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的严重估计，使他不能不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主动或及早准备反攻的问题。可是中共军事上，尤其是在装备和武器弹药方面，困难极大，与当时国民党的军队完全不能相比。毛泽东主席为此曾特别询问过指挥华北军事的彭德怀：三个月内华北能抽出多少兵力？能集中多少有效炮兵及炮，有把握打破较坚固之碉堡否？因为如果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
彭德怀的答复显然不能令毛主席满意。毛主席随后明确告诉军委其他领导人说，仅军事一项，由于“我们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术人员”，无法实现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的战略目的。而如果不能夺取西北，控制中苏西北交通枢纽，就无法取得苏联的援助。没有苏联的援助，要同时对付蒋日两个敌人，就会极其困难。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毛泽东主席因为皖南事变的发生，相当反感苏联继续援助国民党，明确讲：“苏联如再接济重庆武器甚为不好，请要武官设法停止”，因为“蒋介石反革命是确定了的。”
当然，毛泽东主席不能不同意苏联武官关于应当尽可能延长蒋介石抗日时间的说法，他说：苏联武官延长时间的意见是对的，事实上我们即使要出兵至快在半年后，目前只打防御战。而问题是何种时机他们可以公开援助我们，而不是去援助蒋介石？五月后苏联有何办法援助我们夺取兰州？如果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是不可能的，而这一问题迟早必须解决！
莫斯科的态度显然极大地约束了毛泽东主席的反攻计划。而恰好在毛泽东主席反复考虑军事反击可能性的这个时候，即1月下旬，日本开始集中几个师团的兵力，乘国民党抽调兵力向华中对付共产党军队的机会，对河南突然大举进攻。这一新的变化证实了莫斯科的看法，不可避免地让毛泽东主席对前此关于中日已告休战，蒋介石即将叛变的形势判断起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一方面固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告诫全党要做好与蒋介石分裂的准备，称：蒋介石已经从革命走到反革命，国共破裂的前途已经确定了，“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我们过去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今后的斗争方向，就是要“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但是，它在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由于日蒋尚未公开妥协，以及受到各方力量的牵制，国共目前未完全破裂。因此，当前的策略仍然应当是政治上坚决反攻，而军事上须取守势。
第二百三十三章日本鬼子的进攻（）
（一）
莫斯科的态度显然极大地约束了毛泽东主席的反攻计划。而恰好在毛泽东主席反复考虑军事反击可能性的这个时候，1月下旬，即皖南事变发生后刚刚半个月，日本侵略军开始集中几个师团的兵力，乘国民党抽调兵力向华中对付共产党军队的机会，对河南国民党部队的防区突然大举发动进攻。
皖南事变刚发生后，日本鬼子当局发表声明说：重庆蒋介石当局做了中日开战以来唯一正确的事，即消灭共产党的新四军部队。
但日本鬼子做事可只讲厉害，不讲交情。他们不仅没有和重庆国民党方面形成“互动”，更没有投桃报李，而是乘乱向国民党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打得蒋委员长的得意部下汤恩伯丢兵弃甲，丧失国土，又让大批普通国民成为亡国奴！
而且，日本鬼子的首相东条英机甚至说：蒋介石想把共产党的部队赶到华北地区，破坏华北的稳定局面，危害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大日本帝国不同意。
（二）
这一新的变化证实了莫斯科以及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看法，不可避免地动摇了毛泽东主席前此关于中日已告休战，蒋介石即将叛变的形势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一方面当然地通过了毛泽东主席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告诫全党所有同志要做好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全面分裂的准备，《决定》中说：蒋介石已经从革命走到反革命，国共破裂的前途已经确定了，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我们过去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今后的斗争方向，就是要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但是，它在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由于日蒋介石集团尚未公开向日本鬼子妥协，以及受到各方力量的牵制，国共合作目前未完全破裂。因此，当前的策略仍然应当是政治上坚决反攻，而军事上须取守势。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这时并不了解中共中央内部围绕着政治反攻，还是军事政治同时反攻所展开的上述讨论过程，但是，中共中央的激烈反应和对国民政府的公开抵制，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国民党内部的意见纷争，和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批评，还是让本以为自己这样处置皖南新四军，一定能够发生有效而良好的反响，“赢得”西方赞许的蒋介石，感受到了空前巨大的压力。
第二百三十四章政治攻势（1）（）
自皖南事变发生，周恩来副主席等就以重庆为基地组织宣传攻势，严厉批评国民党的内战行径。虽然在国民党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压制下，此种宣传对一般普通民众影响有限，但却在国民党内、社会上层和国际舆论方面引起了极大反响。发动剿灭黄河以南中共军队的计划，主要是国民党内军事领导人鼓动和坚持的结果，国民党内多数高层干部直至事变发生都被蒙在鼓中。因此，包括事变期间一直紧张地在蒋介石与周恩来副主席之间担任联络的张冲，当着周恩来副主席的面也唉声叹气，表示自己已没有脸见人了。
宋庆龄等更联名上书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痛切陈词。冯玉祥也转告中共代表，暗约同情，并断言此定为何应钦之阴谋。孙科得知消息后，虽对人表示他对此不能有所作为，但也深表忧虑与愤慨。在1月16日讨论处置新四军问题的国民党党政各机关专门会议上，文职官员与军事领导人明显地发生意见分歧。直至准备发布取消新四军命令的当天上午，王世杰还赶赴蒋介石的寓所，恳切说明如此处置，不仅有促成大规模内战之危险，而且对有关援助国之观感及沦陷区人心均不免会发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为争取社会及国际舆论，国民党中宣部还在事变发生前，就明令重庆各报务必发表文章社论痛责新四军不听命令，擅自行动。一些报纸为生存计，或措辞含混，或公开遵命批评，私下里再向中共代表处表示了歉意。当时国内的各小党派更是对国民党的这种做法表示反感。据周恩来副主席报告说，基于对国民党的严重不满，章伯钧、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和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合作共同进行民主和反内战运动。第三党亦因当局压力日渐左倾，提出了以联苏联共为中心，与中共更密切合作的建议。
