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风- 第73部分

　　　　中共中央的上述条件，明显地是政治反攻的一种手段，并不真的期待国民党会接受它。毛泽东主席不止一次地解释说：所以采取这一策略，根本上是因为以此“可以对付两种情势中之任何一种：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

　　　　不过，注意到毛泽东主席20日至23日反对再与国民党发生任何公文往来，声称对蒋已无话可说，25日又正式提出十二条办法，通过张冲转交国民党中央，并说明在蒋不准备全面破裂的情况下，我党的策略仅限于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不断绝和国民党他们的来往，不公开反对蒋介石及整个国民党，这说明中共的态度其实也存在着适时调整的某种可能性。

第二百三十七章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空（）　
当然，我党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的核心要求是废除国民党1月17日的撤销新四军的命令，围绕着这个问题，国共双方一时都难以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妥协。因此，即使在25日以后，毛泽东主席也反复强调：“我们领导的军队已被宣布为叛变，我们已无任何可能再与蒋介石发生关系”，“除非蒋介石取消十七号命令及实行其他必要步骤，我们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没有别的路走”，就连谈判的余地也“已被蒋剥夺干净了”。“如要转弯，除非蒋介石取消一月十七号命令及作其他必要表示，否则我们决不能转弯”。不仅不能转弯，而且还应该“要求他们发护照，立即回延”，以示强硬。仅仅是由于周恩来副主席权衡利害，力主撤退也要采取逐步的办法，不好一下子走光，弄成破裂的样子，中共的主要代表才在事变后得以继续在重庆留了下来。

　　　　1月下旬，日军部队突然对国民党正面守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张冲找到周恩来副主席，提出国共必须找到妥协办法，而他提议以华中中共军队展期北移和将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的办法，使双方矛盾得以缓解。尽管张冲声明此纯为私人意见，但中共方面显然将其视作蒋介石示弱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由于日军继续进攻国民党军，显示出前此中共把事变的发生与国民党投降可能相联系，并无根据，毛泽东主席也迅速提出：“日蒋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估计“反共高潮”可能暂时会下降，因而重又开始设想恢复国内团结的可能性。从中共中央2月2日给各地领导人的指示中可以看出，中共虽然仍旧明确要求坚持十二条，“目前绝不松口”，但它事实上已经提出准备“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的问题。

　　　　随着蒋蒋介石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中央军部分东调增援，华中地区国民党军队处境困难，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2月5日发来电报，强调与蒋介石决裂并非不可避免，共产党人应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来避免破裂后，毛泽东主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自己过去对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动机判断有误。

　　　　季米特洛夫明确讲：东条英机公开地说：‘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这一点是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进而他又估计：蒋介石的部署我们原来知晓是一、二、三月内敌人要向我们进攻的，蒋他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发表‘一一七’命令及部署大军进攻淮北、皖东、鄂中新四军，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日本人的进攻。他哪里知道日本人的想法是另一个样子。既然如此，那么可以想见，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军事进攻自然不会继续了，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已经根本打破了。

　　　　因此，毛泽东主席又开始重提1940年朱德、彭德怀佳电中的观点，强调可以据此以发挥说明，说明中国共产党早已看到鹬蚌相争的严重后果。且相信敌人（指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们的计划已全部破产，国民参政会又快要开了，蒋介石非想个妥协办法，否则更加于他不利。

第二百三十八章亲痛仇快（）　
面对即将召开的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采取何种态度，对国共两党关系影响甚大。但周恩来副主席显然不认为立即妥协是一个好办法。周恩来接连给延安毛泽东主席去电，除同意毛泽东主席对形势分析外，并不赞成马上与国民党求得妥协。接周副主席的来电后，毛泽东主席亦复电周恩来称：我们的估计是一致的，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不会变，反共高潮可能暂时下降，剿共可能暂时停顿。但对蒋介石让步则危险（如你所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因“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虽然注意到此次中央军损失不大，“他们仍能布置对付我们”，且陕甘宁边区五道封锁线，国民党集中了8个师加两个旅，随时有进攻的危险，但他依旧还是承认，过去估计蒋要投降而试图采取军事攻势，若实行，确实是“极错误政策”，因为“会妨碍蒋之抗日”。而后来决定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样“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至于善后十二条要求，毛泽东这时的态度也很清楚明了，即“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

　　　　基于这样一种策略考虑，周恩来在与各小党派协商后，明确提出应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上要求讨论，表面上“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实际上意在扩大政治攻势，造成国民党更大的被动，逼其让步。对此，中共中央考虑后复电表示同意。19日，周将中共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送王世杰，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未得政府裁夺之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本届参政会。

　　　　王接函后当即托张冲转告周恩来：“如此做法，只能促成破裂，决不能威吓中央，盼其将来电撤回”。张冲对此更是十分担心，从19日晚开始，反复通过电话和信函形式，要求周恩来暂行收回公函，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约周谈话。他明白告诉周说：十二条虽已提出一月，举国皆知，但均为对外宣传，尚非正式公文，他也从未转交给蒋，“今向参政会提出，势必付诸讨论，而其中有取消一一七命令，取消一党专政，蒋是吃软不吃硬的，结果必致翻脸。”对此，周副主席严词拒绝，指出：翻脸问题已经半翻脸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等，我们已经准备着了。至于见蒋介石，必然不可能得到什么好结果，仍然是要求我们撤过黄河那一套。

