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种态势，新政府建立之初。便积极倡导“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总统宋教仁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各民族为一国，即合各民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愿中国“各种民族，相亲相爱。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新政府的这种民族观，成为北京政府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纲领。宋教仁在就职大总统的《宣言书》中，希望西藏蒙古各位活佛王公认清：“政体虽更，国犹是国”，在维护中华版图完整的前提下，实现全国的共和。
宋教仁特别提醒蒙古王公活佛们注意，“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不可倚赖”。盼望王公活佛们关怀时局，眷念桑梓，派出代表到北京“参议政要”。同时新政府对蒙古王公联合会提出的不变动“蒙古制度”的要求，同意让步。这种妥协，当然是以取消哲布尊丹巴活佛型的“独立”为前提的。
当中国革命成功，新政府开始执政后，驻京的内外蒙古王公们，以贡桑诺尔布、阿穆尔灵圭等为首，以外蒙古八十六旗、内蒙古四十九旗代表的名义，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代表蒙古王公的利益登上政治舞台。蒙古王公联合会顺应形势，随风转向，改变立场，表达对共和的妥协愿望，唱出“赞助共和”的调子。
一九一零年八月，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满汉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共七条。其核心内容是维护蒙古王公贵族的私产、王公世爵制度“概仍其旧”、对喇嘛教信仰自由。以此为起，内外蒙古王公贵族阶层，开始明显地分化，以蒙古王公联合会为代表，团结绝大多数王公贵族和上层喇嘛拥赞共和，高举爱国的旗帜，与各种形式的民族分裂势力展开了斗争。
一九一一年初，内蒙古科右前旗郡王乌泰公开响应外蒙，宣布独立，并且组织队伍进行大规模武装叛乱。乌泰在本旗及周围各旗煽动蛊惑，挑唆民族仇恨，号召蒙民起事，驱逐汉人。为号召更多不明真相的百姓，他还特别唆使本旗地位最高的活佛葛根，号召全旗各寺庙喇嘛奉经念佛，散布种种谣言，蛊惑群众。同时，库伦政府支援乌泰俄国“别列达”枪100杆，子弹50万发。另有外蒙军四、五十人也秘密前来，帮助乌泰。
但是，妥协和退让，并不是新政府的本质，乌泰显然是估错了形势。只要他们赞助共和。维护统一，政府可以暂且不动。但全力确保内蒙，向外蒙进行威慑和渗透，是新政府的既定方针。武装叛乱既然已经出现，就断没有再姑息迁就的道理。否则，难免会有人跟着闹腾。使得蒙古局势更加混乱。
由总统任主席，国务卿、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国安部总长为委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迅速做出决定，电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姚雨平“乌泰附合库伦，逆迹昭著，如再隐忍，势必牵动全蒙盟，即三省亦无宁日，现经国家安全会议决定。由你派员前往科右前旗对乌泰进行劝谕，先抚后剿，随抚随剿，若和平劝告失败，立即以兵力剿办，并驻兵内蒙，以慑库伦。”
几乎与共和国政府发出命令的同时，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涅拉托夫通知驻库伦领事廓索维慈。俄国政府将召开大臣会议对蒙古事件进行讨论。他：“喀尔喀内部形势本身并无损于我国的切身利益，蒙古问题对我们所以重要。因为它是一种手段，在解决我国在华的其他政治问题时必须加以利用。”
“喀尔喀的目前运动及蒙古代表团赴圣彼得堡，使我们有理由向北京政府指出，在与我国交界的蒙古发生扰乱不能不使帝国政府感到忧虑，并迫使我们在边境上采取相应措施，这些措施势必导致蒙人中**运动的发展。这样，我们才能指望打下同北京政府谈判蒙古问题，并影响北京政府的对蒙政策的基础。”
