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的下半年，中外还发生了数件大事。10月2日，曾派去欧洲各国考察，解去了兵权的张学良复出，被蒋先生任命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重新统帅撤到那里的东北军。总司令由蒋委员长‘名誉上’担任，张学良代行总司令职务。设总司令部于西安市。10月29日，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六中全会，他临行前叮嘱部下，没有他的命令不许对红军轻举妄动……
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的卫国战争开始……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举行。
也就在同一天，即十一月一日这天，汪精卫在南京遇刺重伤。这个消息，对于中国的亲日派们可以说是五雷轰顶、痛心疾首，对于无数的爱国的中国人来说，可以说是大快人心。因为在日本鬼子铁蹄入侵了中华的东北三省和热河省后，特别是在日本鬼子对于华北地区的蚕食开始后，汪精卫已经由国民党的精英级的有志大人物，渐渐地蜕变了，蜕变成了相信中国一定战胜不过日本，为了中华民族的种族的延续，就得必须对日本进行妥协的“亲日派”了……
要说起汪精卫的被刺杀案，还要从头说起……早在，一九三五年春，汪精卫就突然收到一份针对他刺杀的恐吓信，说明为什么要刺杀他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他主张“曲线救国”的亲日活动。当时，汪精卫没有太以为然，汪精卫心想时刻有保镖保护着他，这些写恐吓信的人，还能成什么气候，当时汪精卫还在强烈地主张和开展着他所提出的“曲线救国”的亲日活动……
汪精卫的“亲日派”名声，其实从1934年4月11日就开始了。这一天，他在与******、黄郛密谈后，汪精卫宣布将与日本谈判，关于对日本鬼子占领的东北三省进行通车、通邮的问题，以及长城线的海关设置、华北的产业开发事项。
不久后，辛亥元老唐才常之子唐有壬出任外交部次长，年仅28岁的“日本通”高宗武，更以汪精卫特使的身份介入了中日谈判。在他们的努力下，1934年7月1日，以“东方旅行社”的名义，第一列从北平开往奉天的列车出发了；1935年1月10日，大批粘贴着伪满洲国邮票的信件，也寄往了关内……这样在汪精卫的主张下，“满洲问题被搁置争议了”，事实上，这些可视作对日本鬼子扶植的满洲国的默认。怎么不令国人对年少就已经成名的汪精卫另眼相看？……
中日和解的潮流，就这样渐渐卷起了。1935年2月20日，汪精卫发表了公开演说。汪精卫说，“对任何友邦，我国均愿以平等互助之精神，缔结友好关系，况乎同文同种之日本”？他又说，“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总理在神户发表演说，谈及中日亲善、共谋亚洲前途……此为总理一生之最后一次演说，凡我同志，无不刻骨铭心、没齿难忘”；他并且预言，“广田外相之演说，切合我国对日之态度。既有如此之共鸣，加以相互之努力，中日关系可望根本改观，而复于常轨”……
紧接着，1935年2月28日，叶楚伧替代了邵元冲，出任国民党******部长，三天后，他与陈立夫共同发表声明，严禁任何报章刊载反日言论；3月11日，上海市政府颁布了财产及营业自由保障令，“取缔一切排日、抵制日货行为”；又四天后，教育部审查了三百余种中小学教科书，认定其中两百多种为夹杂反日倾向的“不良教科书”，不仅全部取缔，并通告全国教育厅局长，“未经政府审定的教科书……今后一概不允使用”……
凡此种种，使汪精卫毕生积累、近乎完美的形象，瞬间倾塌了。
千万学生、愤怒青年无不斥之为“卖国贼”，千百封抗议信件涌向了行政院。至于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的外交部，更被视为汉奸的大本营。在这个大背景下，1935年春天，汪精卫收到了一封关于要对他刺杀的恐吓信，并扬言说，如果汪精卫就此改过自新，进行抗日，那么可以饶汪精卫不死。
当时，汪精卫对待这封恐吓信，勃然大怒，素来温文尔雅、被视为彬彬君子的汪精卫，跑去众多国民党元老面前诉说起了自己的委屈。通车、通邮问题，不是******主张的吗？不久前刊载在《外交评论》杂志、被视为中日和解象征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一文，不就是******口述、陈布雷命笔，并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的吗？他的所作所为，既是代蒋受过，又成为蓝衣社等人的刺杀对象，天下焉有此理？……
