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风- 第60部分

　　　　川岛这次是亲自出征，一见尖兵被打死，恼羞成怒，立即用东洋话大喊：“各路人马包围刘老庄。”日军3000多人马上从四面向刘老庄迂回，形成了包围圈。

　　　　4连总共才82人，且弹药又不多。面对强敌，白思才果断地说：

　　　　“撤出刘老庄。”

　　　　然后，他们在村北面一片开阔地带的“抗日沟”里选择位置进行固守，阻止日军前进。但是，他们仍处在日军的包围之中。

　　　　上午9时左右，川岛发起了第一次冲锋，可是，鬼子在前进没到30米远时，就被4连猛烈的火力打了回去。

　　　　第一次冲锋失败后，川岛把指挥所移到了刘老庄东头，命令：“把机枪架在房顶上！”

　　　　他这一架机枪，构成了东西两头交叉火力网，攻击点集中瞄上了北面的4连阵地。

　　　　随即，日军一个中队向4连发起了猛攻，在距4连阵地百米远时，4连的枪榴弹集中打向敌人的火力点，使其变成了哑巴。进攻的日军失去了火力掩护，白连长趁势组织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向冲击的步兵猛扫，日军马上乱了套，伤亡一片，往回逃跑。在逃跑时，他们又被4连的神枪手当作活靶子，一枪一个地“报销”了。

　　　　突然，几十个亡命之徒冒死爬到4连阵地前沿，白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跃出战壕，端起刺刀杀向敌群，不到10分钟，他们全部变成了刀下鬼。川岛的第二次冲锋又以惨败而告终。

　　　　中午，川岛又用了两个支队的兵力发起了第三次冲击，投入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火力一次比一次猛，但都以失利而告退。下午2时，他暂时停止了冲击，准备与八路军进行“大决战”。在发起进攻前，川岛不停地来回踱步，突然，他停在一个胳膊扎着绷带的少佐前，眼睛狠狠地盯着他：“山本，你的支队呢？你的士兵呢？”

　　　　山本少佐吓得倒退了两步，“报告师团长，实在冲不上去啊！”

　　　　川岛上去，狠打了山本一个耳光，吼道：“你不配做大和民族的军人！来人把他拉出去枪毙！”

　　　　“啪！啪！”两声枪响，山本命归黄泉。

　　　　川岛此举，用的是“战前激将法”。之后，川岛用凶狠的目光环视了一下笔直站立的各支队指挥官，一字一句地说：

　　　　“我命令，集中所有的山炮、迫击炮、步兵炮、掷弹筒，向中国人的阵地开火，要把他们的阵地炸成平地。”

　　　　他的各支队指挥官果然被“激”起来了，顷刻间，日军的炮弹成串成片地呼啸着飞到了4连的阵地上，弹如雨下，大地都已经抖动起来了。从天上到地面，方圆两里之内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烟柱。4连防御的是一条宽5尺、深4尺的壕沟，它几乎被日军的炮火摧平了。

　　　　各排的伤亡不断增加，但是勇士们死死地坚持在阵地上。工事摧垮了再修，掩体毁了，用背包堵上去，轻伤员包扎好伤口继续战斗，重伤员拖着腿为战友们压子弹，递手榴弹。经历了六个多小时的炮击，4连的阵地依然屹立不动。

　　　　战斗平息了，突然，一发炮弹炸来，把连长白思才炸翻了。当他苏醒过来时，胳膊上流着血，左手已经不知道到哪去了，他自己包扎了自己。

　　　　指导员李云鹏巡视着交通壕，全连82人只剩下30人了，而且大部分负了伤，没有负伤的已经与敌人激战10个小时，子弹和手榴弹几乎打光，他们已经一天没有吃一点饭，未沾一滴水，个个精疲力竭，肚子饿得咕咕叫，嘴唇干得裂出血来。