从历史上看，外蒙的独立和自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政府的软弱。还有民国政府被沙俄的虚声恫吓所吓阻。其实，沙俄并没有做好武装侵略，吞并外蒙的军事准备。当然，那个时候国内形势不稳，没有多余的力量震慑独立分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共和国政府抢先发难，不仅要以兵剿灭，还断然拒绝了俄使廓索维慈要求谈判的照会。
外交部长陆征祥禀持政府的旨意，态度很强硬，他指斥俄国此举无异干涉中国内政，威胁要在媒体上公开俄使的照会，让中国人民自己判断俄国的用意。你吓唬我，我还要吓唬你呢！外蒙古再怎么样，也不会比历史上差，等到十月革命一爆发，吃多少就要给我吐多少，还要算上利息。
同时，东北军区司令员姚雨平接到电令后，在奉天成立奉天军备处、军饷筹备处，在昌图、洮南两地，分别成立兵站，拨款二十万，供应各营军饷和兵需；调动所属军队，做兵力镇剿的准备。下令调辽源卅（今吉林省双辽县即郑家屯）驻军吴俊升部，驰援洮南府。
吉林卫戍司令曹琨接到命令后，在长春设立后站，农安县设立分兵站。负责供应征剿各营队所需粮秣及器械。调动冯德麟所部，并令手下将领吴佩孚特编成一个混成旅，会同奉天、黑龙江省军队“相机剿抚”。
黑龙江卫戍司令蓝天蔚接到电令后，设立筹访处，并调动张作相所部监视、控制扎赉特旗。
飞快的部署，迅速的行动。将不利转为有利，平叛之后，使军队名正言顺地进驻内蒙古，政府的意图并不只是剿灭叛匪那么简单。
一九一一年二月三日，乌泰叛军的三路兵马一齐向预定的目标大举进发。
第一路（左路），约五百人，从葛根庙出发。十七岁的第六世葛根为“元帅”，协理台吉巴图吉尔嘎拉为“统领”，乌勒木吉为参谋。欲先攻取靖安县，之后扑击洮南县。
第二路（中路），约一千人，从旗王府出发。锡勒图喇嘛布和乌尔塔为“元帅”，协理台吉色楞旺宝为“统领”，直扑洮南县城。
第三路（右路），约六百人，从嘎钦庙出发。嘎钦喇嘛为“元帅”，奇默特色楞（乌泰之弟）为“统领”，布和吉尔嘎朗为参谋。欲先取醴泉县，得手后再从西边进军洮南府。
叛军所到之处，广出布告，晓谕百姓，布告大意是：大蒙古哲布尊丹巴博克达皇帝明降谕旨，力图清理蒙疆，这是天时劫数，由佛爷出马挂帅。所有汉军营伍，一律驱逐出境，士农工商民众，各安业如常。
洮南县长孙葆晋得知他派的劝降人员已被乌泰扣留，便料知叛匪定会大举进攻。当时洮南县城方圆五里，四周仅有土围子，无城墙，城内守军兵力单薄。
在重兵压境、四面受围的情况下，城内守兵“昼夜不离城壕”，商务公会招募商团协助守兵守城。一方面命令城防部队加紧修筑工事，一面派人向吴俊升部告急，要他急速驰援。怎奈路途遥远，吴俊升部又在行至通榆以北时，因为桥梁损毁，被阻三天，所以，未能如期到达。
眼看着叛匪逼近洮南，陈葆晋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倒让他想出个“缓兵之计”来。他让城防部队的两百名士兵每天天黑时悄悄出城，到了第二天白天，再举旗整队入城，城内官员及各商界人士敲锣打鼓，鸣放鞭炮迎接。为了演得逼真，他还把士兵所穿的衣服颜色每次都更改一下，且多次改变进城方向，日复一日，给对方造成援军源源不断开进城的假象。
叛军潜入城中的密探，被假象所蒙蔽，立即报告给乌泰。乌泰惊疑不定，认为现在不可轻举妄动，况且已集中在洮南一路的兵马尚还不足，须调左右两路兵马前来助阵，便将进攻洮南的日期向后延迟。
在乌泰部署向洮南进攻的同时，科尔沁右翼后旗镇国公拉喜敏珠尔纠集本旗五百余人，集结于镇东城东二十余里之包特敖瑞村，准备攻城。
当时镇东县县长是陆庆曾，驻军连长李树勋，手下有近两百名士兵，但士兵中有不少蒙古人。李树勋擅长蒙语，又娶了一蒙族女人为妻。拉喜敏珠尔手下的管军协理乌尔塔利用李树勋手下的蒙族士兵打通关系，借商谈解决蒙汉两族关系为由，邀李树勋在包特敖瑞村参加宴会。李树勋不知是计，如约率数十名卫兵前往。
宴会中，乌尔塔军依然要求李树勋率部投降，并献出镇东县城。李树勋当场毅然拒绝，无奈其所带的蒙古族卫兵早已和乌尔塔串通一气，非但不能保护李树勋的安全，反而助纣为虐，倒向叛军一边，李树勋遂被拘禁。参加叛乱的蒙古族士兵受乌尔塔诈降之计，回镇东向陆庆曾报告：“李树勋已经向蒙古军投降，蒙古军队有数千人，准备明日进攻镇东县城。”（。）
第二百五十九章 计议不定（）
陆县长闻讯大为震惊，即令警察局长李家成率城内所有军警坚守城池，并派人至洮南告急，请求增援；又派人去科右后旗国公府，要求镇国公进行约束。此时陆县长还不知道拉喜敏珠尔就是此次叛乱的指挥者。
次日清晨，叛军队伍果然从东面蜂拥而来。李家成虽然率军奋力抵抗，只是镇东县城郭未建，无屏障可据，加上城内的蒙族士兵放火作乱，与城外相互策应。一时间火光冲天，枪声四起，城内秩序大乱。李家成一时手足无措，且见部队失去了作战信心，只好保护着陆县长及一些官员的眷属，从城西突围，向靖安县（白城子）逃走。
