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风- 第24部分

　　　　那时候，从湖北撤下来的十多万伤兵中，有两万多疏散到广西宜山一带。随后，广州的沦陷也迫使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向桂北搬迁，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奉令搬迁到宜山，这使得宜山人口激增，一时间燃料、房屋、食品，特别是药品的供应骤然紧张。

　　　　1938年10月17日，是浙江大学师生对疟疾这种疾病，开始感到恐惧的日子。下午四点，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张绍忠向竺可桢报告，其侄女因患疟疾病逝。在随后的两个月中，浙江大学里患疟疾的人数从10多个增加到146人，其中恶性患者占77，到1939年1月，又增加了200多人，几乎每家都有患病之人。电机系学生袁可志不幸也染上了恶性的疟疾，不是一般的疟疾，一阵冷一阵热的，是高烧不退的疟疾，恶性疟疾很容易死人。

　　　　当时治疗疟疾的特效药是扑虐母星和阿的平，浙大离开杭州时所带的这两种药物早已用完，离宜山最近的柳州和桂林却买不到医治疟疾的药物。疾病在蔓延，但药物匮乏，这让师生们惶恐不安。为了解决疟疾的传播，竺可桢对宜山当地的蚊子进行研究，以便确定师生所患的是哪种类型的疟疾，同时派人到梧州和已经沦陷的广州购药。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学校以及学生们自己通过各种渠道，总算是搞到了一点药，但是也解决不了那么多患者，主要还是靠自身的抗体，和能够提供的一些，尽量好的这个休养的条件，来渡过这个难关。

　　　　随着冬季的到来，传播疟疾的蚊子逐渐减少，到1939年1月底，一度造成全校恐慌的疟疾开始得到控制。就在师生们为疟疾得到控制而高兴的时候，又一场灾难已经悄然而至。

　　　　日军占领武汉三镇和广州后，开始对桂林、南宁、贵阳等重要城市进行经常性轰炸。小小的宜山城上空，经常可以看到呼啸而过的日本轰炸机。一旦发现日机，宜山城里便会摇响警报。

　　　　专门有一个人，手拿手摇的报警器，一摇了后会嗡嗡响的，这个警报声传的地方不远，你一个地方听得到，另外一个地方听不到，你整个宜山城包括外面听不到，听不到。所以就挂灯笼在这个山上。

　　　　挂一个灯笼是预备警报，挂两个灯笼紧急警报，就这样子就告诉你们快点逃。

　　　　为避免给日军提供轰炸目标，宜山当地政府还做了特殊的规定。

　　　　一个规定是不能戴眼镜子，眼镜子是反光的。一个不许带电筒，还有呢，不许穿白衣服，或者接近白的淡的衣服。

　　　　1939年2月5日，农历立春，宜山天气晴朗。南国的立春此时早已显露出丝丝春意，国立浙江大学的学生们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星期天，许多同学组织郊游野餐会，宜山的农民不断地看到浙大学生来到城外的小龙江边，或者附近的山丘上，野餐、合唱。上午，竺可桢和教务长胡刚复带着几个师生，前往宜山城南10公里的太平乡看望从广东逃难来的二百多名儿童。临近中午时分，宜山的防空警报摇响了。

　　　　那一天正好是中午的时候，学生们正在食堂里面，就是原来的标营，食堂在标营，正在吃饭，吃饭时忽然听见警报了，大家把筷子啪一下放在桌子上就往外跑。

　　　　因为2月4号听到广播是贵阳炸了嘛，所以那一天2月5号的话，大家都有警惕性的。

　　　　学生们跑得快就跑到小龙江岸上躲起来了。那个炸弹下来，有嘘尖叫声的，所以那个时候呢，马上要卧倒啊，还来得及的，卧倒以后炸弹炸起来啊，炸不到你的身上。

　　　　这个炸弹落在学生们的旁边，炸弹炸在泥地上面，泥土像树这样一把起来，资源和许多泥土盖在我身上，但是学生们并没有受伤。

　　　　龙江边有许多天然的岩洞，这些岩洞成为浙大师生躲避轰炸的天然防空洞。

　　　　据回忆，我跟那个同学我说，我们躲在那个洞里面去吧，跑到里头去呢，那个洞并不大。我们进去了以后呢，看到里面有一条蛇，差不多比我们一个人两个手臂伸出来还要长一点，它在那里看着我们。那么我们两个人也看着它，它大概看我们有两个人，它也不敢来惹我们，我们也怕它，也不敢去惹它。然后等到轰完了以后呢，我们出来，我们也走了，相安无事，它还在里头。

　　　　据回忆，到时候跑得太快了，这个洞都找不到了，所以就沿着这个路上走，走到我不是讲有一个坟地吗，那坟地上面碑石，那东边照过来有个影子，我们就两个人穿着旗袍，两个人就躲在那个影子里面。那么炸弹，它来炸了三批，那一批走了以后，我们又爬起来跑，跑到听见飞机，看到来了，我们又躲起来了。