同样勃然大怒的，还有******。******知道汪精卫口中所说的话后，他也扬言道：“自从我与汪合作以来，我与汪精卫亲密无间，分别负责安内与攘外，这才有了‘第二期革命’的节节进展，……如果我们两人关系出现裂痕，那将引发政潮、导致国家再次分裂，也不是不可能的。……谁知我忍辱负重的苦心，世人别忘了日本之外，中华民国还有一个世仇强敌，那就是苏俄！在俄国崛起之际，只有联日对苏，才能获得东亚的均势，换取几年，来之不易的安宁，日本人最终不会是我们的对手……”
……
第549章 刺汪大案（）
第548章刺汪大案
华胜利听到特派员孙永年，说起了在汪精卫在南京遇刺的事情后，他也很惊讶地问道：“我这段时间，一直在与日本鬼子作战，何况我还身在东北这个被日本鬼子扶植起来的傀儡的伪满洲国的黑龙江省东北进行着征战，当然不知道这一惊天的新闻。”
孙永年道：“这也难怪你不知道了。现在的国统区里面，各大报纸早就争相报道着汪精卫遇刺的事件……”
华胜利在孙永年的口中知道了刺杀汪精卫大案的经过：
1935年11月1日，在南就复成桥中央党部大礼堂，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开幕了。作为国民党“五大”的预备会议，它被称为“冠冕云集”、“济济一堂”。
这一天，百余名中央委员早早前往中山陵拜谒，上午9时，在党歌声中，行政院院长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发表了开幕词。汪精卫说，“今当开会之际，所能报告者，便是精诚团结精神，永远不散。我们对于国难之痛心，增加了我们无限的努力。我们决心以无限之勇气，来担负这责任，来谋国难之解除……”
开幕式结束后，9时30分，全体中委聚集在第一会议厅门前，集体合影留念。《中央日报》报道说，“各中委分五排站列，汪主席精卫、张常委静江、阎常委锡山、张常委学良、张常委继等，列于第一排”；但镁光灯不断闪起之际，许多记者已觉察到了一个细节：汪精卫的身边留下了一个空位，******并没有来到拍照现场。
这个反常的现象，使接下去的事件显得烟波诡异、疑点重重。几分钟之后，几名常委等得不耐烦了，他们或东张西望、或窃窃私语。这时候，一名外披大衣、内穿西装的青年闪身而出，朝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命中。
汪精卫当场倒下。
但是，在照像的镁光灯的烟雾和声响里，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当时站在后排的人，因不明真相，只觉得前排的人向后挤去……
那个突然闯入开枪的青年，还要开枪，这时张继到底反应过来了。他一反文官常态，上前抱住刺客的腰身，与他扭打起来；趁此机会，张学良大步向前，一脚踢翻了刺客。
汪精卫的几名卫士也跟着开枪了，刺客胸肺连中两弹，倒在了血泊里。
在乱纷纷的现场，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左腿跪地、用手臂托起了汪精卫。在百余人的围观中，他们的对话周围的人都听到了，后来也上了报……
汪精卫忍着剧痛说，“我为革命党，结果如此，毫无遗憾”……
妻子陈璧君则哭喊着说：“四哥，你放心吧，你死后由我照顾儿女……”
紧接着，在众目睽睽之下，汪精卫告诉匆匆赶来的******，有力无气地说：“蒋先生，我死以后，大概要由你一个人负责了……”
陈璧君则以冷冰冰的语气质问说：“蒋先生，有话好好说，何必这样做呢？”
……
按照惯例，在这个中华民国最为重大的政治会议上，******即使身染重病，也应该参加合影，以象征国民党的团结、统一和继往开来。除了主使行刺、担心自己被误伤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呢？他的哪一种辩驳，不是欲盖弥彰、苍白无力的呢？又何况，在拒绝参加合影时，他这么告诉叶楚伧，“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他似乎对刺杀案早有所知……
又何止于此？几个月前，朝天宫不是发生了“《司令塔》事件”吗？对这个无法无天、令人发指的举动，不少高官已有所闻。它似乎与该案丝丝入扣。它不能不让人认为，刺杀汪精卫是蓝衣社乃至******蓄谋已久的计划。以桂系代表刘芦隐为例，几乎是******前脚刚护送汪精卫去医院，这个毕生反蒋、生性率直的高官就破口大骂，******如此作为，“乃不折不扣之政治流氓”……
更重要的是，无论******能否洗刷清白，因为这个案件，作为国民党空前团结、中华民国行将统一之象征的“五大”，都注定要蒙上一层阴影，乃至彻底地破产了。除了几个最亲近的僚属，没有人知道，为了这个会议，******花费了多少心血、蒙受了多少屈辱，并赋予了它多大的期望。
