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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朱由检来说，大明朝堂上的党争，其实和后世论坛上口水争论贴没什么区别。一位官员提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建议，某位和他不对付的官员先反驳了这个建议，接着又嘲讽了这位官员几句，然后争论就开始升级，直到把两位官员的亲朋好友恩师门生都扯进这个旋涡为止。
因此，对付这些无聊的党争高手，最快的解决办法不是和他争吵，而是删帖禁言。当今年南方的第一批秋粮解运到北方灾区之后，朱由检便趁着舆论注意力的转向，批准了钱谦益提出的流放这些妄议朝政的文人官吏的建议。
只不过他拒绝了钱谦益提出的，对这些人员进行一次走过场的审讯和集中流放到济州岛的主张。天人感应说虽然一直被历代学者们所驳斥，但是因为封建王朝统治者的局限性，这套理论在民间还是很有市场的。
朱由检公开驳斥天人感应说，这个大家勉强能够保持沉默。但是使用这个罪名去审判这么一群读书人，天知道过堂的时候会闹出多少笑话来。他可不愿意把刑部大堂变成这些读书人的个人发布会，从而引起百姓对于这些人的同情。
直接宣布惩罚结果，拆散流放海外属地，并固定流放年限，崇祯终于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完成了这个时代的删帖禁言。而正如他所预料的，当灾区收到粮食之后，北方士民的舆论风向开始大变，将这些左顺门上书的读书人和官吏指斥为居心叵测之徒，原本还有些声音的江南士绅，完全被大明的舆论主流观点给边缘化了。
除了舆论风向上支持朝廷和皇帝的言论压倒了质疑者的声音之外，黔国公沐天波对于南京军务的整顿和对余粮征集制度的支持，也使得江南士绅们再也无法顾及到关在刑部大狱内的金圣叹、吴伟业等人了。
虽说崇祯登基之后缩小了南直隶的辖区，但是南京依然是南方的政治中心，江南士绅在南京城内基本掌控了一切。比如之前掌握南京军务的南京守备朱国弼和南京镇守太监曹化淳，都是极受江南文人推崇的亲近正人君子的贵戚权要。
一个勋贵，一个太监，这两个原本最应该效忠于皇帝的人，在南京却成为了文人推崇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这无疑就如一群老鼠赞美守卫粮仓的猫尽忠职守一样荒谬可笑。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这不是一个笑话，是大明朝的现实。
皇帝委派两人管理南京军务并监督南方士绅，结果他们却成为了江南士绅的好朋友，这显然已经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江南士绅在南京城内的根基有多厚。反过来也说明了，南京对于江南士绅有多重要。
沐天波在南京打出的这套乱拳，生生把南京城的勋贵们打的蒙头转向，也让江南士绅开始失去了对于南京城的控制。在抚宁侯被软禁在府内的时候，沐天波一连撤换了南京京营和卫所内大大小小近五百余官员，取而代之的是之前被闲置在一边的南京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们。
沐天波的举动自然受到了陆军总参谋部和南京陆军军官学校的支持，之前因为朱国弼和南京兵部尚书的阻扰，南京京营和卫所军始终没能完成整编事宜，这极大的拖延了总参谋部的整军计划。而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学员们，也没能如同他们在北京和成都的军校同僚们，在南京地区的军队中获得重用，反而被军中的勋贵子弟和无能将领所排斥，这一直都让这些南京军校毕业生们大感不满。
因此沐天波肆无忌惮的破坏着南京官场潜规则时，在他身后的支持者也并不缺乏。沐天波本身就是实权国公，地位尊崇。如今再加上总参谋部在上层的支持，和下级军官为其奔走效命，江南士绅如何约束的了沐天波的行动。
南京乃是这些江南士绅的老巢，若是这里被人闹了个天翻地覆，他们如何还能控制的住南方的民众。因此，江南士绅之间就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此时反对余粮征集制不是燃眉之急，把沐天波驱赶回北方才是当务之急。
在这样的局势下，南方士绅上书弹劾沐天波的奏章就如雪片一样往北方飞过去了。至于金圣叹、吴伟业等人，倒是没什么提起了。
对于崇祯来说，他也没打算一次就把这些南方士绅都给解决了的念头，能够迫使这些南方士绅接受余粮征集制，并教训了一顿南方勋贵，让他们知道谁才是他们的主人后，他也打算见好就收，给这些南方士绅一点甜头，以缓和南北之间的矛盾冲突。
