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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元喜的努力下，“访各乡绅士，由县札办乡局分理捕务”，在县城设立了团练总局，建立了从县一级到乡一级的公局体系，县的团练总局接办了原本官府主要承担的捕务和捕费等。
朱敬伦能选择龙元喜当礼部尚书，并不仅仅因为是他是前朝官绅，更因为从中看到了此人处理事情的能力，尤其是这种创设制度的能力，让他格外认可。
后来朱敬伦建立大明，这种乡绅公局机构对他能够迅速稳定地方，是起到客观作用的，所以他不但在之后没有取消这种组织，反而推广了这种组织，就让龙元喜主持，在各地建立了县公局，统领各乡的公局。
这些年来，这些公局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在官府投入相对较小的情况下，这些公局负担了稳定地方，沟通官府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公局也在制约官府权力，尤其是在县城一级，在缉捕盗贼、司法管理方面，跟各个县衙常有冲突，普遍存在公局滥用死刑现象，因此之前刑部多次要求解散公局，都被龙元喜强势阻挡，认为这是刑部在为自己的无能寻找借口。
但这次反倒是龙元喜自己要求解散公局了，就是因为这次公局围攻学堂，不但摧毁了相当多的乡村学堂，而且还打死了好几个保护学堂的警察甚至是士兵。这已经形同反叛，龙元喜知道这种组织已经不可能让任何官府容的下了。当年咸丰不肯让公局继续统领乡勇，朱敬伦显然也不可能容得下这种带有武装性质的组织。
朱敬伦并不急着做决定，反而是让刑部尚书先介绍一下情况。
刑部侍郎罗天池很快详细的汇报了一遍。
爆发事件的县，主要是番禺、顺德和香山三县。
这三县中，香山县由于靠近大海，历来就是公局势力强势的地方，早在乾隆时期，甚至明代，就有地方乡绅组建乡勇对抗海盗的传统，因此他们更善于组织武力。番禺县则是在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期间，组建了大批乡勇。顺德县的，正是龙元喜组建的。
而这次砸毁学堂，打死打伤警察士兵最多的县，则是番禺县。
番禺县分捕署和各司，下属的茭塘司的南洲局、彬社局、岗尾局、石楼局、赤山局；沙湾司的仁让局、石桥局、萝西局、鳌山局、韦涌局、古坝局、龙湾局、沙亭局、沙圩等乡十三所公局，都发生了包围学堂事件，显然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次有联系的集体行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当成叛乱来对待。
“南海县的情况如何？”
这三县经济富庶，乡村多是桑葚鱼塘，土地肥沃，城市中也有大量缫丝、织稠等现代工业，但是最富庶的，还是拥有佛山这个不输给广州的商埠的南海县，但是南海县的情况反倒比较好。
罗天池汇报说，南海县也有包围学堂的情况，但是数量很少，而且在当地乡绅的劝告下很快就散去了，也没有出现打死人的情况。
朱敬伦点了点头，说起来这次公局包围学堂，其实并不是公局组织集体反叛，而是公局组织自身的失控，显然其中有一批乡绅对官府的教育改革已经不能容忍，但是也有一批人比较理智，不愿意跟官府对抗。
这些乡绅对教育的怨言，由来已久。几年前，就是他们的怨气，被曾国藩所激发，才兴起了自行办教育的热情。曾国藩名声扫地之后，他们很多都自暴自弃，放弃了那些学堂。但是心中的怨气不但没有消失，反而积怨更深。
这两年来，乡村教育出现了巨大的挫折。先是五年前，利用曾国藩鼓动乡下乡绅阶层修建了大量的孔庙式学堂，当时一度学童入学率超过了八成，可谓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前年曾国藩在天津教案问题上，牺牲了他这么多年来积累的威望，一下子变得人人喊打，加上现代传播方式的推波助澜，曾国藩俨然成了儒道的叛徒，曾国藩这面旗帜的倒下，大大影响了乡绅阶层对教育的关心。
当时掀起了一波砸毁学堂的逆流，朱敬伦后来不惜动用軍队才压制下来，不但接管了这些学堂，而且派下去了受过培训的教师，彻底完善乡村教育。
朱敬伦以为，是乡绅阶层抛弃了对乡村教育的主导权，所以改革应该不会遭遇抵制。
可事实上，此举等于是将乡绅阶层，彻底的从乡村教育领域排挤了出去，而他们主持这个领域的传统已经持续了几千年，这些人的内心有多么失落，甚至会让他们感觉到被时代遗弃的感觉，那么做出什么事情来都不意外了。
