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1857- 第129部分

　　　　自从闹饷开始，可以说广东各府县收到的命令就是自相矛盾的，总督和八旗将军的命令自相矛盾，让地方上根本无法执行，有一些府县倒是老老实实把官银递解到了肇庆，但是招募乡勇发兵广州，可就没人去干了，因为调兵属于广州将军的范畴，他们认为给总督送去官银还在情理之中，发兵那就得听广州将军的。

　　　　但是这次广州将军也让各县递解官银，而且还发来了皇帝驾崩的遗诏，一下子就让各府县不知所措了。不但是皇帝突然驾崩，让大家感到突然，感到诡异，新君登基也让大家更谨慎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在权力交接的这段时期，保持谨慎总不会错，甚至朝廷在这段时间都不会出台重大措施，作为地方府县，谨慎一些，不轻举妄动也是惯例了。

　　　　因此除了个别已经将官银送给了耆龄的府县回复说今年的官银已经完成了解送，其余各府县都在观望，哪怕新安县已经做了表率，可他们依然没有行动。

　　　　朱敬伦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了，只是他没想到有那么多府县都把钱看的那么紧，他还想着怎么也有半数愿意听命的，结果除了新安就没有一个了。或者是他们都被继而连三的消息给搞蒙了，在弄清事情前，都不敢有所动作。

　　　　各个府县的衙门此时的混乱，就是朱敬伦最好的机会，不乱，反而没机会。

　　　　朱敬伦立刻以八旗将军的名义，再次给那几个已经将税银交给了耆龄的县令发去钧令，让他们来广州商讨政务，结果没人敢来，就是让他们不敢来，耆龄造反的公告，已经发到了各府县，他们恐怕是担心跟耆龄的合作被清算，在很多府县眼中，现在依然认为朱敬伦有造反的嫌疑，或者认定朱敬伦造反了，他们怎么敢来？

　　　　不来正好，果然就是耆龄党羽，朱敬伦立刻面见穆克德讷，说明了情况，已经忽悠住了这个将军，当然不可能只是用他的大印盖盖章，而是真正要让他动手的，要让他成为自己掌控广东的刀子。

　　　　“这几个府县果然是耆龄余党，抗命不遵，尤其是这新会县令，竟敢言既是广州将军所命，即请将军亲至！”

　　　　新会县令聂尔康脾气相当倔强，朱敬伦已经见识过了，他用广州将军的名义，给新会县发去的钧令，让聂尔康递解钱粮他不同意，让他来广州他也不同意，还说既然是广州将军的命令，就让将军亲自来跟他说。

　　　　显然聂尔康根本怀疑穆克德讷被朱敬伦绑架，他根本不信服广州发来的任何命令，恐怕很多府县都是这个态度。

　　　　穆克德讷哼道：“好不识抬举！”

　　　　朱敬伦叹息一声：“那就有劳将军大人亲自去一趟了。”

　　　　穆克德讷一愣：“我去新会？”

　　　　朱敬伦点点头：“这新会县令必是耆龄余党，既然不服将军钧令，将军大人岂能置之不理。烦劳大人亲往，带兵擒拿此贼！”

　　　　穆克德讷是不太愿意的，他老早就不带兵了，远离战争第一线，打英法联军他没出力，镇压广西的叛乱他依然不出力，其实这是整个晚清的弊病，正印将军中能带兵的太少了，反倒是一群有担当的文官站出来带兵，比如肇庆知府史朴看到紧邻肇庆的广西梧州失陷，不但积极支援，最后还主动向广东巡抚请命，“请罢府，专剿事，师或不克，敢执其咎”，请求暂时罢他的知府，专门让他去剿匪，如果不成功敢认罪。

　　　　史朴扑灭了梧州到罗定州一带的乱匪之后，前年调任韶州知府。

　　　　但朱敬伦非要他去，穆克德讷也没办法，只能带着五十个八旗亲卫，在朱敬伦五百士兵的保护下，称作火轮船赶往新会。

　　　　当聂尔康看到穆克德讷真的亲自来的时候，都傻了，他以为穆克德讷被朱敬伦软禁了，一切命令都是朱敬伦发的，谁想到穆克德讷竟然亲自到了。

　　　　将穆克德讷迎到自己的县衙，支走旁人之后，聂尔康还小心的问穆克德讷是否是被逼，穆克德讷当即喝斥，让他立刻将钱粮递解到广州，聂尔康不从，穆克德讷立刻让兵丁将聂尔康捉拿，押解到广州去了。

　　　　而新会县政，则按照朱敬伦的建议，请出当地官身罗天池暂时署理，其他县吏皆不动，稳住了新会县。

　　　　罗天池是做过道台的人，做一个小小的县令当然不在话下，只是本县人在本县做官，跟清朝异地为官的祖制不符，但朱敬伦坚持说只是暂代，穆克德讷也不想参合政事，抓了人立马就撤退了，后面的事情都是朱敬伦派来的人安排的，他只是给撑一个场面。