因此迫使南方士绅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朝廷拯救北方灾民推出的临时之制度后，崇祯终于一改之前的强硬姿态，表示愿意考虑调回沐天波，安排较为稳重的人员出任南京守备和南京镇守太监两个职位。
当然，已经开始的南京军队的整顿事务不会终止。事实上当崇祯下令召回沐天波时，大明第十二野战军已经在南京初见规模，原三十五师师长刘肇基晋升为了第十二野战军的军长。
而新任南京守备的镇远侯和南京镇守太监的王坤，却都是惟皇帝之命是从的人物，同江南士绅素来没有什么瓜葛。这两人的到来，虽然不能如沐天波这般对南京官场大动干戈，但是他们却也能够将沐天波从江南士绅手中夺取的对于南京的控制权，好好的保持下去。
经过了崇祯十二年的这场政治风暴，崇祯对于南方的控制权可谓是大大前进了一步。而大明的的士绅官员因为过于关注国内的事务，甚至都没有多少人去关注大明的北方发生了什么异动。
不过对于朝鲜来说，大明和满清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让朝鲜堕入地狱，因此他们也就显得格外关心大明和满清之间的任何变动。
自从大明改进了航海技术之后，朝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间的海上往来，开始从沿海岸线航行变成了直航模式，这极大的缩小了两国之间往来的里程和时间，也减少了风浪倾覆的风险。位于汉江江口的济物浦，因为其优渥的地理条件成为了朝鲜前往大明的第一大港。
而山东这边，烟台和青岛两港也渐渐取代了登州，成为山东面对朝鲜、日本的主要贸易港，特别是青岛，因为有连接通往天津的铁路，更是成为了贸易船只首选的港口。
过去从汉城出发，抵达登州水门，最少也要19日。但是现在从济物浦到烟台，大约只要六、七日。而从济物浦到青岛，也不过10天上下。崇祯十一年开设了青岛到济物浦的班船之后，大明和朝鲜之间的往来也就更为方便了。
朝鲜领议政沈器远在大明的支持下控制了朝鲜的政局，把之前向满清开城投降的朝中官吏清除出朝堂，并架空了朝鲜国王李倧之后，便开始积极实施仿效明朝的政治改革。和大明不同的是，经过了两次胡乱之后，朝鲜损失了大量人口，甚至连不少两班贵族都被抓去了沈阳，因此朝鲜此时乃是地多人少的局势。
故沈器远在土地上进行的再分配，并没有获得多大的阻力。当然他的这种土地再分配并没有触及到对封建义务的废除，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反而是加强了两班贵族的复苏，而不是朝鲜国家的强大。
但沈器远在经济上试图采用和大明一样的重商主义政策，以提高国家税收时，却同时遭遇到了国内外势力的共同反对。国内的两班贵族认为，沈器远的重商主义将会动摇两班统治秩序，从而让商人凌驾于两班之上，这显然是他们不可接受的。
而大明的商人也不乐意见到朝鲜自己发展工坊，他们认为大明能够生产一切朝鲜所需的日用品，朝鲜实在没有必要自己生产质次价高的产品，从而浪费朝鲜生产出来的原物料。且大明商人也不认同朝鲜提高对外贸易的税收，认为朝鲜官府不能与民争利。
至于那些满清来的商人就更为*裸的表示，沈阳方面绝不认同朝鲜官府提高对外贸易税收的举动，他们认为这是对于清国的歧视政策。于是大明和满清这两个敌对国家的商人，倒是很有默契的对汉阳朝廷进行了施压。
在这样的局势下，李倧和失势的投降派官员又蠢蠢欲动了起来，想要推翻沈器远的执政地位。于是这位朝鲜领议政不得不亲自前往明朝进贡，以试图取得大明皇帝的支持。沈器远其实还是比较明智的，他知道今年大明北方在闹旱灾，因此把进贡的珍宝都换成了粮食。
第660章 朝鲜特使二（）
此前沈器远在大明担任朝鲜大使的时候，这钓鱼台也来过多次，时隔数年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沈器远依然还是被这几处构思巧妙的临湖建筑给迷住了，上国风物毕竟不是下邦的仿制品可以比拟的。
而北京城的变化却比这处钓鱼台宴宾楼更让他感到震惊，如果说数年前他离开北京的时候，汉阳和北京之间的差距，大约是乡下地主庄园和王公贵族园林之间的区别的话。那么今日北京的繁华，已经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范围之外了。
应该来说，虽然有国王和其他两班贵族的制肘，但沈器远在朝鲜实施的变革，还是取得了不少的成就的。起码当日满清入侵给朝鲜造成的损失，已经渐渐开始填补回去了。
