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怀疑洋人为了传教，真的把儿童诱拐到这里来进行教育。
事实都没有，洋人连诱拐的行为也没有，但是洋人确实有给人贩子钱的情况，他们如实不讳的告诉了曾国藩，还拿出他们的记录簿给曾国藩查看，他们告诉曾国藩说，因为经常有弃婴的现象，他们为了鼓励大家把被丢弃的孩子送到教堂中来养育，所以给热心民众一点奖励。正是这点奖励，反而助长了一些不法分子，他们不是捡拾弃婴，而是直接贩卖儿童。
曾国藩是一个至诚之人，这是内心的信仰，是他精神的支撑，他不会违背自己的精神，所以他认可了洋人的说法。
接着他向天津老百姓发出《谕天津士民》，先是赞扬“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才批评他们没有“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便“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教育天津人说“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
其实就是劝告天津人不要无理闹事，给国家惹麻烦。
接着曾国藩拒绝法国提出的要求处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及天津府县官员张文藻、刘杰三人以抵命的要求，只以养病为名将张、刘二人放回原籍躲避风头，陈国瑞更是直接送往京城。
按理说，曾国藩选择以息事宁人的方式，其实很附和中庸之道，各大三十大板，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如果双方各让一步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尤其是官员，曾国藩认为，如果在跟洋人的交涉中，随意处死本国的官员，只会打击朝廷的威信，同时造成官员在跟洋人接触中畏首畏尾，不敢据理力争的情况，这种情况其实在上海等口岸已经很普遍了。因此曾国藩不肯杀官员。
可是清廷实在是太恐慌法国人发兵，尤其是内斗太严重，曾国藩名气虽然大，但往往这种名望越重的官员，遭遇的攻击就越大，因为攻击这种人，是那些以弹劾人出名的清流言官最便捷的出名渠道。
尤其是一群顽固派，向来毫无理智的想要尽灭夷人，他们声言，天津百姓是为了保护官员才打死洋人的，说明天津百姓畏惧官员而不畏惧夷人，正好利用民意把京城的洋人也全都灭了。于是他们根本不顾曾国藩的调查，在口说无凭的情况下，硬说天津老百姓在教堂里都搜出洋人挖的儿童眼睛了，曾国藩是意图包庇。
慈禧看到顽固派的态度，也给曾国藩来信询问，曾国藩明报说没有发现。慈禧于是急着结案，生怕因顽固派的原因，导致事件扩大。
但是此时法国人根本不答应，一个肇事的人员都不惩治，别说法国人了，死了人的俄国、美国也不能答应。
见到洋人的态度坚决，慈禧等高层怕再次发生英法联军进北京的结局，急于解决危机，反而指责曾国藩有包庇犯官，想那几个官员的脑袋平息了洋人的怒火。
曾国藩无法，只能派人将张、刘二人找回，录下口供，押解刑部。最后，刑部判决将张、刘二人发遣黑龙江赎罪，刑部也不敢为了洋人杀本国的官员。
但是对于小民，曾国藩就不客气了，匆忙缉拿了20名凶手判决死刑，之所以是20人，因为洋人也死了20个人，曾国藩完全打算用以命抵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曾国藩熟读经典，却对于法理不通。而且他耍了一个手腕，抓的这20个人，其中大多数本就是牢中的死囚。
曾国藩的这种做法，非但不能让洋人满意。朝廷官员继续骂他，这次换成那帮子清流，他们以民族主义的情绪，责骂曾国藩不但惩治本国官员来谄媚洋人，还要杀本国民众，简直是汉奸国贼。
还别说，这种带着民族主义情绪的谩骂，在中国大有市场。一时间引起了巨大的冲击，全国老百姓，主要是读书人、乡绅等社会精英，他们突然对曾国藩产生了巨大的不满。之前他们对曾国藩有多么期待，现在他们对曾国藩就有多么仇视。他们过去多么崇敬曾国藩，现在就多么鄙夷曾国藩。
曾国藩作为湖南人，之前他是整个湖南的骄傲，因此在外地经商的湖南人多以甚为曾国藩的老乡而自豪，各地的湖南商会会馆，都请曾国藩题字，曾国藩之前为了筹集军费，也乐得给商人题字，那些字都做成匾额高高挂在各个会馆之上。
现在全国各地的湖南会馆，纷纷砸了曾国藩的牌匾。
