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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兴纠正了迈尔斯的判断，他认为明军之前在圣安东尼奥修建了大量仓库，目的就是储备物资，作为中转，因此他们的前进基地，不应该是大粮城，而应该从圣安东尼奥算起，也就是三百多公里，他还提醒明军从科罗拉多城进行的急行军，一旦明军继续采用这种快速进军方式，抵达休斯敦不过三天。
迈尔斯认为潘兴的意见很有道理，潘兴表示，这不过是一些简单的诡计，只有弱者才喜欢使用，比如印第安人，和现在的中国人。
潘兴猜对了，明军确实是以圣安东尼奥为补给，但谁说明军就一定要去偷袭休斯敦了，兵力更少的奥斯汀不是一个更好的目标吗？
结果让美军大惊失色的是，明军三十万大军在圣安东尼奥休整三天之后，不是南下，而是北上，绕过圣安东尼奥直扑奥斯汀。
此时奥斯汀只有二十万兵力，大明三十万人，加上陆云起那五万偏师，总计三十五万人，兵力优势并不明显。
但是很快美军发现，明军大量调动圣安东尼奥西郊部队，这里本有二十万人，明军竟然抽调了其中的一半，只留一半继续与圣安东尼奥的防御部队对峙，另一半则加强了陆云起的兵力。
现在明军在奥斯汀周围已经有了四十五万大军，兵力是奥斯汀的两倍多，很快就向奥斯汀发起了猛攻。
步兵挖掘之子战壕不断向前逼近，很快就进入了大炮射程之内，炮兵开始轰击奥斯汀防线。
经过明军十余日的猛攻，奥斯汀外围防线就给突破了，然后明军开始炮击奥斯汀城区。
此时休斯敦的迈尔斯坐不住了，决定派出援兵，潘兴也没有反对。
十万援兵增援奥斯汀，可没想到半路就被阻拦，在科罗拉多河畔爆发了一场野战，十万人被击溃。
明军乘胜追击，直扑休斯敦，甚至不惜撤围奥斯汀，集中三十万兵力攻打休斯敦，这次反而是休斯敦需要援兵了。
奥斯汀和圣安东尼奥都不敢眼看着休斯敦失守，那意味着他们失去了海上的补给线，也将没有了援兵。
于是两城同时抽调十万兵力去增援，但遭到了与休斯敦援兵同样的命运，他们在野战中战败，二十万人溃散。
先后三十万人在野战中被打散，三地的总兵力顿时下降了五十万，休斯敦只有二十万，奥斯汀更是只有十万人呢，圣安东尼奥有二十万，此时三地再也不敢随便出击。
美军高层异常震怒，美国国会甚至有议员提出要追究指挥官的责任，但幸好不是所有议员都发疯，主流意见还是赶紧想办法增援，以此为契机，倒是让国会议员达成了一致，通过了征兵法令，开始强征士兵，这样美国可以组建三百万新兵。
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德克萨斯会战急等增援，明军趁机集中兵力猛攻奥斯汀，以五十万的兵力攻击十万人的奥斯汀，终于用了七天时间，将此城攻陷。美国举国震动，舆论要求撤换迈尔斯。
其实这不能怪美**官的指挥问题，而是前线指挥作战的张开山这样的老将，吃死了美军军官经验不足的弱点，经验不足的人往往就缺乏自信，没有坚持自己意见的勇气，如果潘兴始终反对增援，就不至于让休斯敦危急，休斯敦不危急，其他两地也不至于增援，陷入更深的劣势。
从战术上讲，则是明军军官充分利用了自己攻击方的主动，发挥了外线作战的机动优势，调动美军，然后在野战中歼敌。
从技术上讲，其实还是美军自身的軍队素质不高，大规模野战中容易给对手找到机会，如果他们能打赢野战的话，明军就是战术在高明，也无计可施。
张开山和邓世才这样的老贼吃准了这一点，认定了美军这样的新兵加民兵组合，一旦开始机动，一定会露出破绽，反而是让他们死守明军找不到机会。
可以说让对方完全死守的情况下，大大降低了明军的单兵素质和基层军官优势，弥补了对方经验不足的缺点，所以一定要想尽办法将对方从老营盘中引出来，最后将明军的战术优势转变为胜利。
最终的结果就是明军先后在三座城市之间不足三百公里的范围内辗转腾挪，见缝插针吃掉了对方三十万人，然后集中兵力拿下了奥斯汀，切断了三城的犄角互动。现在明军不管是南下攻击休斯敦，还是往西攻打圣安东尼奥，都拥有了绝对的主动。
明军的选择是，集中五十万兵力，南下休斯敦，在美国援兵抵达之前，占领这座海陆枢纽。
此时美军的选择不多了，五十万大军攻打休斯敦，休斯敦如果有强兵驻守的话倒也没有问题，可问题是美军自己都没有信心。
他们要么选择就用休斯敦有限的兵力坚守待援，要么抽调圣安东尼奥的兵力增援，可美军必须规避一个风险，那就是圣安东尼奥的援兵，不会像前两次一样，被明军在野外歼灭。
最后美军做出了一个明军都没有想到的决定，他们放弃沿铁路线增援，而是从圣安东尼奥直接南下，向墨西哥湾撤退，从港口坐船由海上增援休斯敦。
这一点明军倒是没有想到，一时间围堵不及，只是一直在圣安东尼奥否则牵制的十万兵力选择了追击，咬下了美军三万断后部队的尾巴，聊胜于无了。
