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风- 第6部分

　　　　“感谢各位代表来此，共商国事……自九一八以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成为全国一致的口号。共赴国难，是我们共同的目的；精诚团结，是达到此目的所必需的条件。几年以来，不但本党同志，共本此心，不断努力，即全国知识界、产业界的有力分子，也是共本此心。对于国家危急，只宜设法挽救，不宜因见解或政策之不同，而轻言破坏。对于政府所处之困难，加以体谅，予以扶助。最近又突然爆发卢沟桥事件，危机情形，更加严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人力物力，熔成一片，方可以抵抗强敌，自救危亡。对于怎样解除困难，复兴民族，参加谈话会的代表，定有许多高见。还望畅所欲言。要批评的尽量加以批评，要发表的意见，多多发表，千万不存客气，不存芥蒂。我们深信，经此一番讨论之后，必能更看出光明的路线。”

　　　　一听汪的讲话，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第一个站起来慷慨陈词：“日寇猖狂，中国危在旦夕。身为军人，惟有以死相拼。战死疆场，死得其所！现在还有人在说些什么‘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而后安’。和了几年，安在何处？还有人把希望寄于美国、英国的出面干涉和援助，中国人民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以全国之人力物力，难道还怕小小的日本吗？当今之时，惟有速速抗战，宁使人、地皆成灰烬，决不任敌寇从容践踏而过！”此时他的老部队29军，正在平津和日本鬼子激战。随后多天惨败的消息不断地传来，多少将领为国捐躯，牺牲得是既壮烈，但多少又有点窝囊。爱兵如子的老将军不知落过多少眼泪！！！

　　　　而此时庐山谈话会的坐下都是什么人？坐下都是当时中国的明白人。大家都知道汪精卫这是借题发挥，他是再发当不上“一把手”的牢骚！意思就是：谁叫你们不团结在我的周围，看眼前这局面怎么收拾！

　　　　开幕式后，大多数与会的各界名流纷纷摇头：这时还想着内讧，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第十八章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上）（）　
（一）

　　　　第二天的座谈会，该着蒋介石发言了。他的发言完全和汪精卫的发言语气不同了。因根据情报，日本内阁已奏请天皇批准，将增兵华北开战。蒋此时清醒了。他意识到，再不坚决抗战，不但自己没人拥护，怕是国将不国了。

　　　　——国民党到底抗没抗日？多年以来，说法颇多。看了此书，笔者以为大家自有明断。笔者强烈反对某些所谓历史专家的看法、说法，什么9。18事变、卢沟桥事变，好像整个局势都掌控在腐败的国民政府手中一样，意思就是说，他们国民政府不动员全民抗战是有这样那样的原因的，9。18、卢沟桥等等，其实他们都能掌控，真是一派胡言；二次世界大战应从德国闪击波兰开始等等说法，真是阿q精神，难道这样就能和“国际接轨”吗？那我们的义勇军、东北抗联战士的血都白流了吗？笔者以为真确的说法应该是：1931年9月18日，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并不是什么事变，也是二次大战的开始；1937年7月7日是日本全面进攻中国和中国全民抗战的开始。中国进行的是十四年的抗战！

　　　　（二）。

　　　　于是，时任中华民国实际最高领导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于7月17日，在江西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后人起名为《最后关头》：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屈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略去部份）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傍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徵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溏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

　　　　（未完待续）

第十九章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下）（）　
（接上一章）

　　　　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巳快罹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溏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是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巳的办法，我们全国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投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行所驻地域，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下略）

　　　　（三）。

　　　　此稿一看就是大家所书，当然是陈布雷——这位蒋介石口口声声叫着布雷先生的人所写。

　　　　此文稿一出，不但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也得到了当时绝大多数人的赞赏，特别是那句“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一时成了当时主要宣传话语。

　　　　在延安的我党领袖毛主席，过后也指出：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的《抗战宣言》“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

　　　　（四）。

　　　　蒋在完成上述发言后，又显示了一次真正“一把手”的做派，他说战事紧急，先走一步。看都没看汪一眼，又把当时国民党的名义上一把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晾在一边了。