朱敬伦突然发现，似乎是改革带个旧阶层的失意太多，将他们抛弃才产生的矛盾，这是任何改革都很难避免的情况，但却是朱敬伦始终尽力弥补的情况，他总是希望将旧阶层带到新时代，看来至少在教育领域，他失败了。
朱敬伦心中都不免有些失落。
但他同时又有些感慨：“闹到现在这样子，虽说滑稽了一点，但这恰恰说明了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而不是耻辱。”
他自己都没想到，教育问题闹到最后，竟然出现了暴力对抗现象，在欧洲发生不了这种事，在日本也发生不了这种事，但是在中国发生了。
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大家对教育权力的争夺，这本来就说明了教育在这个国家的意义。毫不夸张的说，教育对这个民族，是带有其他国家对宗教的那种感情的。
因为重视，所以才都想按照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观念来控制教育的话语权，才产生了巨大的冲突，这不是愚昧，不是保守，而是一种信仰，当年满清动了汉人的头发和衣服，就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试想当时如果满清敢动教育，恐怕引起的反弹不会比剃发易服小，让中国人不穿宽袍大袖，让中国人留辫子，他们会造反，让他们不说中国话，不写中国字，他们更会造反。
这才是这个民族最伟大的地方所在，他们极为看重文化。反观全世界各国，普法战争后，都德写了一篇《最后一课》将被割让给普鲁士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法国人，以后不能写法文，说法语的那种失落表达的淋漓尽致，但是这两地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却没有因此而爆发起义。
日本人统治了东北和台湾之后，开始大肆推行日语教育，废除中文教育，但是大量民间力量自己办教育，甚至大批人往内地逃亡，就是为了保持子孙后代中文教育的权力。新加坡在李家时代，废除了华文教育，遭遇的批评同样不少。但依然无法阻止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家长让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跟大陆的奥数热情似的。
所以几千年来，国家政体有被灭亡的时候，但是中国文化始终保存了下来，同样被蒙古帝国灭亡的许多中亚古国，后人只能在地下挖掘他们过去的印迹了。
至于公局攻击学堂的行为，主要问题不是乡绅阶层的不满，主要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有能力攻击学堂，他们为什么要选择攻击学堂。
这才是朱敬伦更关心的，他们今天可以攻击学堂，明天就能攻打官府，后天就能够攻打京城，这是处在变革期的国家不能够承受的。
“那些乡勇是该裁撤了。”
朱敬伦叹了口气，之前这些乡勇没有裁撤，而是改组成了缉捕盗贼等维护乡村治安的力量，可只要是力量，就不光能用来维持治安，也能用来破坏治安。现在看来，乡绅阶层还没有那么理性，他们没有谨慎使用军事力量的自制力。
第五百六十七节 规范乡村自治（2）（）
“那公局呢？”
陈芝廷问道，显然他们对这个组织都很关心，因为不管是龙元喜也好，陈芝廷也好，他们都曾组建过公局，陈家就是靠着沙井练勇起家的，沙井练勇当时可是归属于沙井局。
朱敬伦说道：“总归还是有好处的。但他们还不会用乡勇，那就让刑部收编了吧。将这些乡勇收归刑部警务司统一管理。”
这等于将过去公局用来维持乡村治安的乡勇组织，变成了乡村警察。
“至于公局，暂且保留。”
朱敬伦还想试一下，看看这种乡村自治的组织，能不能慢慢进化到现代化的代议组织，而且现在保留这些组织，作为官府跟乡间沟通的一个渠道，也有利于化解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农民对官府的误解和不信任情绪。
任何事没有百姓从心底的支持，总归会遇到很大的麻烦。现在的情况就很明显了，虽然警察和士兵进入乡村，保护住了那些学堂。但是学生们却不敢来上学了，从省城派下去的新教师哪怕一家家去说服，学生家长也很不愿意让孩子去学堂，因为他们看到乡下那些乡绅都不把孩子送去，他们就觉得学堂不是什么好东西。
乡绅阶层则利用他们在乡村的话语权，极力歪曲新式教育，
乡绅们认为新式学堂不好，尤其是官府接管了学堂之后，强行派下来一大批数学教师，更让他们反感，他们说学了那些东西，就忘了礼义廉耻，忘了孝悌人伦，将来不定成个什么玩意呢，可能连父母都不认了。
