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之中谁能够组织流民安心屯垦?唯有拥有“红旗军”的黄汉有这样的财力、武力和统御力。
现在的“红旗军”又发展了三年多,人马倍增,处理染指地区的土地纠纷更加霸道。
无主之地当然收入囊中,有主之地只要发现没有人在进行春耕都会视为即将荒废的良田及时安排屯民耕种。
襄王传承了十几代,封地何其多也,生意做得何其大也,家中的现银何止百万两之多?
高迎祥、李自成没有杀襄王朱翊铭、贵阳王朱常法、福清王朱常澄、进贤王朱常淦等等,但是没有放过他们,拷饷那是必须的。
榨干了襄王一脉,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罗汝才等等贼骨头率领麾下过了四十天钱粮充足的好日子,又裹挟了不少青壮年。
流寇中有武器能够战斗的人合计超过二十万,其中核心人马超过五万。
他们不肯消耗刚刚积攒起来的实力跟天雄军和“红旗军”拼命,选择避战。
内地的官军真的很穷,早就不是大明标配骑兵三成步兵七成。
大部分明军中只有主将为数不多的家丁队有马,其余都是步兵,而且绝大多数是没有盔甲只有冷兵器大刀、长矛的步兵,连弓弩都很少。
为什么崇祯七年后就不是明军追着流寇打,而是流寇不断包围明军斩杀大明将领?
究其原因乃是大明越打越穷,明军的素质和装备越来越差。
而流寇越打越有钱,老营人马的装备越来越齐整,大小头目经过不间断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军事素质提高得很快。
高迎祥审时度势决定不跟强军硬撼,布置分四路三个方向脱离。
他们根本不是逃窜,走得比较从容,如果发现追击的明军胆敢孤军冒进,他们就会如同算计勇将曹文诏那般集中兵力围而歼之。
流寇的老营马队总数超过一万五千,拥有奔袭能力。
有这样的实力应对追兵又会轻松许多,明军步兵素质不高,行军速度比不过流寇步兵,骑兵数量太少,贸然追击极有可能步曹文诏后尘。
第七百二十五章:灭许定国满门()
“红旗军”放弃了做无用功,开始了圈地运动稳定一方,为马上开始的春耕做装备。
谷如山、顾准等等心里安定,因为他们得到了家主的命令,不许饿死一个老百姓。
手头粮食不够不要紧,南通州储备了足四十万石从南洋进口的大米,现在已经装船运往湖广,一百吨以下的船舶可以直接把粮食送达襄阳。
船运南阳排水量低于三十吨的平地内河船舶完全能够做到,有了水路运进粮食、运出难民,成本比使用独轮车、马车运输便宜八成,还少了许多辛苦。
这两年赵坤、谷如山、顾准等等组织屯垦起到了效果,他们驻地都做到了确保粮食自给自足的情况下结余一部分余粮,加起来的数量也有四五十万石。
现在已经是二月份,平均一个成年饥民有一石粮食足以熬到秋收。
以内地“红旗军”的实力和预计能够到手的田亩数量,安置一二百万流民耕种完全不成问题。
夺回襄阳、南阳等等城池拿下这片区域后,由于被流寇裹挟走了几十万人,现存的老百姓不超过八十万人。
以后襄阳将要成为赵坤的大本营,望川堡的事务由已经在荆州工作了三年多的旗卫头子萧逢阳接管。
那里是江心洲上的一座坚固的城池,有几百正兵和两三千卫所军驻守,在正北方四百几十里的襄阳被“红旗军”牢牢控制的情况下,被攻击到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
唐王回到了南阳后,看到了一片焦土,看到了嗷嗷待哺的饥民遍地,知道不解决这些人的生计,不赶紧组织春耕,这些人都会饿死或者变成流寇。
他无心追击流寇,急急忙忙应对燃眉之急,他还要寻找到家人的遗骸入土为安,还要操办丧事,真的比较忙。
安民、练兵的事情当然是石昆山主抓,采取的方式跟“红旗军”如出一辙,其实唐王的人马中,主要军官有一半是旗卫或者就是从“红旗军”中借调。
估摸着一年半载过后,唐王嫡系就跟“红旗军”相差无几,他们听从唐王调遣的同时更加会注重跟家主的军令是否背道而驰。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石昆山会采取沟通的办法争取让唐王改变主意,如果唐王一意孤行,那么他就会尴尬了,因为这支军队会不听调遣。
顾准、谷如山、裴元武不久后就会率领人马各回驻地,新兵太多、新接纳的劳役更加多,加强训练争取使得年底达到正兵标准的麾下倍增。
崇祯十年三月初,征虏大将巡视了正在忙春耕的山西、宣大十几个州县后经过居庸关前往虎穴城。
宣大总督杨嗣昌被崇祯留在京师,新官上任的宣大总督是陈新甲,此人审时度势还行,到任后没有如何出格行为,也积极号召官吏抢农时争取多增加植面积。
朝廷的人事调整一直都在进行中,有时候全无章法,更多时候是崇祯派出太监到地方上指手画脚。
为此惹怒了不少士大夫,谏言太监干政的大臣真的不少,可惜崇祯越来越不信任文官武将,把希望寄托在自己比较熟悉的无鸟之人身上。
其实有鸟、无鸟跟忠诚度、能力挨不上丝毫关系,贪赃枉法的太监比例不逊色于文官武将,崇祯明摆着如此不信任大臣,使得更多大臣的心散了。
宣府的镇守太监换乘了杜勋、大同有了监军太监杜之秩,居庸关、宁武关等等都有太监存在。
黄汉连皇帝都不鸟,不知道崇祯还把这些没鸟之人放来山西、宣大干嘛?
