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财政压力是很大的，特别是对文强来说，付出的更是无法计数。”吴禄贞斟酌着字眼，缓缓说道：“但没有一成不变的战略，随着形势的变化作出调整也是比较正常的。当然，文强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只不过是处于不同的角度，考虑的问题和困难有些差异。”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倒是很理解文强的苦衷。”万福华挠着头，有些苦恼地说道：“大家都看到最近的财务报表了。如果照现在这样与清军对峙下去，粮食物资便要持续不断。显然，即便不考虑法国人的立场。也是很困难的。而且，这还没将部队的不断扩充计算在内。”
“敌人不动，估计是在等援兵，或者在等更厉害的武器。”陈文强说道：“据最新的情报显示，清廷正在采购马克沁重机枪，且量很大。所以。我觉得就这么与敌人对峙，寄希望于敌人露出破绽而获大胜，有些被动。”
尽管日俄战争已经向世人充分展现了机枪战的酷烈，但那毕竟是一场发生在“遥远而神秘的东方”的战争。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真正让他们体会到机枪战的威力，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并真正成为了战场的主流。
而现在的士兵受到的训练还是以步枪和刺刀来进行攻击。攻击一方的士兵发起冲锋，越过双方战壕间的中间地带，抵达敌方战壕。在近身战斗中消灭敌人。
如果追根溯源，中国机枪装备得少，却跟李鸿章有很大关系，李认为机枪太浪费子弹不适合中国国情，所以，后来中国兵工厂仿制成功重机枪都很少生产。历史上到了辛亥革命爆发时，清廷所编练的新军中也只有北洋军有机枪营这个编制，南方新军则不仅仍然缺乏重装备。连装备制式都不统一。
而现在，或者是日俄战争的触动。也或者是革命军使用机枪的震动，清廷比历史上提前了两年，开始大量采购重机枪。
那么，1888年金陵制造局就已经开始仿造马克沁重机枪，可清廷为什么还要从外国采购呢这就要说到晚清在军事技术方面的追逐，以及军工产业的发展了。
1888年。金陵制造局开始仿造马克沁重机枪不过当时并未大批量生产；1900年，江南制造局已经开始生产中国自己研制的快利连发步枪；1895年，江南制造总局仿制成功硝化棉无烟火药；1905年，江南制造总局开始生产自己的14倍径75管退山炮。甚至于1880年，天津机器局还试验制造了中国第一艘潜艇；1868年。江南制造局制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恬吉号，而且锅炉和主机也可以自己制造
这些取得的成就，是否能够说明晚清在军事技术方面的追逐其实已经极大的缩小与世界的差距，甚至有些已经紧跟上了世界发展的步伐呢
显然，这样的结论还为时尚早，还有很大的偏差。要知道，军工产业也是工业，进行规模化生产，需要的是整体产品的水准，而并非其中的单一产品性能所能代表。
而在这方面晚清军工业在发展上由于缺乏现代管理和科学技术经验，使得军工业生产的大部分产品都是质次价高，而且价格甚至比进口洋货都还要贵很多。归根究底，晚清军工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问题，与清朝固有的体制顽疾和本身脆弱的国力难脱干系，也注定了清末军事工业发展很难走向真正的成功。
首先，晚清时，整个全国的工业基础太差，对原材料的依赖太强，而军事工业是工业社会金字塔的最道：“我有自知之明，对军事是不擅长的。经你这么一讲，我就能专心于工商经营，毕竟还是要赚钱嘛而且，这一大摊子，也够我忙的。”
“你又要离开琼州”万福华疑惑地问道：“我觉得你暂时留下为好，现在应该算是关键时候吧等你说的雨季到了，战局有所松缓，你再走不迟。”
“我留下也起不到多大作用。”陈文强摇了摇头，说道：“有些事情也不是非在战场上解决。我在外面活动，兴许能给革命军制造很多有利条件呢”
“罗浮山的那支武装怎么办”吴禄贞看着陈文强，说道：“没有帮助，他们恐怕坚持不了多久。凭你与广东官府的关系，以及在广东的势力，也只有你能帮到他们了。”
“你得容我想想。”陈文强沉吟了一下，并不把话说得太满，委婉地说道：“如果咱们的人能掌握这支武装，就更好办了。如果还是那些会党头子作首领，我倒觉得不必着急。”
“真金不怕火炼”吴禄贞有些疑惑，“在逆境中倒是更能考验人，你不是打着这个主意吧”
陈文强嘿嘿一笑，并不直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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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五章 战略转变，重回广州（）