淳朴又愚昧的农民就害怕这个，养儿子不认老子了，这简直就是天塌了的事情，加上看到很多乡绅把自家的孩子都接回家自己教育，农民们也就熄了让儿子读官办小学的念头。
乡绅夫子退避，軍队接管学堂，还让农村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村民们甚至出门都绕着学堂走，农村充满了一种压抑的气氛。
化解这种气氛，是官府张贴多少告示，是城里的报纸如何宣传，都不可能做到的，还是得让乡绅阶层主动带头示范，老百姓才能跟随。
因此现在大明的政府还真的离不开这些乡绅。
但犯罪的乡绅也不能包庇：“至于那些攻击学堂的公局，依律办理！该抓的人抓，该流放的流放。从上到下一纠到底。”
朱敬伦说完，陈芝廷他们心软了，因为很显然，这些公局背后，都是一个个乡绅，但凡对乡绅阶层动手的朝代，就没什么好名声，而且他们也都出身于这个阶层，如果真的流放了成百上千的读书人，他们有种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感觉。
于是刑部尚书罗天池开始解释起来，他表示这些公局之所以包围攻击学堂，其实并不是想要造反。主要原因还是出于警察下乡饶命所致，罗天池主动请罪。
可不止有警察，軍队也长期驻扎在农村，驻扎在宗族势力的地盘，而且因为分散，往往一个村只有两三个士兵。士兵和警察深处陌生的，异乡人的地方，其实也是很紧张的。而村民们见到警察和士兵，又有一种对方侵入了自己生活的感觉，更是紧张无比。
人跟人之间难免有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加上双方情绪都很紧张，擦枪走火在所难免，有的老百姓跟士兵起了冲突，一开始还忍让着，慢慢就开始爆发，为了个别军纪散漫的士兵偷了农民的鸡，或者农民不小心撞到了士兵，然后发生口角，都能一起乡民群起围攻士兵的现象。
士兵是有枪的，打起来他们吃不了亏，乡民人多势众，吃了亏也不会善罢甘休，引起流血事件不时发生。
今年半年时间，就发生了士兵打死人事件十多起，这种情况让城里一直批评农村乡绅文化垄断现象的报纸，都开始大声批评軍队，让政府异常头痛，刑部不断的给礼部施压，让礼部尽快解决教育问题，然后让軍队撤出乡村。
军事问题一般都是朱敬伦亲自指挥，他对这种问题也十分头痛，中国人是全世界出了名的顺从的民族，可这不是因为中国人真的胆小怕事，中国人一旦组织起来，往往变得缺乏理性而且好斗，因为那时候大家会产生一种法不责众的肆无忌惮。
之前朱敬伦也想撤兵，用軍队来维持教育，本身就是一件极具讽刺的现象，而且一旦一直将教育强加给农民身上，朱敬伦甚至担忧破坏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普遍重视教育的传统，因为任何事情，一旦强加于人，最后都会遇到反弹，要是教育成为一个贬义词的时候，再想推动教育，就更不容易了。
他很想撤出軍队，缓和跟乡村社会的对立，但眼下这种情况，他一旦撤出，恐怕学堂中不但剩下那一多半学生会因为强大的乡绅压力而流失，甚至学堂都有可能被拆除，现在乡绅们已经普遍认为这些学堂是官府干涉他们的借口，拆了这些学堂，官府也就没有再派兵到他们村子的理由了。
因此驻兵的事情，朱敬伦其实也很为难，所以他才给官府施压，让他们尽快完成教育改革，将该派下去的教师都派下去，完善乡村教育机构，等平稳之后，他才敢撤出軍队。
现在罗天池请罪，只说警察的问题，却不说軍队的问题，因为他还不敢指责朱敬伦。
朱敬伦却摆摆手：“軍队的问题可能更大。这些事情我自己会处理的。警察那边你也得多费心，我看你恐怕也有难处。不用顾及赫德。”
赫德是门下省侍中地位上跟陈芝廷平级，而大明的警察部门基本上都是从海关的水警发展出来的，因此是当年赫德打下的根底，现在赫德又在门下省中成立了监察部门，归谏议大夫主管。
这样赫德对警察系统还是有监督之权，谁能想到一向给人一种不牵扯人情的洋人，竟然也沾染了人情这种风气，赫德竟然有意无意的对警察系统颇多留情，很少动警察部门，结果导致警察系统中弊政不少。
这种事朱敬伦不打算用赫德这个洋人，所以希望刑部能够自纠。
至于軍队，军中是有自己一套监察系统的，称为宪兵司，直接向朱敬伦负责，看来这个部门目前的监察力度还不够，他得考虑一下给他们施压了。
遇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遇到问题，捂盖子，而不是借机解决问题，改善制度。
改进制度的事情，不是一朝一夕，朱敬伦向来是暴露问题立刻着手从制度上改进，因此他并不把軍队和警政中的弊政看的多么严重，眼下解决乡村自治问题才是关键。
立足依法办理这个原则，跟陈芝廷他们商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