　　　　穆克德讷不知道的是，因为当初平息土客械斗，朱敬伦跟新会当地的缙绅阶层有一些交往，这个罗天池就是其一，而且关系还不错，大概是罗天池比较认可朱敬伦，后来还帮助朱敬伦让一个美国人罗伯特入了他家的宗祠。

　　　　洋人拜入中国宗族祠堂，这并不是朱敬伦发明的，这种事在中国早就有了先例，比如巴夏礼的姐夫，传教士郭实腊，为了传教方便，早在1831年就入籍福健同安的郭姓宗祠，得名郭实腊。现在在******李鸿章组建洋枪队的美国人华尔，也在李鸿章的安排下入了籍，还娶了富商杨坊家的小姐，听说夫妻感情身后，华尔后来被太平军打死，妻子还给他守节终生。

　　　　不过这样的例子还比较少，罗天池让美国人入籍罗家，还是有一定的风险，而且会让人非议的。但在朱敬伦的苦心劝说下，他同意了，因为朱敬伦告诉他，让美国人开荒山，能让几万人有生计，在几万人生计的压力下，罗天池表示愿意让自家承受一些闲言碎语，正大光明的让罗伯特拜了他家祖宗，成了罗家人。

　　　　因为这样的关系，朱敬伦觉得，这个罗天池应该可靠，反正只要他出山做这个县令，其实就已经绑在了朱敬伦的船上，等将来事态明晰，清廷发兵镇压朱敬伦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只能跟朱敬伦共命运，因为朱敬伦一旦失败，清廷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只是请这些乡绅出来做官，朱敬伦也是实属无奈，作为一个反叛旧政权的人，他手里的资源实在是太有限了。真的让官僚集团选择，他们不可能选择朱敬伦，就像聂尔康这样的人物，其实朱敬伦是很欣赏他的，但越是有作为的官员，越不愿意跟反叛者合作，朱敬伦又不愿意用那些阿谀奉承的投机分子，所以只能请这些在当地富有名望的乡绅出来临时主政，希望可以尽快的安定地方。

　　　　当然相信罗天池是一方面，朱敬伦可不敢肯定，一旦罗天池认定朱敬伦是叛逆的时候，会不会站起来反对自己，所以在新会驻扎军队是很有必要的，在这里放了一百多个新安军士兵，并且嘱咐他们可以在临近的鹤山等土客械斗的区域，招募一些乡勇，数额为一千，每月月饷二两，用军队控制地方，这才是最可靠的。

　　　　一边派人去控制了新会县，一边将新会知县押解到了广州，并且马上明正典刑，以耆龄同谋的罪名，定为谋反，直接绞刑，新旧政权的交替，总是免不了要流血的，聂尔康的血很快就震慑住了地方势力，各个府县马上发来呈文，表示马上就递解税银到广州来。

　　　　地方势力的妥协，让朱敬伦行事就方便多了，虽然朱敬伦缺钱，但这时候要他们的税银依然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让他们屈服，这些人屈服了，朱敬伦立马以广州将军的名义，向各个自己认为重要的县城派兵。

　　　　广东公分六道管辖，广肇罗道，惠潮嘉道，南韶连道，雷阳道，琼崖道，廉钦道，其中最重要的也就是广肇罗道、惠潮嘉道和南韶连道，这三个道，广肇罗道下辖广州府、肇庆府和罗定州三地，经济实力占据了广东半数之多，惠潮嘉道主要是山区，重要意义在于跟福健和江西接壤，南韶连道同样如此，跟江西和湖南接壤，交通上的意义更加重大。

　　　　于是朱敬伦立马往潮州派兵一千，兵员是客家人组成的五坑军，潮州府属于惠潮嘉道治所，这里的客家人数量众多，鹤山等地的客家人过去都是冲潮惠地区迁过去的，很多宗族关系都还存在，利用五坑军，更容易得到当地地方势力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

　　　　但是南韶连道暂时就没法派兵了，南韶连道总兵张千山聚众数万，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地盘，朱敬伦暂时还不想跟他兵戎相向，他要的是尽快稳定地方，实际上掌控广东全省，让整个省的力量为自己所用。

　　　　而且南韶连道的地方官员很不好对付，南雄州知州华庭杰干练有为，韶州知府史朴是出了名的死硬分子，俩人这次不但不将税银解赴广州，而且打开官库，招募乡勇，已经跟张千山打了起来，朱敬伦就更没兴趣去趟浑水了，趁机将其他合作的州县控制住是要紧，尤其是经济意义重大的广州府更是重中之重，是一定要控制在手里的。

　　　　但是广州府最重要的两个县，南海县和番禺县的县令都不肯合作。（。）

第二百九十七节　控制广东（2）（）　
尤其是番禺信任知县周士俊，去年才刚刚上任，但是官声还是相当不错的。

　　　　此人是咸丰三年（1853年）甘肃籍进士，中进士之后调来了广东长乐县做县令，长乐县隶属嘉应州，也就是后世的梅州，是一个客家人聚集的地方，长乐县属于山区，但出产茶叶，当地人跟往来客商常常因为利益而发生械斗。