之前跟随大明打劫日本获得的赔偿虽然大部分落入了明国的手中，但是朝鲜依然还是落下了不少好处的，特别是朝日贸易上获得的优待，让朝鲜南部庆尚道一带的工商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这里也是沈器远的老家，是他推动改革的根基之所在。
因此，虽然沈器远在政治上被朝鲜国王和守旧派两班贵族逼迫，但是他在南部庆尚道地区还是有着极为坚定的支持者的。而沈器远也自认，他这几年的改革还是颇有成效的，起码朝鲜正在不断的恢复元气。
但是当他看到天津地区那些如同树林一般的烟囱时，他才发觉自己的改革成果似乎真的不算什么。原本天津城外那些如水墨画一般的稻田和树林已经一一推平，一幢又一幢的灰白建筑正在原先的稻田和树林上竖立起来，这些千篇一律的建筑甚至让人分不清谁是谁，而烟囱里冒出的黑烟更是让街上的行人全身上下都粘满了粉尘，看起来整座城市都脏极了。
可是谁又会在乎身上的尘埃呢？这座城市里的行人每个都是行色匆匆，似乎有着忙不完的事情。即便路上遇到了熟人也只是点头致意，几句问候之后便错身而过了。从这些行人的脸上，沈器远看不到什么小心翼翼和忧虑戒备的神情，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平淡的笑容，停下说话的时候也是极为坦然。
这种对于自己生活充满自信的神态，是沈器远在朝鲜平民身上所未见的。其实在他留在中国担任朝鲜大使的期间，他也未尝看到有如此多的平民能够拥有这样的神情。
毕竟朝鲜、大明都是一脉相承的阶级社会，士农工商四民的阶级划分，也代表着各自的阶级地位。这四个社会阶层连自己的生活习俗和日常用物都是要加以区分的，后三者若是在平常生活中故意把自己装扮成士人生活，那可是犯罪。
而上位者对于下位者的支配权力，是被整个社会所默认的。因此即便一位平民老实的走在大街上，也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及时避让出巡的官员或权贵子弟的。在这样严苛的社会规则下，除非平民是在自己家附近走动，否则他就要像只兔子那样小心谨慎的活着。
因此除了在那些士人和家境较为殷实的大户人家身上，能够看到一些活泼的神态。中下层百姓的脸上不是麻木的失去了表达神情的能力，便是永远挂着卑微的表情点头哈腰。像这些大明百姓如此挺直了身体在路上毫无担心的行走，对沈器远来说就是一个奇迹。
当然，沈器远最多也就在心里惊叹一下，然后写进自己的日记中去，他知道这是朝鲜不可能实现的奇迹。毕竟朝鲜的四民制度和良贱之别可比大明更为严苛，这几乎已经成为了某些两班贵族的政治正确了，任何想要触动这两样制度的两班贵族都会被整个两班阶层所抛弃。
不过在这样的大灾之年里，天津的普通百姓还能保持这样平淡的神情，显然和这座城市内这些成片的工坊有关。他在街头也很难看到有精壮的汉子沿街乞讨的，甚至连壮妇、少年都很少看到。总而言之，在这座城市能只要你是一个手脚齐全的健康男女，就一定能够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
当沈器远离开天津，坐着列车前往北京的时候，他心里总觉的这座不断扩张的城市内蕴藏着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这并不是他对于机器的力量有什么了解，纯粹是一个农业时代的人对一座新兴工业城市第一观感所带来的敬畏。
对于此次钓鱼台之宴，沈器远并没有对美食抱多大期待，毕竟他是来寻求皇帝在政治上的支持的。如果不能获得皇帝的支持，即便是面前放满了山珍海味，他也是难以下咽的。
不过当太监把菜肴端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也还是吃了一惊。堂堂大明皇帝待客，居然只上了三菜一汤，且只有一道荤菜。虽然菜肴的样子看起来还不错，但是他也觉得崇祯是不是有些过于吝啬了。
可是当他抬头悄悄打量了一眼皇帝的餐桌时，才发现皇帝面前只有两菜一汤，还比他少了一个荤菜，因此不由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了起来。
朱由检似乎意识到了对方的窘态，于是一边端起了汤碗，一边漫不经心的对他说道：“沈卿不必客气，朕是因为今年的灾情，向上天许愿，灾情不平息下去，朕就戒了荤腥。连带着这宴客的规格也从简了，你可不要嫌弃朕招待不周啊。”
沈器远赶紧避席向皇帝行礼说道：“陛下的仁德，下臣岂敢有所抱怨。不过朝鲜也中华属国也，母邦之人陷于危难之中，下臣又如何能够吃得下荤腥呢？还请陛下准许撤了荤腥，让臣也为灾民祈福一回…”
朱由检停下了喝汤的动作，看了沈器远数秒之后，方才微笑着说道：“沈卿既然有这样的心思，朕自然是要成全的。”
朱由检给身边的王承恩做了一个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