第二百三十五章政治攻势（2）（）
最让国民党人感到不安的，是国际上的舆论。在华苏联、英国、美国等国外交人员的倾向性不用说了，光是封锁皖南事变消息一事，就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中间引起了极大不满，纷纷向国民党负责国际新闻宣传的董显光提出质问。苏联《真理报》公开发表消息，声称皖南事变并非偶然，其他中共军队亦将被国民党所解决。美国记者斯诺和与罗斯福关系密切的前海军陆战队少校卡尔逊，也先后在美国报纸发表言论，抨击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扬言中国将会爆发严重内战。英国援华总会这时也致电蒋介石，要求给新四军以正当待遇。甚至事变后不久，美国政府也公开表示对国共冲突严重关切，这时来华考察的美国总统特使居里甚至告诉蒋介石，他所希望的美国援款及其他财政帮助，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事实上难以有任何进展。驻美大使胡适也报告说：关于新四军事件，美国人士颇多疑虑，……其左倾者则公然批评我政府。
事实上，事变后的海外华人舆论几乎一致在批评国民党。仅一个半月左右，仅有据可查的发给国民党中央的其海外党部和各有关华人团体的批评电就在数十通以上，电文几乎都充满了惋惜激愤之词。
自1月17日军委会发言人宣布国民党处置新四军事件的决定之后，蒋介石就试图就事论事，尽快息事宁人，故强调要“以指斥新四军为限”，“应不涉及共产党或第十八集团军”，避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化。＇91＇18日，即《中央日报》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令的当天，周恩来不顾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通过《新华日报》刊出“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抗议题词。这一针锋相对的大胆举动，对国民党中一些人刺激颇大，他们强烈要求立即查封该报。白崇禧专门为此事打电话给刘为章，要其转呈蒋，坚决封闭《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商震亦专门上书蒋介石，要求给《新华日报》停刊五至七天的严厉处分。据此，宪兵队抓去了新华日报营业主任。可是，蒋介石并没有批复白崇禧和商震的呈文，而且下令特别机关一律不准以武力进入新华日报社。在周恩来跑去向张冲大吵要求放人后，蒋还做起了和事佬，声称：“对于共党，在军事方面须严，政治方面不妨从宽”。结果，不仅新华日报的营业主任第二天即被放出，《新华日报》也照出不误。
正是根据蒋的意见，国民党中宣部23日受命秘密指示各宣传单位，对皖南事变之说明要严守范围，即此仅为军事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内政问题，不是外交问题；是局部问题，不是全国性问题。25日，蒋在接见苏联大使潘友新时，也明确表态说：“这绝非政治或党派问题。”八路军如能遵照政府令如期北调至冀察地区，则中央仍将以国民革命军之一部待之，一视同仁。至27日，蒋介石更进一步发表谈话，公开强调此次对新四军“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在其中”。
第二百三十六章中共的十二条要求（）
自从1月17日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发言人宣布国民党处置新四军事件的决定之后，蒋介石就试图就事论事，尽快息事宁人，故强调要“以指斥新四军为限”，“应不涉及共产党或第十八集团军”，避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化。
1月18日，即《中央日报》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令的当天，周恩来副主席不顾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通过《新华日报》刊出“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抗议题词。这一针锋相对的大胆举动，对国民党中一些人刺激颇大，他们强烈要求立即查封该报。白崇禧专门为此事打电话给刘为章，要其转呈蒋介石，坚决封闭《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商震亦专门上书蒋介石，要求给《新华日报》停刊五至七天的严厉处分。据此，宪兵队抓去了新华日报营业主任。
可是，蒋介石并没有批复白崇禧和商震的呈文，而且下令特别机关一律不准以武力进入新华日报社。在周恩来副主席跑去向张冲大吵要求放人后，蒋介石还做起了和事佬，声称：“对于共党，在军事方面须严，政治方面不妨从宽”。结果，不仅新华日报的营业主任第二天即被放出，《新华日报》也照出不误。
正是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国民党中宣部23日受命秘密指示各宣传单位，对皖南事变之说明要严守范围，即此仅为军事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内政问题，不是外交问题；是局部问题，不是全国性问题。25日，蒋在接见苏联大使潘友新时，也明确表态说：“这绝非政治或党派问题。”八路军如能遵照政府令如期北调至冀察地区，则中央仍将以国民革命军之一部待之，一视同仁。至27日，蒋介石更进一步发表谈话，公开强调此次对新四军“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在其中”。
但是，不管蒋介石做何解释，中共中央也无法接受国民党军委会发言人1月17日宣布的对新四军的处置办法。1月20日，中共中央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已要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要求国民党停止挑衅，撤退华中剿共军，平毁西北的封锁线，惩办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撤销十七日命令，恢复叶挺自由，及交还全部被俘人枪等。
至25日，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扩充了这十二条的要求，要求周恩来将此解决皖南事变、挽救时局危机的十二条办法，经张冲转交国民党中央。其内容为：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的反共军；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中共中央的上述条件，明显地是政治反攻的一种手段，并不真的期待国民党会接受它。毛泽东主席不止一次地解释说：所以采取这一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