他组织文官武将加太监开会后明确了一条,理由用不着编,刚刚经历过战乱的山西、宣大经不起折腾,这两年内,一切权力归“红旗军”。
不想被边缘化的文官和太监请主动请求调离,愿意留下来的也有事可做,但是不会有任何钱粮可以经手。
如果哪一位文官武将和太监敢黑了老百姓的救命钱粮,陈洪范、曹丕昌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
如果勇于任事,黄汉保证每一位留下的官员考绩都能够达到全优。
所有的官宦都知道征虏大将军不是在开玩笑,迫于“红旗军”强大的武力,绝大多数选择了忍气吞声,陈新甲、杜勋也不例外。
为了震慑宵小,黄汉临走前在大同组织了一次参加人数超过三万的大集会。
在这次军民官宦共同参加的集会上,黄汉动用生杀大权杀山西总兵官许定国和他的儿子许尔安、许尔吉以及家中所有的直系男丁。
行刑之时有大同总兵官以下一百余至今都被扣押的原山西、大同千总以上级军官赔斩。
许定国何许人也?为何黄汉独独把他挑出来灭门?汉奸,一个大汉奸,为了降清邀宠暗杀了南明江北四镇之一的高杰。
使得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南明更加危险,史可法言“中原事不可为矣,国事尽被许贼所坏!”
由此可见许定国有多该死?既然他被旗卫审讯出了家财二三十万两,黄汉当然以贪赃枉法要了这个汉奸一大家男丁的狗命,让他家断子绝孙。
王朴等等将领贪赃枉法的数额远胜于许定国,见许家十几颗人头滚落,王朴当场吓得大小便失禁。
这人乃是个逃跑将军,最后是被崇祯皇帝明正典刑,黄汉没有杀他,在大集会后给予警告,把王朴其他武将全部释放,命令他们十天内离开山西、宣大。
实力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无所顾忌,放了这些克扣军饷喝兵血的将佐们,就是把“红旗军”接管明军后的章程大白于天下。
以后做事就会方便许多,想追随黄汉的低级武官会趋之若鹜,害怕被清算的高级官佐肯定会敬而远之。
财政枯竭是大明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缺粮少饷的军队多不胜数。
如总兵官、参将、游击等等有实授在身的高级将领能够克扣军饷豢养家丁,低级官佐能够截留的粮饷实在有限。
黄汉从来没想过收留那些大明游击以上级将领,过早的放出风声让这些人躲着自己躲着“红旗军”何乐不为?
第七百二十六章:十面张网()
刘之纶和方正化率领人马回京后得到了厚赐,刘之纶高升礼部尚书兼职文渊阁大学士入阁了。
兵部尚书一职委任给了崇祯无比欣赏的杨嗣昌,这一次不是虚衔而是实授。
因为崇祯跟杨嗣昌讨论当前局势之时,杨嗣昌奏对“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四正六隅是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这里的江北跟后世不同,是指中都凤阳北,四位巡抚责任到人负责进剿。
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这里的江南乃是中都凤阳南,没有过大江,负责这六个地方的巡抚以守好辖区为第一任务,在做得到的情况下协剿。
四个主攻、六个主守加起来正好是十个巡抚协同作战,是谓十面之网。
三边总督洪承畴、五省总制卢象升两位能打的封疆大吏随贼所向,专司征讨,中心思想是将流动作战的农民军堵截并包围,然后加以消灭。
这个办法一经杨嗣昌提出,崇祯当即便拍板同意了杨嗣昌的这个计划,拉着他的手感叹道:“朕用卿恨晚矣!”
