明呢！
因此姬庆文也没有同他多计较，谦逊了两句之后，便让葛胜辛苦一下，多跑两步路，在福利坊里设下酒席，邀请织坊里所有的织工在明天——也就是小年夜——到福利坊来聚餐，同时发放过年之前的年终赏银。
听到这个消息，葛胜脸上顿时露出掩饰不住的笑容，打了个千儿就兴高采烈地退下去办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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