　　　　轰炸结束后，经过土木系学生的测量，日军在标营学生宿舍共投弹118枚，二至四年级的男生宿舍，全部被炸毁。

　　　　而且据有些回忆讲，那一天的轰炸很怪，来了以后，在宜山城区没有丢炸弹，直接就狂轰乱卸地，直接就奔着浙大来的啦。就是说有内奸，恐怕报告了浙江大学就在这个位置，日本人专门是冲着浙江大学来投炸弹的。

　　　　在这次轰炸中，宜山市民死伤50多人，国立浙江大学共计损失3万多元，但师生无一伤亡。

　　　　王人龙后来说笑话嘛，说这个日本的航空员都是斗鸡眼，都是斜眼，眼睛斜的，斜视的，对不准。其实，对准没法对准，不可能一个人扔一个炸弹，它是炸弹一大批下来。

　　　　这里面有一个插曲，他们原来班上有一个，工学院的同学叫孙华，无锡人，他是神精病了，不知道怎么样得来的，那时候没有办法管理他的，把他隔离在农场里边哪一个房间里，关在里边。经过这次大轰炸以后，他忽然跑出来了，说好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的，就是这样子，没有死一个人，反而还得了一个人，病好了。

　　　　尽管在这次日军的轰炸中，国立浙江大学的师生无一伤亡，但是轰炸留下的困难却无法躲避，许多男生的衣服和被褥在轰炸中被大火焚毁。这些被毁校舍的照片都是竺可桢亲自拍摄的，整个国立浙江大学西迁时的大部分照片，都出自竺可桢的相机。当天晚上，宜山城里城外到处弥散着硝烟的味道，如何睡觉成了男生们的最大问题。

　　　　据回忆，那么因为被子、褥子都没有了，晚上睡觉就没有盖的了，马上学校里就发动互救，特别是教师还有一些学生，自己有多余的被子拿出来给他们睡，有地方腾出来可以让他们住。所以没有引起慌乱，也没有引起教学次序的不能维持。

　　　　广西宜山遭到轰炸的两周后，湖北宜昌市区遭到更大规模的轰炸，死伤千人。农历元宵节后，中国从南到北的许多地方遭到日军大规模的空袭。元宵节当天，河南郑州遭日军轰炸，死者遍布街头。一个月后，江西南昌沦陷。

　　　　据回忆，因为当时警报很多，警报很多并不一定每次都轰炸，实际轰炸的次数比较少，但是你又不能够不躲起来，那么都是疏散到郊外，疏散到郊外，你一等就一两个钟头，这个时间浪费掉很可惜，那么有的老师就是利用这个时间，躲警报的时间，来给学生讲课。

　　　　据回忆，所以浙大数学系当时苏步青先生他们就提出来，干脆咱们就在防空洞里面，山洞里面上课吧，那么章用先生，就是章士钊先生的公子，当时也是浙大请来的年轻教授，他上课的时候黑板没地方放，他就让学生说，挂个绳子把黑板挂在我脖子里，咱们照样上课，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浙大坚持了正常的教学。

　　　　这一年，在竺可桢的倡导下，国立浙江大学正式定校训为“求是”二字，并请马一浮围绕求是校训，创作国立浙江大学校歌，以激励困境中的师生。

　　　　据回忆，浙江大学以前就叫求是书院，求是书院，那么求是呢，就是求一个事情都要求一个是，就是求真理。

　　　　据回忆，1939年正是浙大西迁到广西的宜山，是浙大整个西迁过程当中最艰苦，人心最不稳定的一个时期。有疾病、瘟疫的侵扰，有日本飞机不停地轰炸，当时生活艰苦、医药断绝，教师和学生都人心惶惶。有的教师不辞而别，有19个学生是从泰和迁到广西宜山的时候，受全校学生老师的重托，押运图书仪器设备，结果他们在途中出现了集体逃跑的，这么不光彩的事情。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竺校长对浙大做出最伟大的贡献，也是西迁当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确立了一个求实校训，它就是我们在艰难困苦条件下，浙大的精神支柱，精神支点。

　　　　在办学最艰难的时期，国立浙江大学适应东南各省高中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决定在浙江龙泉设立分校，下设文、理、农、工四个学院的龙泉分校先后招生七届。分校从1939年开办，延续到1945年。

　　　　日军轰炸宜山国立浙江大学的消息很快传到广西省会桂林，正在桂林师范学校教书的浙江籍画家丰子恺把这件事写进了日记，同时丰子恺做出一个决定，接受国学大师马一浮和浙大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去流亡中的国立浙江大学任教。临行前，丰子恺在桂林的朋友为他举行了欢送会，欢送会上，丰子恺对大家说：“浙江大学是我故乡的学校，它对我有着你们不能想象的诱惑力。”