第二十章低调俱乐部（）　
（一）。

　　　　庐山谈话会结束后，与会人员大都回到了当时的首都——南京。此时北平、天津早已开打，北大是回不去了，校长一时做不成了，胡适也和他们一齐回到南京。

　　　　庐山会议既然定了、宣布了当时国民政府坚决抗战的决心，就要看如何具体落实到那些人、哪些部门了。但众所周知，南京政府的一班人，从来就没有团结过，国难当头也不例外。

　　　　（二）。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周佛海就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了一幢花园洋房，为了怕日后日本飞机的轰炸，特在花坊下造了一个大地下室。

　　　　1937年卢沟桥打响后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家伦、胡适、陈立夫、张君励等人，常来此躲避空袭。他们常常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

　　　　胡适自嘲为“低调俱乐部”，这和蒋梦麟曾自嘲自己为“北大功狗”一样，保持了当时北大人“擅于”自嘲的传统。

　　　　汪精卫虽没有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俱乐部身后的影子，在国民政府的上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倡导所谓“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指挥下的部队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实际上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国民政府。”

　　　　陈布雷、熊式辉也常来，他们的调子也不高，但他们是委座的“侍卫内大臣”。不久熊还带来了蒋介石的告诫之语，大意是：不能动摇，不传动摇的话，云云。

　　　　（三）。

　　　　当7月28日，中国军队在南苑惨败的消息，传到当时的首都南京，传到他们耳朵里，更引起胡适他们的恐慌。他们积极活动，竭力主张于日本和谈。

　　　　此前不久，汪精卫曾希望推荐胡适担任外交部长。汪精卫推荐的依据，主要还是胡适同意他的主张；但“一把手”蒋介石却暂未同意，主要原因大概是蒋怕胡适是汪精卫推荐的，如果他就任外交部长之后，一切都以汪精卫的意思办，在外交上他蒋某人不是被架空了吗？其实，蒋介石是知道胡适的才华，和胡在当时西方人眼中的地位的。

　　　　所以说，有时人太聪明和太有名望，也成了一件错误的事了。当时国家正在最急需用人之际，而胡适这位大家，直到此时，还没有着落。

　　　　现在，“低调俱乐部”的一班人建议：外交路线不能断，力推日本人欣赏的，既年轻又资深的外交官员高宗武负责打通关节，同时决定要找一个要能负责的，又能使蒋委员长言听计从的政治家，来做历史上常出现的那种力挽狂澜的“社稷之臣”，希望他能像历史上著名的郭子仪、曾国藩等等一样，挽狂澜于既倒。

　　　　胡适看重的人是陈布雷。于是便有了前文所述的上书委员长的一幕。

第二十一章怎样转呈委座呢（）　
（一）。

　　　　陈布雷晚些时候回到办公室，一进屋，便问秘书有没有急件？

　　　　秘书把经登记的文件都捧到了陈的办公桌前，陈翻阅着，看到了胡和陶的信。陈布雷展开信，见有好几页纸，面上一页是陶希圣的手笔：

　　　　“布雷先生：

　　　　本日下午五时，希同胡适之先生奉谒，未遇为怅。我等以为川越之南下，中国政府只有两种态度（一）为拒绝其入京（二）为积极表示政府在决战之前作最后之外交努力。希等主张第二办法，并主张与之作一刀两段之方案，即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而收回并保持冀察之领土行政完整。其冀察部分希仍主张以实力保守沧保线而以外交手段收回平津。此种意见之意义在运用我国可战之力与必战之势，不轻启大战，也不避免大战。盖大战所耗之力亦即我国之统一与现代化之力。若轻于用尽，必使中国复归于民六，民八敌方纷争时也。望先生为委座陈之。

　　　　弟陶希圣上，五日”（此信与本章中选用资料现存台湾蒋介石档案中）

　　　　这封信的大意，陈布雷事先是清楚的，因为胡适前两年就愿赴日本任大使，蒋一直未答应。蒋和陈私下里聊的意思，论胡的水平做驻日大使是大材小用，主要是因怕他到日本后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境遇，把他派到讲法制一些的国家去可能更好，现在来看看他对中日关系有什么好建议？

　　　　（二）。

　　　　陈布雷把陶手写的一页放在一边，继续看下面的内容，下面是四页具体建议条款，用红格稿纸，直行书写，看字迹是胡适的亲笔：

　　　　“原则：解决中日间一切悬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建立两国之友谊与合作，以建立东亚的长期和平。

　　　　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