　　　　傍晚，又一阵狂轰滥炸。之后，日军停止了炮击，借着夜幕，涌到了4连的阵地前沿。白思才连长“嚯”地跃出了战壕，大喊一声“杀啊！”李云鹏挥舞上了刺刀的步枪冲了上去，在一片气壮山河的喊杀声中，战士们端起刺刀，一跃而出，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战士们的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砸碎了，就用小锹砍，小锹砍断了，就用牙齿咬。这场悲壮的白刃格斗后，4连的勇士全部倒在这片血的土地上。

　　　　待一切都悄然无声了的时候，川岛提心吊胆地走进战壕，来到4连守卫的阵地，企图找到点“战利品”。可是，他不但没有抓到一个俘虏，而且连一支完整的枪也找不到。望着这片焦黑的土地，川岛这时才发现，与他的3000精兵殊死搏斗了一天多的竟是新四军的1个连队82人，而他的部下却死伤了600多人！川岛拄着指挥刀沮丧地站在这片硝烟和鲜血浸染的土地上，突然，他转头看了看自己眼前300多名头破血流、断臂残腿的伤兵，仰天怒吼：“八路军，大大的坏了！”

　　　　82位勇士全部牺牲的噩耗传到了新四军7旅，彭明治随即命名4连为“刘老庄连”，重新组建了新4连。

　　　　刘老庄战斗影响很大，3师师长黄克诚在写回忆录时，特意提到这场战斗，说：

　　　　第7旅19团4连82名指战员激战竟日，反复肉搏，毙敌170多人后，全部烈牺牲。

第一百九十二章军史上最惨痛的两次失利（）　
笔者个人觉得写历史、看历史；既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以偏概全。

　　　　在我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潮中，人民军队的历史无疑是最重的。

　　　　而人民军队从无到有，有弱变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能取得大大小小许多胜利。但人民军队也有几次败仗，一场是红军的湘江之战，另一场就是新四军的皖南被围，大部牺牲在同是中国人的国民党的枪下。

　　　　如果红军的湘江之战是有战略目标的，就是与贺龙的部队汇合，重新建立根据地的话，那皖南事变，一向组织严密，机动灵活的人民军队，在那一时刻，怎么会如此混乱不堪？

　　　　70多年来，让无数的志士仁人人扼腕，让无数革命后代叹息！它就像皖南山间的雾气一样，时常盘绕在人们心头。。。。。。

　　　　谈到皖南事变；同样不能孤立地谈，孤立地谈这件事情，因为此事按目前主流的解释，不大合情理，各种生搬硬套的分析与理由，最终的结果只能证明当时的蒋委员长精神处于不健康状态，真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中国人命不好，在别国大步迈向现代的关键时刻，已经落后、贫穷、愚昧，绝大数人我们还摊上这么个倒霉的家伙做领袖。如果否定他精神有隐疾的话，他还是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那么他制造皖南事变，自然有他的道理的逻辑。当然，按照后来的革命史观，我们不能认同他的道理和逻辑，那这件事我们就占理了。

　　　　可问题是我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不能凡事都只能按照自己的标准和逻辑，如果任何事件都用革命史观这把尺去量，那完蛋了。比如在农民起义研究一朵花的年代，洞庭湖钟相、杨么起义，被岳飞一路追剿过广东，完全消灭为止。如何用一切农民起义都是正义的这把尺，来量度岳飞的这段历史表现？在当时就把史学界搞得狼狈万分，难道还能把岳飞定性为镇压农民起义的恶魔侩子手？所以最后只能搭七搭八地说他有阶级和历史局限性，这样的史学研究笑死人不说，这是以现在的社会环境套历史事件；叫＂穿越＂；怎么能让人服气？

　　　　所以当我们不从一般的历史观出发，而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皖南事变”时，就发觉皖南事变发生的必然性，这是不以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意志而转移的悲剧，它产生的根源，本质上还是来自国共双方的抗日策略。