于是乎,杨嗣昌上奏崇祯,想要完成四面张网围追堵截流寇的大计划,还得增兵十四万,加饷二百八十万两。
崇祯就是个头脑容易发热的年轻人,他信任谁那是真掏心窝子,认为杨嗣昌才干堪比黄汉,就不遗余力进行扶持,当场答应了加派剿饷,没几天就下旨安排实施。
大明全境“因粮均赋”,每亩加派米六合,以每石折银八钱征解,另每亩又加征银一分四厘九丝,田赋加派达三百三十万两。
杨嗣昌有才华吗?他的执政措施正确吗?
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杨嗣昌不足以使得大明摆脱内忧外患走向中兴,连稳住局势都够呛。
他的才能太具备局限性,因为是官僚世家出身,杨嗣昌从小锦衣玉食,眼睛里瞧不见升斗小民。
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流寇之所以屡剿不止的根本问题是农民活不下去了。
他提出增加剿饷,短期内大明增加了兵马钱粮能够打好几仗,如同垂死之人打了一针吗啡,可以使得几个月内貌似形势一片大好。
过了药效后,大明过不下去的农民会更加多,纳税人大批逃亡,大明税赋大量减少会更加虚弱。
大明财政要收到手剿饷加派的三百三十万两白银,地方官府不加收双倍以上根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大地主、达官贵人不买账,加税会分摊到已经难以为继的自耕农手中。
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更多青壮年铤而走险杀官造反,流寇接下来会更加壮大。
还有一条也很重要,杨嗣昌此人不识人,更加谈不上知人善用,他居然举荐大忽悠熊文灿取代皇帝已经不信任的卢象升为五省总督。
能打有担当的卢象升被明升暗降,当上了云南承宣布政使司从二品左布政使,没几日就远赴大西南任职。
承宣布政使绝对是个文官,掌管一省的财政、民政,由此可见崇祯极度不满卢象升对待唐王的态度,再也不肯他领兵。
把卢象升放去云南担任地方官也是因为镇守云南的沐家对大明忠心耿耿,征南将军黔国公沐天波麾下有精兵猛将。
中都、河南战场将要换上的剿寇主将之一是个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吹牛者熊文灿。
此举真是害人害己,害己乃是因为熊文灿主抚,跟杨嗣昌对待流寇要强硬,宁可杀错觉不放过的方略背道而驰。
杨嗣昌不相信流寇,一定要杀之而后快,原因是当时担任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的老爹杨鹤采取“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策略以失败告终。
流寇都是混账王八蛋,他们欺负老实人,在被官军打得难以为继之时骗取杨鹤信任接受招抚,恢复元气后又纷纷揭竿而起,使得杨鹤因为围剿流寇不力,被崇祯下狱论死。
老爹的前车之鉴,杨嗣昌岂肯重蹈覆辙?对付流寇就是一个字“杀!”。
然而他不会用人,推荐的第一大员熊文灿就跟他唱反调。
历史上直接的恶果就是张献忠得到了喘息之机,降而复叛,使得直接十面张网计划付之东流,使得熊文灿因此被朝廷缉拿下狱最后杀头。
用人应当如履薄冰,知人善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崇祯被袁崇焕忽悠委以重任就是害人害己,杨嗣昌在大明最重要的节点举荐大忽悠熊文灿担任五省总制,害人害己还误国误民。
杨嗣昌接下来还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重用左良玉给予了“平贼将军”头衔,使得左良玉在几十、上百总兵官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大明仅有的八个挂将军印的总兵官之一。
左良玉有多坏众所周知,弹劾他的折子多不胜数。
不识人的杨嗣昌根本漠视左良玉杀良冒功、烧杀抢掠干的坏事比流寇还要多,委以重任。
而历史上,就在十面张网的关键时刻,左良玉收受贿赂故意放跑了张献忠,导致杨嗣昌苦心经营的十面张网计划功亏一篑。
这才有了以后的张献忠奇袭襄阳,使得心力交瘁的杨嗣昌又惊又气死于任上,这又是用错人害人害己的经典案例。
总而言之,现如今的大明有“红旗军”接管了山西、宣大四百余万饥民,京畿之地没有被建奴再次祸害,大明朝廷的日子比历史上好了许多。
只不过因为缺席了孙传庭,高迎祥和他的主力还在,这彪铁甲骑兵的奔袭能力远强于内地明军。
直接导致襄阳、南阳过早的被流寇钻了空子,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等得到了大量钱粮、武器、金银财宝和十几万体力不错的青壮年。
流寇的实力远强于历史,现在正兵分四路攻城略地,张献忠再次越过大别山地区往中都突进,已经接近到了扬州西一百余里的仪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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