读书人更为激愤，当天津老百姓在官员的支持下，砸了洋人的教堂，绝大多数读书人都拍手称赞，他们一直视洋教进入中国是祸乱孔孟名教，认为天津父老反抗洋教，是跟曾国藩当年带领湖湘子弟抗击长毛是一样崇高的功业，按照他们的心思，这种事还得树碑纪念呢。
结果曾国藩竟然说洋人没有挖小孩眼睛，没有诱拐儿童。
事实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曾国藩怎么能这么说，其实失去理智的书生们要的，并不是曾国藩所谓的事实，他们只想要一个他们认为正确的答案，他们只希望他们的偶像曾国藩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
但曾国藩的表态，显然让他们不满意，甚至难以接受。天下人都可以这么说，怎么你曾国藩也要这么说？
于是读书人也站出来骂曾国藩，外地也不过骂一骂汉奸民贼之类的，湖南读书人尤为感到气愤，他们之前以曾国藩为荣，此时却一个个集会宣布不承认跟曾国藩是老乡，宣布开除曾国藩的省籍，他们不再承认曾国藩是湖南人了。
曾国藩没想到他以诚示人，得到的确实所有人的诋毁，顽固派嫌他迁就洋人，清流暗讽他谄媚洋人，商人都以他的题字为耻，他故乡的读书人更是都不承认他是湖南人了。
一时间曾国藩感觉到天上地下，竟没有他容身的地方了，不由的苦闷之下，竟然病倒。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正是之前他享有的名声太盛，盛名之下不容他有丁点的差错，之所以那么多人骂他，是因为那些人心中的一面旗帜，一个精神偶像突然坍塌了。
这股冲击是如此之大，甚至比两次鴉片战争的战败，更触动广大读书人的心，有些人变得更顽固，更仇视洋人，而有的人，却开始了转变心态，开始重新考量这个世界，这些在世界大变局之前开始变通的人，其实才是真正的民族精英，之后的几十年间，这批人将在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等大事业中奋斗，可惜他们最后也失败了，因为他们的盟友实在太少，不肯变通的人实在太多。
曾国藩觉得自己暂时不能理事了，向清廷道明理由后，在李鸿章的保举下，清廷调派曾国藩的得力门生，做过江苏巡抚的丁日常前来协助曾国藩。
此时曾国藩这个理学大儒，儒家精神偶像坍塌的效应，已经扩散到了大明，朱敬伦不在乎那些崇拜曾国藩的保守读书人有多么痛苦，他不能不在乎曾国藩刚刚建立的那些学堂，竟然有可能被人砸毁。
第五百四十九节 统一教育（）
丁日常来到天津，也没得到好评，因为他做的比曾国藩更刺激人。
丁日常的做法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安抚洋人，不惜一切代价的安抚洋人。
他一到天津，马上调拨资金帮洋人重修教堂，修缮育婴堂，严刑审讯涉案人员，好言抚慰洋人。结果惹的天津士民人人骂他丁鬼子、丁小人。四处张贴无头告示，揭他在苏抚任上腐敗受贿的不法情事。
丁日常没有曾国藩那么看重名誉，对此根本不在乎，说：“做官的谁不被人骂？官越大，骂的人越多。宰相肚里能撑船，他骂他的，我行我的。”
朝中言官弹劾他，他还敢大张旗鼓的跟那些清流言官打对台。
他上书说，国家大事受迫于清流，才导致国家受无穷之累，将两次鴉片战争都归罪于清流们毫无理智的一味主战。
丁日常的态度倒是赢得了洋人的一些好感，暂时威胁之词少了一些。
丁日常出自曾国藩的幕府，跟李鸿章共事过，李鸿章现在迹，手握大权，时常保举丁日常，在曾国藩面前也对丁日常赞誉有加，可是丁日常这个人做官不太廉洁，这一点曾国藩之前不太认同。
但是曾国藩明白，这种乐于同流合污的人中，也有人才，比如李鸿章就是一个，现在看来丁日常也是一个。
看到丁日常将外人对自己的苛责一下子都吸引了过去，曾国藩慢慢换过一口气，他慢慢接受了目前的现状，那就是他只能在外界的责骂和顾全大局之间选择其一，他选择宁得罪于清议，不敢贻祸于君父。
此时在大明，也是民意汹汹，洋教在整个中国都是没什么市场的，不然他们也不需要靠办育婴堂，从小培养教徒，不用收拢一大帮子地痞无赖，可以说在中国士大夫精英之中，对于洋教是没什么好感的。
哪怕是之前对办工厂、开港口等新式产业比较支持的新派人士，在面对洋教的问题上，也抱着抵触的心态，这一次他们集体失声，没人为洋教呐喊，结果报纸上天天刊登着大家对曾国藩的失望评论，显然都出自那些保守士大夫阶层，而之前他们是曾国藩最坚定的拥趸。
他们之前拥趸曾国藩，也是因为曾国藩告诉他们，多办一所学校，将来就少一座教堂，多收一个学生，将来就少一个洋教徒。可以说他们之前支持曾国藩，完全是出于内心深处一种文化排外心态，是出于对洋教的方案，仇视和憎恶。因此曾国藩的鼓动，反而是那些越保守的人，越拥护。