　　　　周副主席在请示延安后，再次转告张冲，我党参政员致参政会公函不能撤回，如国民党同意商谈，但认为不宜在参政会讨论，自可在会外谈判。只是在没有取得满意结果之前，我们的代表不能出席参政会。

　　　　此后，国共双方为此反复交涉，未得结果。

第二百三十九章随时准备破裂（）　
（一）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斗争策略的考虑，周恩来副主席在与各小党派协商后，明确提出应将我党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提到参政会上要求讨论，表面上“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实际上意在扩大政治攻势，造成国民党更大的被动，逼其让步。对此，中共中央考虑后复电表示同意。

　　　　1月19日，周恩来副主席将中共七位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送王世杰，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未得政府裁夺之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本届参政会。

　　　　其实所谓国民参政会在国民党一党专制，蒋介石一人独裁政治局面下，本没有什么约束力可言，但却是向外界，特别是国际社会展现中国民主的唯一“旗帜”。

　　　　（二）

　　　　王世杰接到函件后当即托张冲转告周恩来副主席：“如此做法，只能促成破裂，决不能威吓中央，盼其将来电撤回”。张冲对此更是十分担心，从19日晚开始，反复通过电话和信函形式，要求周恩来暂行收回公函，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约周谈话。他明白告诉周说：十二条虽已提出一月，举国皆知，但均为对外宣传，尚非正式公文，他也从未转交给蒋，“今向参政会提出，势必付诸讨论，而其中有取消一一七命令，取消一党专政，蒋是吃软不吃硬的，结果必致翻脸。”对此，周副主席严词拒绝，指出：“翻脸已半翻脸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等，我们已经准备着了。至于见蒋，必不能得结果，仍是撤过黄河那一套。”

　　　　在请示延安后，周恩来副主席再告张冲，致参政会公函不能撤回，如国民党同意商谈，但认为不宜在参政会讨论，自可在会外谈判。只是在没有取得满意结果之前，我党代表不能出席参政会。国共双方为此反复交涉，未得结果。

　　　　（三）

　　　　坚持十二条，中共中央之目的只“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因为国民党局部地区仍有加强反共的趋势。当然，毛泽东这时已明确地不赞成部分地方军事领导人乘国民党之危而实行报复措施的想法了，强调：“目前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必须抑制部队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即国共全面破裂开打；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的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而只要不在军事上进攻，不妨碍蒋介石抗日，他相信就不会有大问题，蒋介石不投降不会宣布全面破裂。因此通过政治攻势把国民党打到防御地位，是唯一的缝合国共关系裂口的办法，一旦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好转的可能性就有了”。

第二百四十章惨淡的国民参政会（）　
（一）

　　　　注意到种种情况，在重庆的中共代表都感到：此次参政会我们党得了大面子，大大扩大了影响。

　　　　周恩来副主席兴奋地向延安报告说：蒋介石亲提主席名单，昨夜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迎董必武、邓颖超，一百多国民党员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代表提议，最后延期一天，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无精打彩的讲话。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中共中央。

　　　　毛泽东同志的威望，在两个参政员及我们的态度上都表现出来了，这一切胜过我们的万千言语。我们在重庆的同志认为全额：参政会的文章已做到顶点，应该转个弯了。考虑到现在全重庆大多数人都在等待我们消息，盼望我们出席。

　　　　周副主席和在重庆的同志们显然都倾向于就此下台阶。他们因此建议：“将停止军事进攻，政治压迫十项要求（共有二十多件内容）于开会前直接要求见蒋介石，并当面交他，请蒋立刻负责解决，其他基本问题，在参政会开会时讨论。

　　　　但他们唯一感到犹豫的是：一切谈判均无保证，而且还未具体化，如出席，太便宜蒋介石这个大流氓了。如硬到底，在蒋这种历次摇尾乞怜状态下，人心是不能不受影响的，而蒋也有流氓的一着。

　　　　然而，中共中央并不认为已经到了该下台阶的时候了。其3月1日再电周恩来等，明确指示：临时办法无结果无明确保证，绝对不能出席，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毛泽东主席并具体解释说：经过反复讨论，书记处一致认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因为蒋介石是决不会给以明令保证的。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

　　　　（二）

　　　　中共参政员到底没有出席二届一次参政会，蒋介石也并没有实行“根本决裂”。但是，由于受到党内的压力，蒋介石在会议召开之初就秘密召集国民党参政员，向他们解释说：国共最终总要分家的，对此用不着担心，单从军事上，三个月就可以消灭共产党，问题是目前还不是时候，目前政治上还只能是防御。

　　　　当然，在公开场合，蒋介石的讲法又是一样。他在3月6日的参政会上一边公开批评中共所提两个十二条都是“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声称军事早已国家化，中共不应将八路军、新四军视为“一党所私有的军队”，一边重申剿灭新四军并非“剿共”，他不仅“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因此，他恳切希望中共能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与国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连重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这时的社论也同样保证说：“只要中共不脱离抗战阵线，事件不致扩大，而剿共事实亦不至发生”。

　　　　（三）

　　　　对于蒋介石的演说与参政会通过之涉及中共军队及政权问题的提案，周恩来副主席肯定其仍为防御性的，毛泽东主席则称其为“阿ｑ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会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

　　　　然而，蒋介石既然仍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毛主席亦主张继续其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把这种拉锯式的斗争继续下去，直到我党的临时办法各条实际上被承认，主要是扩军、防地、《新华日报》及在通往解放区的路上少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