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的军队也是一样。他们的反共，大多数是被迫的。
（四）全国人民的大多数，不愿当亡国奴。
（五）帝国主义战争现时已到发生大变化的前夜，一切依靠帝国主义过活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于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观了。
（六）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这些国家的革命和中国革命必然互相配合，共同争取胜利。
（七）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力量，它是决然帮助中国抗战到底的。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故我们还是希望那班玩火的人，不要过于冲昏头脑。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如果这班人能够冷静地想一想，他们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并且很快地去做下列几件事：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关于新四军，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于一月二十日下了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该军在华中及苏南一带者尚有九万余人，虽受日寇和反共军夹击，必能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同时，它的兄弟部队八路军各部，决不坐视它陷于夹击，必能采取相当步骤，予以必要的援助，这是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他们的。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第二百二十四章三个叛徒的下场（1）（）
大浪淘沙，并不是所有闪光的东西都是真金，只有去除没有用的杂石，经过烈火的淬炼，才能显出赤金，在革命队伍中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北撤时，原一支队参谋长赵凌波改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但赵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叛变。
绥靖指挥部成立后，赵凌波当上反共副专员，紧跟该部在繁昌我游击队活动的边缘地区，专门从事策划清剿活动。中共谍报人员侦悉后，即报告新四军七师师部，曾希圣政委、傅秋涛代师长很重视这一情况，一面用电报报告军部；一面派侦察参谋李务本率侦察员，化装成便衣，设法活捉赵凌波。
1942年5月，赵凌波化装后，潜入安徽繁昌湖阳冲的新四军地方武装驻地，冒充是皖南事变中被俘，才从国民党牢狱里逃出来寻找部队的人员，企图侦察中共方面情况，但被五十七团二连指导员董南才认出来，并被武装护送到安徽无为县东乡白州五十七团团部。
傅师长即令当时在五十七团团部的李务本同志带领侦察班，以“护送”为名，为麻痹赵凌波，没有捆绑，实乃押送他去无为县北乡大俞家岗七师师部。并拟在适当时机，派得力精干武装，押解他去苏北军部审判。
不料，拂晓，押解到石涧埠附近路旁休息时，赵凌波突然向国民党军的黄洛河据点奔逃。李务本发现后，立即带侦察班追捕。赵一面逃，一面大声叫：“李务本，我和你今日无仇，往日无怨，何必这样逼我，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李回答说：“赵凌波，不要跑，再跑就打死你。”
赵凌波听后反抗拘捕，当场被战士们开枪击毙了。
第二百二十五章三个叛徒的下场（2）（）
1938年冬，赵希仲担任了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训练部长、副总队长，新四军军部北移时任第一纵队参谋长。
从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到一周以后枪声平息。赵希仲在随队突围中被国军108师俘虏。国军发现他是新四军重要干部，除急电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功外，同时派出重兵将他押送到上官云相司令部。
随即，意志不坚定的赵希仲叛变，他供出了新四军在皖南的人数、武器装备、军事行动及新四军许多领导人的姓名、籍贯、年龄、学历和特征等大量情况，因而受到优待，成了第三战区的座上客。
1941年春，赵希仲与赵凌波一起，由国军用汽车送到江西上饶县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同年6月，赵希仲与赵凌波一道自动声明脱离中共，并办了书面的自新手续。
赵希仲叛变后，上饶集中营特务首脑张超委任他为集中营中校军事教官。主要从事对被俘人员的感化工作。
1942年4月，上饶集中营的“军官大队”、“特别训练班”奉命撤并，对外公开名称改为“战时青年训导东南分团”。5月，日军进攻浙赣线，逼向上饶。东南分团于6月5日从驻地周田村出发，往闽北转移。全体被囚人士，在荷枪实弹的宪兵押解下，冒着酷暑烈日，艰难地行进着。6月7日深夜，在石塘镇宿营时，赵乘众人熟睡之机偷逃出来。
赵希仲逃离“东南分团”后，开始到处流浪，当流浪到浙江金华时，因言语不同，形迹可疑，又无良民证，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而被逮捕，交日本通讯队服苦役，后转送日军义乌工作班搞杂务，并帮助记伙食账和帮办文书，半年后获释。
1943年2月，赵希仲流落到义乌做小生意。同年6月，别人介绍他到杭州河坊街三友饼干店做摇面机工人，不久又被日本人抓去，并押在警备部，以“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被判处死刑。因证据不足没有批准执行，一直关押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1946年初，以政治犯被释放出来，辗转回到长安县老家。到老家后，国民党“中统”把他当作是共产党打算逮捕他。赵闻风后逃到甘岷县，惨淡经营大地做小本买卖过日，直到当地解放，才返回老家。
1950年，赵希仲隐瞒叛变历史，由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介绍再次参加革命，由中共西北分局统战部送到陕西高陵县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1年调到甘肃兰州西北新华公司任副经理。新华公司改为农具制造厂后，改任秘书科秘书。经过1956年肃反运动，赵希仲的叛党、叛变问题初步暴露，他被撤销职务，监督劳动。
1968年8月的一天深夜，赵希仲投黄河自杀身亡。
第二百二十六章三个叛徒的下场（3）（）
皖南事变中犯下最大直接罪行之人叫刘厚总，他原是湖南耒阳人，就是他成为杀害了已经逃出包围圈的项英、周子昆的直接凶手。
刘厚总于1926年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并担任乡赤卫队队长。1934年，刘厚总任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政治委员。1938年9月，刘厚总被送到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刘对既紧张又艰苦的学习生活很不适应，一再要求回南方工作。1939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他离开延安，回到耒阳，想重新拉起游击队上山，因遇困难，不得已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军部副官处第三科任副官，分工管理木工班和饲养班。