叛军攻占县城，打开仓库，把粮食和物品装上车辆，又设盛大宴会，庆祝首战大捷。同时将李树勋释放回家，并向拉喜敏珠尔报捷，听候旨令。
陆庆曾逃到靖安县后，才知道中了叛军的诡计，异常羞恼，决定重整旗鼓，夺回县城。于是，请当地驻军二百人，连同李家成所部一百多人，组成一支部队，于第二日午夜，对叛军占据的镇东县城发起了突然袭击。
乌尔塔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正在狂欢作乐，防守松懈，没料到官军这么快便进行了反击。枪、炮声一响，也不知来了多少官军，惊慌失措，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便弃城东窜。
乌尔塔逃离镇东县城后，所率五百余乌合之众，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蒙汉两族人民的鲜血染红了镇东大地。
与此同时，东北军区司令员姚雨平已经命令黑龙江省军队进驻景星、龙江。警戒嫩江沿岸一线，并进击镇国公府；吉林卫戍司令曹琨派兵开赴新城（扶余）、农安、长岭、大贲一线，阻截沙俄派兵支援叛军。此外，还从新民屯驻军派出炮兵营和骑兵营，警戒辽河地区，并向郑家屯前进待命。
沙俄偷偷从富拉尔基出动一千多人。进入战区待命，在中东路和北满支线铁路也集结兵力，摆出一副跃跃欲试的架势。
洮南县长孙葆晋眼见当面的叛军越来越多，且与洮南只有一水之隔℉℉℉℉，，一旦叛军开始攻城，西洋镜便要被拆穿，到那时想逃都来不及了。而且吴俊升的援军迟迟不到，遂决定率部带着官员们弃城向郑家屯方向撤退。
就在这危急关头，吴俊升亲率三个骑兵营离开大队。日夜兼程，从另一条路赶到了洮南县，先于叛军入城。城内的士农工商见政府军来到，且精备精良，人心大定，秩序稳定下来。
吴俊升的身矮体胖，为人粗鲁。年幼时嘴受过冻伤，以致话吐字不清。常是磕磕巴巴，唔唔、晤唔。被人戏称“吴大舌头”。他外表看起来憨庸，给人的印象是傻里傻气，但心实狡黠。
吴俊升生长在一个贫苦农家，七八岁就开始执鞭给当地王大店家牧放牛马，一年挣得白银一二两，以补贴家用。每天晨曦微明他就要驱赶畜群在草原上放牧。迨夜幕降临时，才能收拢畜群回到主人家。
这个穷“马倌”衣衫褴褛，鼻涕“过河”，开饭时伙计们都不愿与他同桌共餐。但吴俊升很会殷勤服侍主人，故得其厚爱。并收为义子。由于他长期牧放而熟知马性，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马上工夫，使他后来贩马和当骑兵做得比别人更加得心应手。
长大之后，为谋出路，浪迹于贩马市场，习相马业，充当马贩子、经纪人。吴俊升“驰马试剑，臂力绝伦。是时曾为商家炮手，盗贼遁迹，举邑安之。既而志在从戎，欲置身军旅”，便投效辽源捕盗营为率伍，时年仅十七岁。
当时民间有句俗话叫：“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视当兵为无能之辈或宵无赖所为。吴俊升为摆脱贫困，也只好到为人厌恶的军营中混事，先在捕盗营当伙夫。因为吴俊升既习马性又善骑射，所以，不久又当了马夫，管理军马。二十岁那年，吴俊升凭借义父王大店资助的一副残缺不全的鞍具，借钱买了一匹独眼马，又自己动手凿了一只木蹬，配齐了鞍具，这才当上了一名正式骑兵。
当上骑兵后的吴俊升，因“性耐劳，饶胆略”，作战奋勇当先，还是受到上司和伙伴的垂青与喜爱。在讨伐海龙、通化等地区的土匪，出征讨伐吉林的土匪，讨伐辽西土匪，讨伐峰密山土匪等战中，勇猛过人，冲锋“常为军先锋”，后退则经常殿后，因此受到盛京将军增祺、赵尔巽、徐世昌诸大员的器重，得以屡屡升迁，得任后路巡防营统领。
广州革命首义成功之后，全国震动。此时的吴俊升部正在外剿匪作战，得讯后，也想着尽忠于朝廷。但一来没得到命令，二来他的参谋长高喜是个聪明人，建议他在复杂的形势下按兵不动，静观形势发展。
这种作法倒不稀奇，那就是看清楚再下注，省得折了多年积攒的老本。再奉天城还有新军驻扎，新军与旧军的矛盾历来就有，急于表态，恐成众矢之的。
关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出人意料，清王朝眼瞅着无可救药，锡良表明态度，革命军登陆辽东，控制东北局势。
吴俊升眼见张作霖先是兵败，然后被雷霆手段羁押，他也成了混成旅旅长，便改弦更张，表示支持民主共和。
草莽出身的吴俊升、张作霖等人，信奉的哲学就是依附强者的生存学，正如张作霖曾慷慨陈词：“都我张作霖当过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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