现在休斯敦拥有了三十多万軍队，而明军兵力虽然占优，但经过多场苦战之后，不得不转入休整。不但没有发起对休斯敦的攻势，而是回撤兵力，以稳固防线为主，以圣安东尼奥为中心，奥斯汀协防侧翼，防备休斯敦的反攻。
显然邓世才、张开山这样的老将，比美军的年轻军官老辣都了，进攻的时候很有魄力，该收缩的时候，一点都不含糊，休斯敦这样的重要城市，说不打就不打，收缩的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但邓世才马上开始向国内要求增派援兵，他要求至少在增派一百万兵力。
因为他打算休整一段时间之后，主力从圣安东尼奥和格兰德河两路进发，目标瞄准了努赛斯河口，靠近墨西哥的海港城市科珀斯克里斯蒂。
可这时候国内真的很难排除兵力了。
明军总共征调了两百万大军，其中一百五十万都送到了美国，交到了邓世才手里，留在国内的只有五十万軍队，总不能空国而出吧。
但朱敬伦还是答应继续增派兵力，连原因都不过问，招兵已经很困难了，因为随着这几年接连的苦战，通过高额军饷，已经很难吸引到老百姓当兵了，更何况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是好男不当兵的糟粕传统。
一时想像美国那样，转为征兵制，大明的政府效率还很难做到，政府效率上很难保证精确到个人的档案统计，另外最近反战的声音有些大，舆论越来越不满政府随意发动战争的做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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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五十八节 皇权威信的下降（）
大明建国以来，言论就相对自由，客观上来讲，由于香港的存在，大明无法封锁所有的自由舆论，无法做到日本那样的严格新闻管制，主观上来讲，朱敬伦认为，舆论的引导和批评，有助于老百姓的现代性启蒙和释放社会矛盾压力。
你让人说话总比不让人说话的怨言要小的多。
而且这些年朱敬伦通过巧妙的周旋，始终让政府处在中立位置，并没有成为舆论批判的重点。
大明的舆论其实很有意思，最先开始办报的是一批新派人物，他们掌握了十多年的媒体话语权，后来传统士大夫也开始介入创办报纸，尤其是教育改革期间，新派对乡村士大夫进行了密集的文化垄断批判之后，士大夫阶层开始主动办报，跟新派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大论战。
他们围绕了大量思想和意识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论战，主要集中在西化和变革上。
一批新派报纸已经开始了全面西化的鼓吹，而老派报纸则强调中国道德文化的优越。
两派谁也说不了谁，比较折衷的态度，还是满清洋务派那一套。
就是不能动传统思想的内核，可以在技术方面进行引进。
就如沈葆桢说的：“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
士大夫极力反对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你连中国人的性情都变了，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中国还是中国吗。
在这些大论战中，政府始终保持沉默，很好的将自己孤立于舆论的漩涡之外。
这跟日本截然不同，日本新闻管制很严格，但是私下的各种传单去十分流行。
而且日本民间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的呼声，民间有福泽谕吉这样的人物鼓吹，官方有大隈重信这样的大臣推动，民间各种改革派要求模仿英国进行立宪、制定议会的人物到处演讲，很受日本学生的欢迎。
日本之所以从开国就出现了要求西化的声音，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轻视，受到传统束缚比较轻，所谓船小好调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明治维新一开始，就打到了一批高层精英，之后政治斗争又清洗了一批政治人物。这些人进入民间之后，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反对力量的骨干，西化不过是他们争取政治权利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而大明没有经历过激烈的权力斗争，朱敬伦执政前广官场上掌握权力的，是一群外地的文官，这些人在本地没有形成错综复杂的地方势力，无法拧成一股绳，乡村士大夫阶层虽然保守，但却缺少高层精英作为主心骨，因此反对力量始终是分散的，对政府形不成威胁。