　　　　周士俊到任后，经明察暗访，采取果断措施，将带头闹事的人全部逮捕法办，依法惩治了祸首，平息了事态。应该说嘉应州这里也是械斗高发区，能制止住械斗，这个周士俊不管能力如何，起码是一个敢做事的，这一点比鹤山等地的县令都强得多。

　　　　英法联军撤走后，番禺县令李福泰不久因功升官到了广西，周士俊就接替做了番禺县令。

　　　　周士俊这种出身西北内陆地区的官员，往往有一种西北黄土地上的厚重，但同时也具有内陆地区人的保守性。

　　　　周士俊中进士做官后，赴任前专门去向他的老师辞行，老师一见周士俊，要行跪礼，周士俊一把扶住，将老师扶坐到椅子上，自己则仍像学生时那样垂手端立，恳请老师指点。

　　　　老师说：“你现在做大官了，但要牢记两句话，这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周士俊恭敬地点头称是。

　　　　这种官员，是真的在恪守孔孟之道，也许也敛财，也收一些银子，但根子上有一种保守的正直。

　　　　这种正直，让周士俊在番禺也赢得了声誉，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敢跟洋人斗。

　　　　北京条约换约之后，洋人再次来到了广州，中国文官骨子里有种文弱心态，欺软怕硬，洋人展现了他们的实力，官员就不敢招惹了，因此再次来到广州的洋人，地位十分超然，有事情找官府，没有不应的。

　　　　洋人自己都没发现自己的价值，但是总有一部分奸猾的老百姓能发现，有人发现找洋人说话好使之后，遇到官司，就找洋人出头帮自己给官府施压，每每能打赢官司。理屈的一方只要向“洋吏”送礼，托他们走中国官员的“后门”，官司就能转败为胜。这一方面是中国法律制度的悲哀，一方面则不断的积压民怨。

　　　　周士俊到任番禺县令后，也很快就遇到了这种事，他对此深恶痛绝，决心好好整治一番。任上碰上一宗争田诉讼案，周士俊派人查清真相后，立马将理屈的一方抓了起来。但是抢夺别人土地的豪强，买通了洋人，去给当时的总督柏贵递了话。

　　　　柏贵就派人来给周士俊递话，希望他能放人。

　　　　周士俊态度坚决的回复：“此人犯法，证据确凿，未及审判，何能释放？”

　　　　柏贵解释说，这人入了洋教，有洋人说情。

　　　　周士俊不服：“县令不是洋官，大清朝也不是外国，在大清的地界，我拿的是大清的俸禄，怎么能听洋人的指挥？”

　　　　最后柏贵也拿周士俊没办法，反而让周士俊在广州扬名，老百姓说他不畏洋人，是强项令。保守封闭的社会中，民族主义情绪严重，周士俊跟洋人对抗，是有广大的群主基础的，所以若非万不得已，朱经理在真的不想收拾他。

　　　　但这种保守的官僚，往往也愿意做旧政权的忠臣。

　　　　朱敬伦闹饷的时候，由于担心出现当年华庭杰和李福泰出城组织乡勇围困广州的事情，就扣住了番禺和南海两个县令，等自己控制了局面，就把这两个县令请出来，希望他们继续做官，稳定地方。

　　　　做官他们倒是愿意做，可是之后一直跟朱敬伦做对，尤其是周士俊，当朱敬伦发出让全省州县递解官银入广州府官库的时候，他直接说钱都让朱敬伦抢了，他没有钱。

　　　　方山建议，严惩周士俊，给其他人做个样子。

　　　　朱敬伦深思了一番，这种有民望的县令，如果杀了他，自己不会有好名声，反而让这种人成神了，老百姓会一代一代的传诵。

　　　　“由他去吧，必要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敌人！”

　　　　朱敬伦解释道，这种不知变通的官员，就跟聂尔康一样，有时候也有用，现在用聂尔康的血已经震慑住了大多数州县，犯不着在杀一个文官了。

　　　　“番禺县就在广州城中，他翻不了大浪，只要他不试图鼓动乡勇，就不要动他。”

　　　　广州城现在已经替代新安县成了朱敬伦新的大本营，驻扎着朱敬伦的重兵，他倒也不怕这些官员的小小违逆，真正要担心的，是距离广州较远，但又有重要意义的州县。

　　　　惠潮嘉道道台孙凤翔很识相，有将军行文，皇帝遗诏，他很聪明的跟穆克德讷一样，将广州发生的事情，判断为朝堂之争，不但老实的将惠州、潮州和嘉应州三地的赋税上交，也没有阻挡朱敬伦往哪里派兵。

　　　　另外朱敬伦派兵也有正当的理由，他是打着防备华洋冲突的旗号去的，北京条约换约之后，潮州成了新增的通商口岸，一开始是美国人想入城，当地官府怕发生意外，将口岸划到了汕头，美国人进不了城，也没有坚持，但是英国人不干，他们比美国人换约晚，还是打了一仗后才完成换约的，后来却要先至，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