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1857- 第139部分

　　　　瑞典之所以在50年代开始快速的工业化，跟40年代教育的普及不无关系，教育为他们的工业发展做好了智力上的准备。

　　　　后来在1917年，瑞典和俄国几乎同时由工人政党开始执政，但是后来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瑞典的工人党派始终坚持在宪政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俄国的则变成了大肆破坏法制的执政，这跟两国执政者文化程度高低不无关系。

　　　　但是一千个教师，对于瑞典这样的小国来说，依然还是很有压力的。

　　　　瓦伦堡觉得，努努力还是能做到的，但他还想提点额外的要求：“一千人很难，不过如果您愿意在航运方面给我国提供——”

　　　　朱敬伦很不礼貌的打断他：“商业归商业，我想贵国已经通过商业谈判，得到了远超贵国付出的利益，我们双方加起来是三千万人的市场，可这三千万人中，我们广东占了两千五百多万人，而贵国只有四百多万人。教育是文化上的合作，我不希望掺杂任何经济目的，如果贵国需要的话，我十分乐意向贵国派遣一定人数的学者进行交流。事实上，我们也向其他国家，比如美国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们十分乐意合作。”

　　　　朱敬伦又道：“只是我个人比较肯定瑞典的教育水平。我向如果我国的官员，和管理人员都能从贵国获得知识上的帮助的话，对两国未来的合作，应该是有极大帮助的。”

　　　　通过教育能影响中国的官员，这点瓦伦堡非常清楚，又听到朱敬伦还向其他国家提出过同样的要求，他顿时就有点危机感。

　　　　也不提额外的要求了，有些尴尬的表态：“您说的对，我个人非常乐意效劳！”

　　　　大国跟小国的商业谈判中，一般都要附加额外的政治要求，小国可就没有这个权力了。

　　　　所以朱敬伦可以向瓦伦堡提教育上的帮助，而瓦伦堡却不能向朱敬伦提经济上的要求。

　　　　朱敬伦满意的举杯：“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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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兴之所至写了大段的论述，所以后面的内容多写了一些，算是弥补吧。（。）

第三百一十一节　教育体系（）　
跟瑞典人在教育合作方面的具体协议是朱敬伦亲自抓的，他向瑞典人提出了几个要求：

　　　　第一，他希望瑞典人能派出真正的教育人才，而不是一些没有任何经验的冒险家。这些真正的教育人才，必须是在瑞典有教育经验，而且必须有投身教育的热情和理想的实践家，愿意奉献于一个遥远的国度的教育事业。

　　　　通俗点来说就是，朱敬伦希望能从瑞典招募一些真正有使命感的教育家，真正帮自己完善目前的教育体系，私塾教育为主的古典教育时代已经跟不上工业化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了。

　　　　第二，朱敬伦需要的是一整套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他希望瑞典派来的人是方方面面的，从政府层次的教育管理官员，到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不等。

　　　　朱敬伦手里的人才，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暂时就没有拿得出手的。尤其是对西方的了解极为陌生，即便能从乡村中找到一群有教育热心的老夫子，可是他们根本就不具备打造一套完整教育体系的经验和知识储备；就算有这种能力的，满清朝廷的府学官员，他也不敢用，教育出一群热衷于科举做官的文人，只能让他哭笑不得。

　　　　第三，朱敬伦提出，瑞典派来的所有人员，广东不会干涉他们的信仰自由，但是希望他们不要将传教作为他们的工作。

　　　　不是朱敬伦对宗教有偏见，而是中国是一个传统儒家社会，他不介意文化交融，但是他担心短期内爆炸性的文化冲击，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这些老师不断的传教，估计没几个家庭愿意将孩子送入学堂。而且地方势力肯定反对，爆发太平天国那样的文化杂交的怪物倒不至于，但是捣毁学堂这样的事情，朱敬伦相信愚昧的乡间农民是干的出来的。

　　　　另外有一点，朱敬伦不愿意支付高薪，不是他掏不起钱，而是他看到给洋人格外的高薪之后，造成的中国职员心理上的不平衡，长久下去是对文化自信心的一种打击。后来詹天佑雇佣中国工程师，就一定会按照跟洋人工程师同等的薪资标准，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现在朱敬伦已经发现了，在赫德主持的海关之中，就出现了华人员工低人一等的状态，所以他才让赫德进行了改变。吸取这个经验，当然要防微杜渐，从一开始就不能让洋人拿到比中国人高得多的多的工资。