没等乡村士大夫形成反对势力，大明又已经培养出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他们与新派一起，开始在民间制衡反对派。
而且大明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其实还是借助了传统势力对新派势力的制衡，才得以牢牢掌控权力，推行各种必要的改革。
因为如果真的早早立宪、议会的话，这种权力分散，内部政治倾轧的模式，会让改革变得迁延日久，甚至出现反复。
借助老派和新派之间的对立，让他们在报纸上相互争辩，释放社会压力，让知识分子从中启蒙，让他们自己判断好坏，政府则以中立的态度，进行了行政、司法、军事和教育上的大量改革，而始终没有遇到强力的阻碍。
但这一次政府真的遇到了麻烦。
因为新旧两派，在对美国战争这一点上，他们的态度出奇的一致，那就是反对战争。
不是他们爱好和平，而是认为这是一场非必要战争，美国侵犯华人的权益，大明也应该以相通的方式制衡，而不是直接发动战争。
这主要还是因为几年前刚打了一场短期内看不到实际利益的战争，将法国逐出越南，老百姓没有看到半毛钱好处，期待的赔款也没有一分，反而购买法国的殖民地还掏了一笔钱，为了越南人伤亡几十万大明士兵，尽管赢得了道义上的荣耀，但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看重实利的百姓的胃口了。
这场对美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受人欢迎，而且很快大明连对法战争中仅有的成果，马达加斯加都还给了法国，更是让人不满。
其实舆论之所以如此不满，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政府在战争问题上，始终忽视舆论的声音，而舆论在战争问题上，却出奇一致的统一，不管是老派还是新派，从来都认为，大明战争的第一方向就是北伐。
新派认为统一民族是大明最紧要的人物，老派认为一统江山才是改朝换代最大的宿命。
结果大明政府的北伐遥遥无期，也始终不制定北伐的时间表。
反而朱敬伦提出过通过和平谈判统一国家的愿望，还被一些大胆的报纸批评为皇帝的一厢情愿和妇人之仁。
他们拿德国和意大利统一的例子来说明，通过和平手段是不可能完成民族统一的，在现代社会，唯有通过战争，才能迫使那些僵死的腐朽政权交出权力。
老派也距离，古往今来，除了飘渺的三代之时，就没听闻有过和平禅让的成例，即便有，那也是个别野心家的政治游戏罢了，汉天子禅让曹魏，不是曹家以兵向要挟岂能成功，赵匡胤逼迫柴家孤儿寡母禅让，更是不知连词，大明皇帝想让满人禅让，不北伐，怎么可能？
他们都想要北伐，可朱敬伦担心发生巨大的地政缘治崩溃危机，始终在等一个有巨大缓冲机会的时机，那就是等一场世界大战，可知识分子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感染了民族主义的他们，就认定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将一个民族统一进一个国家，而不是四处征战，抢夺殖民地或者为了商业利益动用兵力。
在这种情况下，大明对美国战争，尽管进行了大量的名族主义引导，大家战前普遍对美国没有好感，但让老百姓抵制美国货可以，让老百姓去打砸美国商人的洋行可以，让老百姓支持对美国战争，老百姓觉得不可以。
随着战争的进行，反战的舆论就越强烈，已经习惯敢说话的大明报纸，什么话都敢说，他们甚至认为这场不和民心的战争，就是因为权力过于集中于政府，新派大肆呼吁要建立议会制，广泛征集民意，让议会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
这种立宪议会的民主声音终于在大明形成了气候，老派第一次没有站出来反对，保持了集体性的沉默，让政府再也不能孤立于舆论漩涡之外，必须直面舆论的压力了。
舆论除了这种声音之外，还要求政府立刻结束战争，制定统一国家的时间表，哪怕是谈判统一，也应该跟清政府谈判，而不是一再的拖延。
由于民间舆论的反对，政府招兵工作都很难进行，因为报名参军的人太少了。整整一年时间，招募的士兵竟然不足二十万，这对于庞大的大明人口基数来说，招兵显然是失败的。
如果此时推动征兵制改革，强征兵员的话，不止朱敬伦担心了，整个文官政府都担心会造成社会动乱。
而且朱敬伦还发现，发动了这场战争之后，他一向不错的威望也受到了影响，少量敢于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