　　　　延安在1940年5月4日发电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

　　　　10月19日，中国军队最负责人蒋阿拉命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新四军原在江南作战，其性质装备，皆与规定地区悉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略地，夺枪勾兵，自由扩编，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为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总计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然而中央为顾全抗战之大局，统帅为爱护抗战之实力，对于兄等部队种种违令干纪之行动，不惟迄今大度包容，不加罪谴，而且始终顾全，期以精诚相感，始则改划作战地区，屡将被兄等攻击之国军，设法他调，以避免摩擦。。。。。。切望兄等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厚集兵力，扫荡冀察残敌；完成抗战使命，全国军民同胞，所蕲求于兄部者，惟此而已矣！”

　　　　此电系要求新四军接电报后迅即将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的命令。11月19日，延安答覆：“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调往长江以北。”何、白先后于1940年10月19日和12月7日发出皓电、齐电，勒令新四军限一月时间移向江北，最后的期限确定为12月31日。可新四军部与延安的电文往返商量的结果，却是过了这个期限才走。这一拖，便拖出悲剧来。

第一百九十三章皖南悲歌（2）（）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表＂佳电＂，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污蔑。同时表示，为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中共方面愿意委曲求全，将在皖南地区的新四军部队转移到江北。10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等人，对新四军的行动方针作出指示，要求新四军军部应乘此时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11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项英：＂（一）希夷（叶挺字）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二）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三）如移皖南需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你们报告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叶挺军长于11月上旬亲赴上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洽商皖南新四军北移事宜。

　　　　十…月九日（即发出佳电那一天），叶军长即从军司令部所在地之云岭，启程到上饶，谒见当时的新四军的顶头上司三战区顾司令长官，洽商…切有关北移的问题。他们商定的新四军北移路线为：＂由茂林、宁国、经苏南渡江北上。＂皖南事变的幸存者都回忆说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叶挺军长与国民党当局商定的路线。

　　　　新四军军决定北移后，＂叶挺军长亲自奔走，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提出北移路线，并要求沿途国民党军队不得拦阻。顾祝同同意我军经泾县、茂林、宁国、宣城、郎溪至苏南敌后北渡，并允于沿途保护。＂

　　　　后来新四军从茂林到三溪入旌德、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渡江北上的北移路线，是叶挺军长在上饶同国民党第三战区谈判北移问题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当局所指定和保证安全的路线。

　　　　叶挺军长亲自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我军北移问题，国民党要新四军由云岭出发，翻越丕岭，取道旌德、宁国经天目山进苏南，再过江到苏北。新四军转移前，项英还派人到上饶找顾祝同要求增补武器弹药。

　　　　顾祝同当时甚至说，我以人格担保，从云岭到宁国没有一个日本兵，待到宁国后，连同以前欠的武器弹药全部补齐，等等。

　　　　此外，当时担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谋处长的岳星明也回忆说，他提出并经顾祝同大体同意的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从新四军云岭驻地先向南经旌德转向东进，经宁国南侧，广德、郎溪之间，再经金坛、句容之间，从镇江以东渡江。

　　　　这条路线，基本上就是皖南新四军移动时所走的路线。岳星明是顾祝同的心腹，参与戎机，曾代表顾祝同主持召开徽州军事会议，部置对皖南新四军的围歼计划。他的回忆与傅秋涛等同志的回忆相吻合，更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另外，陈毅在1944年8月写的《皖南事变的真相》一文中也有这样的记述：＂叶挺军长于一九四Ο年十一月，得着北移命令。于十二月初，亲往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处面商路线。经顾祝同同意，由皖南动身，经过苏南渡江，移往苏北。＂根据以上史料，我们认为，皖南新四军北移的路线是叶挺军长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商定的路线，国民党方面事先是完全清楚的。

第一百九十四章皖南悲歌（3）（）　
1940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皖南新四军部队转移到长江以北地区，以局部的让步来争取中间派的同情，缓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势，使自己站在有利的位置，迎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中共中央在给项英等人的指示中，只是从原则上和大的方向上对皖南新四军的北移作了规定，至于新四军是从繁昌、铜陵间渡江到无为地区，或先移苏南，再移苏北，都没有指定具体的北移路线，为的是给皖南新四军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