　　　　至于这样会不会请不来人，朱敬伦并不着急，他知道西方有一大批富有使命感的家伙，他们乐于献身于各种事业，反而是金钱未必能打动他们。瑞典这种人也不少，朱敬伦知道一个例子，有一个瑞典探险家海尔达尔与五位朋友一起从南美秘鲁出发，乘坐木筏历时101天到达近8000公里外的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就为了证明南美人是从太平洋中部迁移过去的。

　　　　这种人显然不可能是为了金钱，金钱的动机也无法打动他们这么玩命。

　　　　当然少了高薪，肯定不可能很快就招募到足够的人才，反正朱敬伦也不着急，就算一下子来一套教育体系，他也拿不出合格的学生去读书，在治国理政这方面，他的观念是保守一些更好。

　　　　朱敬伦没有骗瓦伦堡，他确实也跟美国人谈过，即便美国现在依然处在战争之中，美国人依然很感兴趣，历史上，在中国发展西方教育一事上，美国人始终走在了各国的前头，在中国办学校的美国人，比其他国家加起来还多。

　　　　在输出美国教育方面，美国这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心理动机，美国是一个新生的国家，急于向全世界展示他们的文明。

　　　　后世当韩国人蜕变成为一个基督教文明之后，向全世界派出传教士最热情的就成了韩国人，当时的韩国，是唯一一个敢向阿富汗这种中东国家派遣基督传教士的，韩国基督徒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疯狂的传教热情，驱使他们敢去向穆罕默德的子孙宣扬主的荣光。

　　　　美国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但是他们对于朱敬伦提出的，不准传教的要求，则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文化歧视。

　　　　这个时代，在中国建设学校的美国人，基本上都是传教士，他们的资金也都是教会提供的资金，他们建立学堂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传教，不让他们传教，确实是意见很困难的事情。

　　　　但朱敬伦很坚持，他告诉美国人说，这不是文化上的交流，而是政府间的合作，我们需要理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人才，政府跟宗教是不能纠缠在一起的，如果美国人想要传教，在条约规定之中，他们可以自由在贸易口岸进行。

　　　　最终美国人接受了这个要求，而且美国政府表现的相当大气，他们表示不需要广东给他们的雇员支付工资，美国政府愿意一力承担，一千个老师而已，美国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还是负担的起的。

　　　　可这一点朱敬伦反而很坚持，他表示美国政府愿意给他们的志愿者支付额外的补贴他不干涉，但是这笔钱他们必须在这些人回国之后才能支付，而这些人在广东期间，统一由广东政府按照中国的工资标准支付薪水，目前一个月5两银子的薪水，已经算是高薪了。

　　　　协议就此达成，从瑞典和美国各聘请一千人的教育人才，相信可以初步建立一个小型教育体系了。

　　　　其实跟普鲁士合作估计效率更高，因为学堂制教育，批量化培养学生的制度，就是普鲁士人发明的，这种一大群学生坐在教师中，由一个个专业老师教育，跟机械化生产工件一样培育人才的制度，确实很附和普鲁士这种军事文化国度。

　　　　因此普鲁士在18世纪创建这套制度的时候，并不是为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大量炮制忠诚且易于管理的国民，说白了，就是给国王培训服从性极高的后备兵员，但客观上全面提高了普鲁士的教育水平。

　　　　当然僵化问题也很严重，英国就始终秉持贵族式教育，由一个知识全面的家庭教师向一个或者两三个子女传授各种文化知识，主要是人文方面的，比如各种语言，拉丁语、法语，俄国也秉持这种教育理念，教育出来的学生有比较温情的家庭观念，可却无法大范围推广，无法为工业化提供充足的人才。

　　　　朱敬伦也很喜欢这种家庭教师制度，但显然这不符合现代社会要求，英国人家底深厚，也无法用这种方式完成义务教育，俄国更是受这种教育理念的干扰，长期没有解决教育的问题，导致整个民族文化水平落后，最后还被后起之秀日本反超。

　　　　因此这种贵族式教育，根本就不在朱敬伦的考虑范围之内，他只能选择普鲁士式的学堂制，由不同专业的老师，向尽可能多的学生传授知识。

　　　　其实中国传统教育，不管是私塾也好，还是官学也罢，也是类似这种家庭教师制度，一个老师会将一批学生，一连教授很多年，今年教写字，明年教作文，后年教作诗，没个教师的教育理念都不一样，教学方法和教学水平也不一样，造成很多名师能够培养出许多有名的弟子，而大多数学生则是庸才。

　　　　但是贸然引入西方学堂制，朱敬伦最为担心的，就是这群乡野老夫子的干涉，这些人在乡村社会中，往往都是社会支柱，社会地位和威望很高，很多都是当地的乡绅阶层，一旦他们联络起来，真的有能力捣毁朱敬伦建立的学堂。