　　　　1939年4月8日，广西宜山，城外的桔子花已经全部盛开，农民正忙着收获油菜籽。正午刚过，城里响起了这一天的第二次防空警报。宜山城的东门外，早已不见了贩卖蔬菜水果的小贩和收菜籽的农民，一辆载着十几个人和大堆行李的卡车被守城的警察挡在城门外，车上立着一位胡须长及胸口的男子，这个人是正准备到国立浙江大学任教的画家丰子恺。

　　　　两个月前，搬迁到广西宜山后的国立浙江大学，遭受了一次最惨烈的轰炸。此后，只要防空警报一响，宜山城里所有的人都会格外紧张，迅速躲入藏身之所，刚到宜山的丰子恺一家，不了解情况，一时间手足无措。由于被拒绝入城，丰子恺只得让卡车司机调转车头，原路后撤了数公里，在路边的一颗大树旁停下来。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这一天也坐在这辆卡车上。

　　　　据丰子恺之女丰一吟回忆：宜山用警报欢迎我们，我们还没进城呢，说是警报，然后肚子很饿大家，因为盼望到了宜山以后就可以吃上饭了，后来就怎么办呢？就逃了，逃到远远的地方。幸亏有一点粽子，4月5号动身，所以呢有粽子吃，那时候粽子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裹嘛，我们大概也是防到有什么意外，所以带了一点粽子。

　　　　这一天的经历，丰子恺在7年后的散文《宜山遇炸记》中不无调侃地写道：老幼十人，连司机及几位搭客，都吃着粽子，坐着闲谈。日丽风和，天气晴朗。倘能忘记了在宜山“逃警报”，而当作在西湖上的野餐来看，我们这下午真是幸福！

　　　　到达宜山的首日，丰子恺一家遭遇两次警报，直到天擦黑时才得以进入宜山城。

　　　　丰子恺，1898年11月9日出生在江南小镇，浙江崇德县石门湾。16岁时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老师便是后来被称为弘一大师的李叔同。日军占领上海后，丰子恺一家不得不离开石门湾，一路向西流亡。1938年6月24日，丰子恺到达桂林，受聘于桂林师范学校。其间，他在老家崇德的房子，缘缘堂，被日军炮火摧毁。1939年3月，丰子恺离开桂林前往宜山。他接受了国立浙江大学的聘请，担任学校的艺术指导。此时距离浙大遭受日军的二五轰炸不过一月。

　　　　据回忆，那丰子恺之所以到浙江大学来，我想跟这个马一浮很接近，落难了，要找一个饭碗，浙江大学是一个比较体面的饭碗。

　　　　就在丰子恺离开桂林前往宜山的这一天，日本陆相坂垣在师团长会议上宣称：华南进攻到南宁，华北进攻到兰州，方可结束战争。

第五十七章别样的长征（5）（）　
丰子恺到达宜山的两周前，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刚从重庆参加完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回到宜山。在路过贵州遵义时，他觉得遵义比宜山更适宜浙大生存。遵义物价很低，大米的价格仅是宜山的三分之一。曾担任贵州公路局局长的宋麟生则建议竺可桢把浙大搬迁到贵州遵义东部的一个小县湄潭。因为湄潭有充足的大房屋，而且物价比遵义更低廉。遵义和湄潭两地，除了没有电之外，物价和房屋都适合一个大学的生存。竺可桢决定，浙大一旦被迫再次搬迁，遵义和湄潭将是首选之地。

　　　　在重庆开会期间，49岁的竺可桢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出，辞去浙大校长的请求，但陈立夫则要求他继续担任至抗战结束。但从时局来看，战争何时结束，却仍是一个未知数。

　　　　后来成为花坛巨匠的丰子恺到达宜山后的第二天，来到城中的文庙，拜会浙江同乡，浙大校长竺可桢。随后便开始在国立浙江大学的教学生活，教授艺术理论和新文学史。

　　　　据回忆，他就在浙江大学开始开设五四新文学，浙江大学中文系相对来说，是一个偏于比较传统、比较保守，这样的一个中文系。所以丰子恺这个时候，在这儿来能开设这一门课程，我觉得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指标性的意义。

　　　　丰子恺一家居住在宜山城外一个叫龙岗园的地方，租自当地一位园丁。就在国立浙江大学给丰子恺下聘书的时候，师生们开始了在宜山的第二个学期。浙大初到宜山时，学生们自发开展了一项课外活动，通过下乡演出话剧、演唱爱国歌曲来宣传抗日，十几个爱好唱歌的学生组织了一个合唱团，并定名为回声歌咏队，但是，歌咏队缺少合适的演唱曲目和音乐指导老师。丰子恺的到来，让合唱队有了一位顶级的音乐指导。丰子恺早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学时，受老师李叔同的影响，在绘画和音乐上造诣颇高。从此，南国小城广西宜山里，除了刺耳的警报声，还时常回荡着回声歌咏队悠扬的歌声。

　　　　从丰子恺居住的龙岗园到上课的教室，要穿过几条街道和一个泥泞的体育场，宜山的人们和浙大的学生每天都能看到这位一身长袍、美髯垂胸、戴着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