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顶，只是防守，怕是过于被动。若是在防御中也有进攻，就是在总的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防御，在战术上进行外线的战役或战斗
其实，陈文强并没有这样精僻的军事见解，但他基于财政支撑的困难，提出了“自力更生就地因粮以战养战”。而要达到这些目的，革命军的战略战术就必须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却正是暗合了上面的军事理论。
当然，从军事造诣上，吴禄贞比陈文强高出太多，但他经历的是正统的军事教育，考虑的主要是如何能取得更大的胜利。换句话说，他对游击战是有所涉猎的，但却更喜欢打正规仗，或是打大仗硬仗。随着革命军实力的迅速扩充，这种思维在不知不觉地占据主导。
这倒也不能说陈文强就是对的，吴禄贞犯了错误，只能说两人的思想和侧重点有差异。陈文强对于打仗，有更多的功利性，这也是资金紧张所造成的。同时呢，他对革命成功的迫切希望远没有那些革命者强烈。
所以，在他潜意识里便不会奢望通过一两场大仗便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是不自觉地把时间放宽，把战线拉长。
辛亥革命的成功不是偶然吧或者是偶然之中存在着必然吧陈文强并不能绝对地确定，所以总是觉得时机还不到，还要耐下心来隐忍发展，要使实力更加强悍，要使资金积累得更多。
当陈文强重新启程，赶到广州的时候，革命军也接到了琼州总参谋部的命令。
“以不少于两千的部队转进滇西滇西南。与挺进支队会合，趁敌空虚光复大片地区，或迫敌分兵再择机歼灭。争取在雨季之前稳固据有以保山中心的数县之地，就地因粮，自力更生”
“另以陆支队主力转进滇黔交界地区，在东面形成对昆明或曲靖的威胁。并伺机向黔省发展，或使滇黔交通要道有被切断之虞，迫敌分兵”
“当面之清军若南攻，可倚险据坚节节防御，亦可扰袭不断削弱其实力，滇南光复区可守可弃，西南战区参谋部可依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总部支援不会断，但西南战区要坚决贯彻就地因粮，以战养战的原则。积极行动起来，军政两大工作要齐头并进，不可放松”
战略战术转变了听完传达，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同时，他们也听明出了总部面临的困难，再三强调要自力更生，要就地因粮，要以战养战。
“与法人的交涉还没有最后结果。虽然最低的要求是达到的，但即便是法人不禁物资流入。总部要支撑革命军越来越多的人马，还是力有未逮。”军政府政务总长张继知道得更为详细，说得也更明白，“从两三千人，到现在的一万三四千，光靠外部的支援是无论如何难以长久的。现在清军主力尽在北面。在昆明周边，滇西滇西南极为空虚。而且，巡防队的战斗力如何，大家心中更清楚。”
“抽调两千人马，再加上已经派出的三支挺进支队。三千多人枪足以纵横滇西南滇西。敌人若分兵，那正合我们的意思；如果不分兵，那咱们就稳固占领，收粮收税，自给自足。还要攻城掠地，利用缴获来扩充人马。”总参谋长葛智初得到张继的示意，便接着说道：“以一隅敌全国，便要有长远的打算，不可能通过一两场决战便打垮清廷。”
“从起事到现在，军政府的名号是叫出去了，但却并没有什么政府的样子。”张继苦笑了一下，说道：“虽然是形势使然，可咱们也很不重视。从现在开始，从建立滇西滇西南根据地开始，便要象政府那样去运作。不光要有作战部队，还要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警备军。县要有县政府，乡要有乡委会，村要有自治委，把政权牢牢控制住，老百姓才会意识到这天是真变了，才不会把革命军作匆匆过客。葛参谋长，你公布总部的任命吧”
葛智初点了点头，朗声念道：“滇西军分区，隶属西南军区；司令龙济光，副司令秋竞侠杨文恺；参谋长宗少华，副参谋长陶雄；辖三个野战团，一个军分区警卫营”
“滇黔桂军分区，隶属西南军区；司令陆荣廷，副司令”
“西南军区本部，司令刘永福，副司令”
更加细致的任命，意味着军队大幅扩充后的重新调整，西南战区在地域上被划成三块，但却不是**作战。王支队留少部人马继续依托十万大山牵制骚扰清军，主力则调回本部，加强本部的力量。
而两个军分区各领三四千人马，本部则有五六千之多，以尽量确保作为两个军分区联系的中间钮带，并能继续对法人形成压力。大量政务人员则随军分配，跟着作战部队到各自的活动地区开展工作。
总部命令下达得突然，部队展开行动也很迅速，猬集于滇南与清军对峙的革命军东分西分，只剩下了本部两千多人马。王支队主力正在奉命转回，很快便会使本部人马充实起来。而清军，却暂时对革命军的行动没有觉察。
