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的主题并不是一下子便涉及的，宋复华首先是从战略的角度来阐述根据地的作用，以及革命的大致阶段。同时，也解释了为何革命军不是长驱直入，而是持稳发展的思路和意义。
眼下的形势虽然很好。但面临的困难依然很大。
从人力上看，无论是军事人才，还是政治、经济、社会事务上的人才，都是缺乏的，更没有什么实践的经验。想要治理好一地，甚至一个国家，就必须耐下心来，培养、积蓄各种人才，信得过的人才。
从财政上看，复兴会现在已经是支撑的极限，没有一举而使革命成功的物质基础，盲目行动只能是后继乏力，招致失败。
再从全国的形势来看，清廷预备立宪确实使很多国人认为不一定非要暴力革命才能使国家走向富强。在满清失却人心之前，革命也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
综合分析之下，静心发展、等待时机、厚积薄发才是最佳的选择。从中国讲到外国，也让与会人员充分了解本国与列强国家的差距，清醒地认识到革命的道路是任重而道远，革命更是复杂的综合性工作，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至于革命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宋复华认真听取了在座人员的分析和建议，并没有马上做出决定。而且，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其他政务上，重大事情的处理连宋复华也不能够擅专。
没错，领袖是领袖，可不是能够独断专行、大权独揽的存在。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如果再造就出一个**，那又意义何在呢？
复兴会的组织章程上早已有名文规定，重大问题是三执委多数决议制。也就是说，宋复华只有一票的权利。其他两位执委，陈文强和吴禄贞与他的权利是一样的。
“对于军事，我是外行，还要征求吴执委的意见。”宋复华坦然承认自己的不足，“又涉及到巨量的物资输送，还要看陈执委的意思。这样，大家畅所欲言，把意见和建议都说出来，形成几条决议，再由我和陈、吴二位执委最后商定。”
“宋先生虽是领袖，却还虚怀若谷，实在是令人钦佩。”龙济光并不熟悉复兴会具体的章程规定，终于得了空子，插嘴恭维道。
宋复华笑着摇了摇头，说道：“执委会是复兴会的最高决策机构，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宋某虽被公推为首脑，亦不可独断专行。本会既志在推翻**，实行民主，自然不能使一人大权独揽、行**之实。民主，集体智慧，龙司令慢慢就会明白这些的重要。而参谋部、总参谋部的设立，也是如此。”
龙济光似懂非懂，陆荣廷却比较狡猾，不轻易开口。但两人的心态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从起初的被逼无奈，到现在觉得前途也有些希望。
人嘛，趋利避害是本能，投靠胜利者一边也无可厚非。坚定的革命者迎难而上，自然不在此列。但类似龙济光、陆荣廷这样的思维，却也因为革命军的大胜而在光复区的民众中盛行起来。
革命军初起之时，民众中观望的多，大胜之后呢，参加者便积极起来。道理很简单，希望的力量，前景的乐观。
会议几乎开了一天的时间，诸如军区划分、军政分离、政务管理、经济经营等问题都一一落实下来，根据地的运行机制和诸项政策从此走上了正轨。
显然，宋复华的到来使很多问题都得以解决，从这方面来看，他在此坐镇还是很有道理的。
而就在宋复华用实际行动洗清了“远距离革命家”的指责和批评时，另一个革命团体同盟会却又掀起了一场反孙运动，一些人甚至主张“革命之前必须先革革命党之命”。
反孙派攻击北辰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批评北辰近似于独裁的领导作风，说他“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第二则是批评他不公开革命经费的使用情况，不少人怀疑孙他将革命经费挪作私用。
同时，安庆起义的失败，陶成章海外筹款的不顺，也使同盟会与光复会的矛盾公开化。陶成章积极倒孙，遂有《孙文罪状》一文横空出世。
对此，北辰非常愤怒，首先断绝了对由章炳麟担任主笔的《民报》的财务支持，“……或无复音，或言南洋疲极，空无一钱，有时亦以虚言羁縻，谓当挟五六千金来东（相）助，到期则又饰以他语，先后所寄，只银圆三百而已……”
然后，北辰以胡汉民、汪精卫这哥儿俩为班底，把南洋的同盟会统统改组，同盟会不要了，另行成立一个“中华革命党”。
如此一来