但是现在他们看到曾国藩面对洋人时候的软弱、迁就，他们突然觉得之前跟随曾国藩完全就是一种耻辱，一切都是谎言，曾国藩不敢对抗洋教，那么曾国藩办的学堂也就不可能对抗洋教。
这些人完全不以理性的方式来思考，在他们的教育中，从来就没有理性的基础逻辑学的内容，连数学几何都不学的人，往往也就只能以感性的视角看问题，曾国藩办的学校，那跟曾国藩反不反洋教没什么关系，但他们就是这种态度，因人废事，竟然开始砸毁一座座他们修建起来的学堂。
这种事朱敬伦就难以接受了，他并不认可曾国藩修建的那些学堂，因为出于对保守派的妥协，为了得到这些人的支持，曾国藩跟这些人建的学堂中，竟然拒绝教授数学。为了应付科举，他们的办法是集中挑选可用之才，请名师教导，这完全是一种精英教育，依然是文化垄断，跟他们之前排斥普通学生进学堂一样，相信一般学生也享受不到这种补课的待遇。
但朱敬伦向来是一个正面看问题的人，尽管曾国藩办的学堂有千般让他不满，可最起码大大提高了入学率。曾国藩在大明三年来，跑遍了两广、福健三省，尽管没能完成一村一孔庙的大业，可是也建了将近十万所小学堂，尽管都是私塾性质的小学堂，但是招收的学生，却让大明的适龄儿童接近八成进入了学堂，学不到数学知识，至少他们可以识字了。
可现在一味的砸毁的话，实在是太过可惜不说，对大明国来说，也是巨大的损失。
结果砸学堂的风潮一起，朱敬伦立马行动起来，直接以皇命，晓谕大明各府县，要求各地知府、县令务必制止这股风潮，还告诉广大地方官员，下一次大计（考核）就将以各地学童入学情况为范围，只考地方教育，无法保证教育的，政绩再好也得不到好评，得不到升迁，如果能最大程度保证教育的地方官，哪怕政绩稍有差意，也可以优先考虑提拔。
他亲自出面，当然也没有完全绕过官府，陈芝廷以相身份、负责教育的礼部，以及礼部下设的教育和科举两司也分别向地方下达钧令，皇权、政权同时表态，表示了对教育的最大重视，也调动了所有地方官的动力。
各县的警察纷纷下乡，守护一座座学堂，警力一时不够，朱敬伦甚至调动了五万軍队。
还好，砸学堂的情况虽然各地都有，但大多还是个案，没有形成席卷式的运动。主要原因还是学堂都设在孔庙之中，当地士大夫虽然对曾国藩不满，但是大多数人可不敢对孔子不敬，因此即便是砸学堂的案子中，也没有砸孔子圣像的，没有砸毁孔庙的，他们主要的行为是将孔庙中的课桌板凳扔出去，把学生赶出去，把教师遣散而已。
大明上下积极努力，用了一年事件，才平息了这次风潮，而且借此机会，地方政府第一次直接介入了乡下的教育事业，在之前乡下老夫子们团结一致的情况下，县政府还真的无法挑战几百年来皇权不下乡的惯例，而现在在他们精神信仰崩塌的情况下，大多数乡绅对教育完全失去了热情，不愿意关心，反而给了政府介入的机会。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大明财政这两年有所改善，中央财政有一定的能力应付全民规模的小学教育了。现在不需要民间自筹经费办理教育，自然也就不需要让民间享有办教育的权力，干脆直接接过来，完成教育体系的统一规划。
这些都是后话。
就在天津事件闹得纷纷扬扬的时候，上海方面，李秀成终于动了总攻。
十二门1ooo磅巨炮，开始朝着英美租界开火后，英国人终于抵挡不住，6oo公斤中的炸弹不断的爆炸，对这个时代的軍队来说完全没有见过，因此精神打击极大，反倒是实质性伤害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普法战争中，法国皇帝带着几十万法军投降，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克虏伯大炮的密集轰炸下精神意志崩溃，真正炸死的人其实没有多少。现在英美联军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终于决定不在坚守，他们选择了出击，与其白白挨炸，反倒不如反击。
他们反击的目的并不是要打败李秀成，他们的目的是突围，保住有生力量从上海突围，等待国内援军到来后，在进行反攻。
但是当他们用机枪来防御坚固阵地的时候，太平军拿他们没办法，可他们走出了工事，马上就遭到了优势兵力的太平军迎头痛击，太平军的军事素养不如他们，但是架不住人多，他们不懂得排成军阵边打边装填，但是他们懂得打一直接冲锋，最后英美联军的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