蒋委员长错愕不已，但他随即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刺汪案的最大嫌疑人。他顾不上辩解，赶忙护送汪精卫去医院。当天午后，在蒋委员长的官邸，他匆忙地准备召见了十余名蓝衣社魁首。在等待丰悌、贺衷寒等人赶来之际，******显得烦躁不堪，“面色铁青，来回踱步”。
…………
这个午后，在十余名蓝衣社魁首悄无声息地步入他的客厅后，他大发雷霆，以著名的“娘希匹”开头，叱骂起了丰悌以下的众多青年。他凶狠的目光，只是在掠过一名很少话语、任劳任怨的青年时，才略略温和一些。那就是首任书记、力行社创始人、从德国回来后兼任总会干事的滕杰。
******怒不可遏、语无伦次。他说，“《司令塔》事件”发生后，之所以没有枪毙丰悌，是因为他相信他的学生还有天良，不会做出什么遗羞万古的蠢事；他说，他的好学生死光了，剩下的要么愚蠢、要么自负、要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才有了这种丧心病狂的行径。他并且谈到，倘若汪精卫不治身亡，他要枪毙在场的所有人，“殉葬汪先生，并辩白于天下人”……
也是这一天，在贺衷寒、丰悌等人退出后，******召来了戴笠。在一番密密细谈后，他给戴笠下达了一个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三天之内，破获该案。”
戴笠调查出了刺杀汪精卫的刺客是孙凤鸣！但是，这个年轻人孙凤鸣的幕后操纵者又会是谁呢？
远在几个月前，戴笠就怀疑起了陈光国的真实身份。这一年，在破获许多共产党地下组织时，戴笠发现，那些绝密刊物中，“时常登出力行社的机密文件，几近一字不差”。它让戴笠意识到，“组织已被敌人渗透了”……
陈光国的种种阅历，更让戴笠疑窦丛生。他曾是“神州国光社”成员；他与形形色色的人物交往，比如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田和民……正因此，系的徐恩曾、宪兵团的谷正伦以及首都警察厅的王固磐，纷纷赶赴晨光通讯社查找证据时，他另辟蹊径，逮捕了陈光国。从一开始，他就判定这是一桩政治离间案。
11月2日，也就是刺杀汪精卫案发的次日，戴笠就获得了陈光国的些许口供；紧接着，戴笠抓获了刺客孙凤海之妻、被称为“天生丽质”的崔正瑶。
对这个弱女子的刑讯逼供，是号称三民主义、“五权宪政”的中华民国，最令人发指的行径之一。但它使戴笠获得了更有价值的口供……
当崔正瑶招供后，她不仅出卖了余立奎，而且还供出了周世平和胡大海等人……
更重要的是，在崔正瑶供认的众多涉案人员中，包括了一名“改组派”成员、与汪精卫形迹密切的青年。戴笠欣喜若狂，他以坦荡的姿态，将这个人移交给汪精卫心腹、宪兵司令谷正伦审问……
此后几天，伴随着陈惘子、张维的纷纷落网，伴随着大卷大卷案宗的送往汪公馆，“改组派”不再怀疑******了，而其他派系也无话可说……终于使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相信******并非是谋杀她丈夫的后台……
……
直到此时，戴笠才开始追捕该案的两名幕后人物，余立奎和王亚樵。
抓捕余立奎，被戴笠视为毕生最屈辱的事件之一。那一天，戴笠率领二十余名特务分批前往香港，抓捕余立奎和王亚樵。
但是，王亚樵早已得到了消息，他密报香港警务处，有人私带武器入境，结果戴笠被香港警务处处长亨利？勃朗囚禁，关押了三日，直至南京送来持枪证始释……这是戴笠在民国十七年后，唯一一次坐牢……
走出拘留处后，戴笠一腔羞愤无处发泄，发誓要置余立奎、王亚樵于死地。他三管齐下，在收买香港帮会组织寻找王亚樵行踪外，并委派王亚樵同乡、旧友陈亦川遍访所识，“伪称代石友三送信……寻机面见王亚樵”。与此同时，他更致函港督葛洪亮，要求港方协捕王亚樵。
但不久以后，三套方案先后搁浅了：王亚樵狡兔三窟，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陈亦川虽然见到了余立奎，但很快被怀疑，“不惟无缘面见王亚樵，即余立奎亦迅速逃脱”。最后，作为王亚樵的朋友，葛洪亮对戴笠的态度极为恶劣，他说，按照保护******的惯例，不仅港方不会插手此事，倘若戴笠轻举妄动的话，他还将驱逐戴笠出境……
直到一九三五年的年底，戴笠才抓捕了余立奎。但是，为引渡余立奎，戴笠与港英当局开始了没完没了、近乎马拉松式的扯皮。港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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