，南洋同盟会的分支已经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同盟会总部，各地同盟会有事情要向南洋分支的胡汉民报告，东京同盟会已经是名存实亡。（。。）
。。。
第二百一十六章 南返，政潮（）
在乱局中抓住机会，从来都是陈文强的强项。
现在的同盟会陷入了混乱，保皇党也闹扎猛凑热闹，抨击北辰，攻击同盟会。而一直为陈文强所反对的革命党联合，却在此时被他重视起来。
既然北辰抛开了东京同盟会，在南洋另行组建中华革命党，那被扔下的同盟会这个壳，陈文强倒是很乐意捡起来。毕竟同盟会在东京还是发展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其中有不少是日本军校毕业的，而且同盟会在民众之中还是很有知名度的。
联合？并购？借壳上市？部分收购？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陈文强都觉得能使复兴会的实力增长，影响扩大。都是革命党，求同存异是大有可能的。之前他不赞成联合，有着种种原因。现在呢，可以说是联合，但凭实力，凭形势，复兴会完全可以占据主导地位。
船在江水中喷着烟雾向前航行，沿江的山峦、河滩、城镇尽收眼底，景色各异。有时候出了峡谷，江流失去约束，骤然宽阔，水也浅了，在石滩上发出欢畅的喧哗。可转过一个弯，山又将它锁起来，使它恢复了些许平静。
又是两个多月的时间，陈文强才算是把事情都安排妥当。从铁路修筑到产业扩大经营，还与人合股开设工厂企业、开发矿产。比如长沙纱厂、岳阳肥皂厂、萍乡煤矿等，依托已经修好的铁路，实业的活力开始迸发。
至于编练新军，陈文强不必亲历亲为，也没有推荐过于激进的标统，但中下层的军官则由复兴会湖湘支部列出名单，同陈文强安插了很多会员。这些会员都是秘密发展的。在湖北武备学堂、武高等学堂、陆军测绘学堂等军事学堂学习过，由陈文强这个教练处帮办前去挑选，自然是名正言顺，不惹人怀疑。
陈文强与蔡锷交谈过几回，已经探悉到了很多信息，知道他虽然不是革命党。但对革命却是同情的。尽管蔡锷的思想有些超前，那就是“军人不党”，陈文强依然认为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而在军事方面，蔡锷更是无可挑剔。
至于驻扎于衡阳的那个标，标统姜明经由张之洞任命。论军事才能，留学日本的姜明经自然不是庸碌之辈，关键是张之洞对他比较放心。对此，陈文强也不太在意。尽管现在姜明经既不是革命党，也谈不上同情革命。但时间还长，形势也在不断变化，可以慢慢来。即便最后不能争取，陈文强也比较有信心靠着渗透进新军队伍的复兴会会员解决掉他。
革命要成功，肯定是要四方响应的。不管你是革命党，还是同情革命，或是投机革命，或是对现实不满、期望用革命来改变。抑或是形势使然。总之，革命需要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奢求每个人都忠诚、无私是不可能的。
探悉人的心理，抓住弱点、要点，陈文强依靠着这个强大的能力，虽然不能说是无往而不利，可却是他创下如此大的基业，在交往中游刃有余的关键所在。
脚步声从身后响起。杜月生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醒目的是左手上包着纱布绷带，隐隐还能看到渗出的血渍。
这就是陈文强令人敬畏、慑服的手段，除了城府极深的枭雄，几乎没人能瞒过他什么。杜月生在铁路巡警帮办的位置上本来干得不错。可却有一个毛病——好赌，竟然挪用了公款。陈文强把他拿下来，还要严厉处置，他为了证明已经知错悔改，剁下了一节手指，算是暂时平息了陈文强的怒火。
“大哥——”杜月生到底还年轻，虽然比较圆滑，但还称不上老练和成熟，走到近前，小心翼翼地打着招呼。
陈文强看了他一眼，目光说不上多么严厉，但杜月生还是觉得心中一紧。杀伐果决，有多少触犯帮规、怀有异心的家伙被无情处置，杜月生可是很清楚的。
“回到上海，在李老手下好好做事。”陈文强淡淡地说道：“李老的年纪渐渐大了，需要你们这些后辈为他分担些工作。”
“是，兄弟明白。”杜月生恭谨地答道。
陈文强沉默着望向岸边，好半晌没有说话。就在杜月生有些不安，想要开口的时候，他沉声说道：“这次放你一马，是因为你没有犯必死的帮规。你也知道我最恨什么，最不能容忍什么吧？”
“大哥最恨的是吃里扒里的叛徒。”杜月生很干脆地回答道：“还有生出异心的小人。”
“你知道就好。”陈文强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你有野心，想成大事，我很赞赏，也在帮你。可你缺乏应有的自制力，令我非常失望。”
“兄弟辜负了大哥的栽培，现在万分地知错了。”杜月生低下头，确有悔恨之意。