历史证明，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前提条件，就是人民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人民在改革中或得到权力，或得到实惠，只有如此，改革才能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选择，并为他们所拥护。
而晚清的新政恰恰是没有做到这一点，又遇到时机不好，庚子年闹下的巨额赔款，压得清廷喘不过气来，推行新政所需的大量经费就只能取之于民。
办什么事情都要钱哪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按编练三十六镇的计划估算，这一块每年的预算就达到五千多万两，而当时清廷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一亿两多一点。
结果呢，除了北洋六镇按编制完成编练任务外，其它省份大多减少计
划，或者根本就是有名无实。而北洋新军之所以得到朝廷财政支持。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负有拱卫京师之责，靠着朝廷强制摊派才得以保证经费的。为此，有人抱怨说：“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令人惊讶的是，在清王朝控制力日益缩减统治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在二十世纪的前十年。它的财政收入居然还能以每年数千万两的速度增长，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筹款，清廷只能向下摊派，而那些地方督抚们也叫苦不迭，上面催得紧了，只能层层转移。向最广大的老百姓身上榨取。原本为镇压太平军设立的厘卡制度，不但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撤销。反而越征越多，厘金由此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
当时，清廷和地方政府在传统的税收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这都是以前所没有的。
由于税收加重。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因为推行新政增加摊派而引发的民变事件愈来愈多，民众对朝廷和官府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高涨，如各地毁厘卡抢米风潮冲击新设立的警局甚至捣毁新学堂。
用民怨沸腾来形容清末的最后几年，也许有些过分，但广大民众对这个威权逐渐减弱的朝廷确实是丧失了感情。如果有人要去推倒这棵腐朽的大树。他们是乐见其成，甚至是会上前助一臂之力的。
这也就是革命军，乃至同盟会发动起义能够应者云集迅速扩充的原因所在。虽然不排除会党的作用，也不排除参与的民众有趁火打劫凑凑热闹的心理，但对官府的长期不满，需要一个渲泄的渠道，也是主要的原因。
通俗一些来讲，就是长期受压制的边缘群体有翻身的愿望，有斗争的诉求，却没有管治的能力与妥协的精神。而当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动荡时，骚乱便可一触即发。就好比是，舞台已经搭好，只等着机缘巧合的人登场而已。
而复兴会和同盟会的革命党则是要粉墨登场，在历史的舞台上表演的人。显然，复兴会的行头更光鲜，唱念作打更是样样精通，表演得更好，得到的掌声更多。
对此，陈文强是有切身体会的。到达广州，他首先便来到粤汉铁路广东分公司，查看工程进度，召集董事会议。虽然他在外期间，电报联系也没有间断，但还缺乏更细致的了解。
令陈文强感到欣慰的是，粤汉铁路广东段的修筑还是比较正常，工程进度并没有受到广西战乱的太大影响。从与各董事的随意交谈中，陈文强知道他们还是有疑虑的，但革命军的纪律和行动，以及复兴会喉舌的宣传，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相反，对于最近的黄冈和七女湖起义，大家的评价不高，甚至对官兵能够平息暴乱而感到高兴。
仔细想想也很正常，粤路“全系商股”，这些大股东董事全是大商人，他们或许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经宣传激励而参加一些比较激烈的抵制行动。但毕竟有身家，对社会动乱是恐惧的。而同盟会发动会党绿林举行起义，商界可能对革命党人虽有一定同情，但无不惧怕会党绿林，更不会同这些扰乱秩序的群体建立联络。
现在，粤路由省城北向到琶江口，因为是筑路条件较好的地段，所以，这一段的八十五公里已经修筑完成。也就是说，全长二百多公里的粤汉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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