　　　　所以建立学堂制，还必须得到这些人的合作，朱敬伦的打算是，吸引他们进入学堂，让老夫子们跟西方教师同台教书，一个教授中国古典人文，仁义礼智信等等道德文化，一个教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两不相碍，希望他们能够和睦相处。

　　　　这些都是以后才会考虑的问题，瑞典和美国的教育人才一时半会还派不过来，朱敬伦现在需要认真考虑的是已经在广东工作了三年的那些瑞典顾问的去留问题。

　　　　留肯定是想他们留下来，但一开始这些人就是来挣钱的，他们现在挣够了钱，再想让他们留下，就不太容易了，起码金钱的吸引力已经不够，就算还能被金钱所吸引，朱敬伦要付出的代价也会极其高昂。

　　　　最让朱敬伦头大的，还是他最寄予厚望的诺贝尔，这家伙即便是代价在高昂的利益，他也不会接受，他一心想要做的是他个人的事业。

　　　　眼见合同期即将结束，在三年中积攒下了数千两巨款的诺贝尔，联合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打算在广东开办工厂，并且把客户盯向了朱敬伦的军队，诺贝尔希望朱敬伦的军队能够使用他的一项发明，如果这个交易达成，他就会开设工厂，立刻投入生产，就像他在俄国做的那样。（。）

第三百一十二节　诺贝尔的事业心（）　
西方人在工业时代展现出来的冒险精神，对金钱的渴望，等等素质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大批民营企业家身上才出现过。

　　　　冒险精神是继承自大航海时代，对金钱的渴望也算一脉相承，但更多的是新技术，新思想出现的结果。

　　　　很难解释他们这种为了钱一往无前，对生命安全完全无视的精神，这种心理动机是不可能单纯用金钱来衡量的，应该说是出于一种对成功的渴望，隐含的心理动机则是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老诺贝尔绝对是这种人之一。

　　　　现在朱敬伦已经想起了诺贝尔的身份，他体内的机械体完全启动之后，大脑功能得到了完全的开发，隐藏在大脑深处的记忆，即便是最微弱的记忆，他也都想了起来，从小学时候课堂上背诵的文章和数据，到后来偶然间在街头扫到过的海报内容，只要大脑里有信息，现在都变成了记忆。

　　　　他记得自己曾在一个诺贝尔奖的展览上，看到过诺贝尔的简单介绍，其中提到了诺贝尔的父亲，仅仅只有一个名字，身份上则说是一个发明家，但足够让朱敬伦判断出，自己工厂里这个诺贝尔，并不是发明火药的那个家伙，而是那个家伙的父亲，这个是老诺贝尔，那个是小诺贝尔。

　　　　老诺贝尔的人生经历和冒险堪称传奇，只可惜他不够成功，又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儿子，因此他的事迹直接就被隐藏了起来。

　　　　这个人的个人品质跟任何一个成功者一样，那就是很努力，很执着，他并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他那个年代，瑞典国家还没有能力为每一个人提供优质的教育，另外他跟所有创业者一样，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他不是一个好学生，他不喜欢学习。

　　　　他的家乡是一个商业港口，母亲娘家有一些做水手的亲戚，于是他十四岁就被送去做了海员，一共做了三年水手，到过地中海，也来过东方，不过是在印度，并没有到过中国。

　　　　三年大海上的磨砺，让他成了一个成熟的男人，回到瑞典后他对绘画和建筑升起兴趣，自学了一年之后，进入了斯德哥尔摩工艺学院学习，学习成绩优异，拿过三次奖学金，最后还担任了学院机械系的设计员和助教，在这里他培养出了设计和建造的爱好。

　　　　毕业后开始创业，先是跟合伙人合作，最后自己干。他建造过很多东西，浮桥、木房，和制造各种机床，性能能得到公认，并且还发明出一种命名为诺贝尔机械运动的机械技术，在这个技术上设计出了先进的碾压机。

　　　　二十二岁的时候，他在瑞典建立了瑞典第一家橡胶工厂，投身于这项新材料的研究，可是他用橡胶制作的各种产品在瑞典根本找不到市场，瑞典军队也买不起他制造的橡胶浮桥，日子过的十分紧张，只能住郊区最便宜的房子。

　　　　几年之后诺贝尔迎来第三个儿子的时候，他破产了，但这种人是不容易消沉的，很快就决定去俄国冒险，在俄国统治下的芬兰结识了一个俄国军官，这军官对他的发明很感兴趣，将一种水雷技术引入了俄国，俄国沙皇给予了几千卢布的奖励，他用这笔钱开办了一个军用机械工厂。

　　　　三年之后老诺贝尔在俄国扎下脚跟，这才有能力接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