陈文强摆了摆手，说道：“吃一堑长一智，你如果能从此吸取教训，以后还有腾达的机会。怕就怕你屡教不改——”
“兄弟定痛改前非，否则不劳大哥动手，自己便无脸活于世上。”杜月生信誓旦旦地保证道。
“嗯，我相信你能说到做到。”陈文强缓和了下语气，说道：“请个先生，闲时多认几个字，多读几本书，把心性磨一磨。以后呢，这江湖会大变样，咱们要准备好去适应。”
“是，大哥的话，兄弟全都记在心里。”杜月生躬身应道。
“跟在我身边的时间太短，你要跟着李老学，学他的沉稳老练。”陈文强的话语转成了谆谆教导，“当然，你也可以给我打电报，写信。年轻是资本，犯了错还有改正的机会……”
…………
陈文强离开武昌，走长江而入海，一来是应查理宋的电报所请，前往澳门与同盟会首脑黄兴会面；二来琼州的事务积压，需他去处理；最后呢，他也有暂避琼州。躲开清廷内部政潮影响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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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之前，清廷官制改革便是你争我夺，如今硝烟虽然散去，但奕劻、袁世凯与瞿鸿禨等人矛盾已经完全明朗化，双方已是势不两立，都想去对方而后快。
客观的说。瞿鸿禨并非是什么卑鄙小人，他出身于耕读世家，多年的传统道德文化教育，培育了他忧国恤民的清廉品格和“为天地立身、为生民请命”的士人风骨。
而且，瞿鸿禨曾经为官多年，后来回籍守丧数年后，居然没有盘缠还朝复官，最后只能将自家的老宅出卖换取路费。这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晚清。这无疑是可与包拯相媲美的的清官榜样和道德楷模。
也正因为瞿鸿禨清廉自守，在奕劻和袁世凯的官场逻辑中，是一个不可拉拢的人，更就是一块必须搬走的又硬又臭的大石头。
当时，奕劻是首席军机大臣，袁世凯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掌管北洋新军，两人勾结在一起当然是权倾朝野。而清高的瞿鸿禨这边。真正得到慈禧太后宠信则是在庚子之难后，他在西安为代慈禧代拟诏旨。由此成为军机重臣的。自知势单力孤的瞿鸿禨，为了抗衡奕、袁组合，便引岑春煊以作奥援。
岑春煊出身豪门，气度当然不凡。但和其它贵公子不一样的是，岑春煊为人有胆有识，做事很有魄力。当时地方总督里即有“北袁南岑”之称。和瞿鸿禨一样，岑春煊对钱财这些身外之物毫无贪恋之心。
正因为类似的经历和志趣，瞿鸿禨在与奕劻等人进行党争的时候，很自然地拉拢到了岑春煊，经过他的运作。岑春煊直入朝廷中枢，获任邮传部尚书，这也标志着瞿岑联盟的建立。
瞿岑联盟攻势凌厉，先是使邮传部侍郎朱宝奎罢官去职，又由御史赵启霖上奏弹劾奕劻父子受贿卖官的劣行，要求将他们查办。
赵御史揭发的这个事情，其实在前不久的一家报纸就已经披露了。其实这两个事情结合到一起看，就很容易看出其中的来龙去脉－－－赵启霖是瞿鸿禨的同乡，而那家名叫《京报》的主笔汪康年则是瞿鸿禨的门生。很明显，瞿岑联盟又出招了。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事情的缘由是一九零七年四月，朝廷任命东三省的督抚。其中徐世昌为总督，唐绍仪、朱家宝和段芝贵分别为巡抚，这等于是奕劻、袁世凯集团把东三省划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对此，瞿鸿禨当然不服。
其它人都没什么大问题，主要是段芝贵的把柄被人抓了。原来，这个段芝贵乃北洋武备学堂出身，此人善于逢迎，因而在袁世凯编练北洋新军的时候颇受重视，据说还曾拜袁世凯为义父，显系袁世凯之私党。有一次奕劻的公子，也就是后来农工商部的尚书戴振前来天津，袁世凯命段芝贵好生接待。
段芝贵心领神会，他在设宴给载振接风的时候，将当时的名伶杨翠喜请来助兴。这翠喜姑娘色艺俱佳，把载振是看得目瞪口呆，神魂颠倒。段芝贵也不是傻子，事后便一掷千金的将翠喜买下，并给了她一笔价值不菲的妆奁费，把她打扮的漂漂亮亮送给载振。载振这下高兴得是合不拢嘴，于是回去后便在老爸奕劻面前大力夸张段芝贵，这样段芝贵便连升三级，由候补道摇身一变，成了署理黑龙江巡抚。
这事情被捅出来后，奕劻、袁世凯集团很是难堪，最后朝廷只得下令彻查此事，最后段芝贵鸡飞蛋打，巡抚位子的屁股没坐热便被撵了下来。至于载振，在这风头上也不敢明纳翠喜，只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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