1941年1月16日傍晚，在泾县的大康王村附近，项英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与刘偶然相遇。项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在回忆录中说，当时项并不认识刘，听说他是副官处的，说：“好吧！那就跟我们一块走吧。”
1941年3月12日，项英一行经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来到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仅能住下项英及刘厚总、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及他的警卫员黄诚四人。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则住在半山腰的草棚里。3月13日凌晨，刘厚总枪杀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取走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金表、钢笔，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
刘厚总先到太平县的隔河里找到保长。这个保长搜走他带去的武器和财物，但不相信他杀了项英、周子昆。刘又跑到泾县的茂林镇，找到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的担架连，但连长王惠九也不相信他。刘又跑到旌德县的玉屏乡，改名李正华，冒充第三战区的特务，要求乡公所送他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玉屏乡公所将他押解到旌德县政府。
县长李协昆在一再审问后，于4月28日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等人由刘带路，到蜜蜂洞去查看。因为项英、周子昆的遗体和负伤的黄诚早已被转移，只看到洞里留有洋烛、棋子、梳子。此时，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洪林听村民说刘来了，就计划在蜜蜂洞附近击毙这个叛徒。刘发现有人伏击，仓皇逃到太平县城，投奔了国民党县党部。刘厚总先后被押送到在休宁县屯溪镇（今黄山市）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和皖南行政公署，继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审问。
1943年冬，刘厚总被押送到重庆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5年。直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才将他释放，给一笔钱，让他回原籍。刘不敢回原籍，遂到江西省九江市一个盐铺当伙计。1949年5月，九江处于解放前线，非安身之地。于是，刘就去江西新余县的一个湖南老乡开的兴记盐铺当管账先生。
1952年7月28日，新余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大清早起来就急忙召集十几名公安人员开会，宣布对住在城西兴记盐铺的账房先生执行立即逮捕。原来，新余县公安局开展全城户口核对工作时，黄到城西兴记盐铺核查，感到管账先生好面熟，经反复盘问，发现账房先生并不是本地人，且回答问话前后矛盾，这引起黄的高度警惕。黄觉得此人像自己当年在新四军里给周子昆副参谋长当警卫员时见过的刘厚总。
陈毅闻悉当年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落网后，当天给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
同一天，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也给江西省委拍发了及早严惩叛徒的电报。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第二百二十七章艰难的抉择（）
目前有一种论调说，蒋介石没有袭击新四军军部的精心计划，事变后亦不曾想扩大事态，破裂两党关系，那时的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自然不会相信。
还在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其实就已经对强硬地推行限共政策的蒋介石国民党颇多怀疑了。但基于抗日的大局，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国内政策，还多少存有一些朝好处想的思路。1940年10到11月不断有国民党准备“剿共”的消息传出，中共领导人当时多次做过最坏的打算，毛泽东主席甚至一度怀疑蒋之北移命令包含有与日本勾结，两面夹击八路军、新四军的重大阴谋，准备破釜沉舟对抗蒋的这种让亲痛仇快的所谓政策。
但与共产国际反复交换意见的结果，毛主席最后还是认定国民党的“剿共”可能只是局部的，而且是“大吹小打”，他高瞻远瞩地判断：1。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2。，实则蒋介石和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很怕怕内战，很怕国共合作从根本上破裂，所以蒋的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
正是由于一直相信只要蒋未与日本妥协，国民党在抗战中就不会主动破裂两党关系，突然发生皖南事变这样的惨剧，对毛主席为首党中央的刺激之大亦是可想而知的。
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目的何在，是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初，必须要做出准确判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新四军选择南下，事先显然报请过中共中央批准。部队秘密潜往茂林次日，也曾向中共中央通报过具体位置，而后即联络不畅。而以项英为首的新四军军分会准备是非常不足的，他们把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转移，当做了去受“检阅”，没有把各种困难都考虑到，甚至在战场上出现开七个小时长会的“笑话”，而军长叶挺却多少有点“有职无权”。
11日经中原局接通电讯后，国民党第三战区的聚歼计划已部署完毕，次日即发起了总攻，新四军无论粮食、弹药和地形均已难以坚持抵抗。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迅速于12日电告重庆的周恩来副主席，要其向国民党提出严正交涉，即日撤围，以证明国民党并非有意破裂。中原局刘少奇等也曾气愤地致电中共中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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