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完了手中祭祀土地的青词之后,周堪赓便收起了文告,看着台下的土人大声喊道:“好,现在各家土司、头人,按照次序把你们从村社中带来的土倒在庙前的土台之上,把你们从村社中带来的水倒在水池之中。
从此,你们便是我大明之百姓;你们村社之土地,也是我大明之土地。你们向朝廷缴纳税赋,遵守朝廷之法度,而朝廷之法律也将庇护你们…”
就在周堪赓向土人宣布献出水土的意义时,他身后的郑芝龙也正盘算着,这平地59社、高山23社,向朝廷献出水土之后,台湾除了大员港以南的区域、东部的深山之中,究竟还有什么地方存在着不服王化的生番了。
王嘉胤目无表情的看着这些土人一个个上前,或是把陶罐里的水倒入池子,或是将一包土倒在土台上。
自从被迫来到这个海外孤岛之后,王嘉胤发觉自己连继续和朝廷对抗下去都做不到。在这座岛上,只有三类人,大陆移民,本地土著和那些荷兰殖民者。
不管是本地土著还是那些荷兰人,对于他们这些大陆移民都是虎视眈眈的。如果不是四海营和台海巡阅府所拥有的压倒性的海陆武力,王嘉胤估计本地土著也好,那些荷兰人也好,他们想要的应当是把这些大陆移民变成自己的臣属。
仅仅三年的功夫,来自大陆的移民已经突破了10万人。台湾北部多为来自大陆北方的移民,约3万人,主要以采矿和伐木为工作。
台湾南部因为多平原,因此移民以耕作为主业,以福建人口居多,广东、江浙的移民也有少量。
在颜思齐开台的时候,大陆移民最多也就近万人,而岛上的土著大约十万有余。因为地广人稀,所以双方相安无事,土人还从大陆移民这里获得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铁质农具。
但是当移民超过了十万,台湾未曾开发的土地顿时就急剧减少了。后来的移民开始破坏一些森林,一方面为自己修建房屋和工具,另一方面则是把这些林地改成耕地。
大陆移民的行动固然是加快了台湾的开放,但也因此同本地土著发生了冲突。土著用来狩猎的森林被砍伐后,他们狩猎的对象鹿群就不断的远离传统的生活区域。
无法获得足够的猎物,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传统生活正不断的被破坏着。他们要么迁往大山的深处,同那些更凶恶的生番争夺领地,要么就得服从于大陆移民的管理,真正的定居下来,学习来自大陆的耕作方式。
这三年来土著不是没有反抗过,但是在四海营和台海巡阅府的联合绞杀下,和那些大陆移民的配合打击下,不服从于王化的土著村社不是被消灭,就是被迫逃亡东面的深山之中去。
比如王嘉胤和他的部下,就属于被迫配合官军对土著进行镇压的代表。毕竟在这些土著眼中,他们和那些移民并没有区别,如果他们不帮助官军消灭反叛的土著,那么就等于是在自杀,这些土著袭击落单的移民时,可不会问一声,他们究竟是不是朝廷的爪牙。
作为边军出身的王嘉胤和他的部下,在战斗素养上要比普通的四海营将士更强上一些。仅仅是数次作战,王嘉胤和他的部下就被解除了监视居住的待遇,而成为了四海营中的一份子。
在这茫茫大海之中,王嘉胤觉得监视不监视居住,其实没什么区别。作为北方人,他们在小池塘里游一游泳大概还没啥,驾着一艘船只横渡海峡,那还是算了。
而在台湾待久了,除了吃的和气候有些不大习惯之外,其他的物资供给可比他们在陕西强多了。他的部下也渐渐喜欢上了岛上的生活,在这里除了每人有一块自己的口粮田,在没有任务时,他们还能去打打猎,为自己赚些零花钱。
一年多过去,即便是再懒的四海营将士,也起码攒下了3、40块银元,回到陕西的话就能买下3、4亩地了。到了这个时候,哪怕对朝廷再不满的将士,此刻也没了当初非要和朝廷分个高低的念头。
而四海营从广南运回的大量年轻妇人,也满足了营中大批的光棍汉,更是让他们熄灭了想要还乡的念头。没有了这些部下兄弟的帮衬,王嘉胤想要独自返回陕西,估计乡里几个青壮就能将他绑了去见官了。
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王嘉胤原本所拥有的野心和志气迅速的被消磨掉了。他此刻也终于认识到了,他现在的处境和面前的土人几乎没什么区别,要么顺从朝廷得些荣华富贵,要么反抗朝廷不知消失在那个旮旯里。
当土人献出水土的仪式完成之后,周堪赓和郑芝龙两人亲自走到了水池和土台前,一个舀起了一瓷**水,另一个则用一个布袋装了一小袋土,很快两人将水**和土袋装进了一个箱子内。
周堪赓带着董卫贤、王嘉胤等台湾官吏对着郑芝龙拜了一拜后说道:“将此台湾之水土送至京城,奉献给陛下的重任,就要拜托嘉义县男了,从此台湾和大陆,就再无中外之分了。”
捧着箱子的郑芝龙难得的有些紧张,他很快回道:“请诸位大人放心,本官一定会妥妥当当的将台湾水土护送到京城,奉献给陛下…”
自弘治十六年杨孟瑛疏浚、清除侵占西湖水面形成的田荡近3500亩,并以疏浚产生的淤泥、葑草在西里湖上筑成一条呈南北走向的长堤之后。西湖就恢复了昔日碧波荡漾的秀美风光,于是名士富豪,官绅豪强皆围绕西湖修筑庄园,以为自家之产业。
涌金门外高门大户比比皆是,北至仁寿山、马岭山脚,南至赤山埠、钱粮司岭东麓,丁家山、眠牛山下,也是处处可见精致的精舍,可谓是甲第入云,名园错综。
除了这些陆地上的庄园之外,西湖之内还有许多大型的画舫,犹如一幢浮动在水上的楼房,即可停靠岸边,又可泛舟于湖上,人居其中犹如居住在自家小院之内。
汪汝谦字然明,就有这样的画舫数艘,以自居的“不系园”最为宽敞精致,此外还有“雨丝风片”、“团瓢”、“观叶”、“随喜庵”等较小的画舫。这些画舫除了用来接待自家宾客之外,他还大方的出借给他人,但非“名流、高僧、知己、美人”不借。
作为盐商出身的他,对于这样的花费自然并不算是太大的负担。结交名流、美人、高僧的行为,也让他成为了士人眼中可以结交的雅贾,而不是只知道铜钱的俗人。
不过,这位被名士们比作“黄衫豪客”的雅贾,现在却端坐在自家的“不系园”上发愁的看着窗外,被他邀请来作陪的福建名妓林天素、杨云友两人,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位豪商露出这样的神情。
两名女子对视了一眼之后,和汪然明关系较为亲密的林天素不由起身上前问道:“汪老爷今日何故愁眉不展,难道眉公今日爽约了不成。”
汪然明回头看着她露出了一个苦笑说道:“眉公是不会爽约的,我已经让家仆去接他了。我发愁的是,复社恐怕是要黄了。”
虽说复社诸子的名气很大,但是年近三十的林天素已经过了幻想才子佳人的青春期,她更为在乎的是眼前人,因此不由开口宽慰道:“复社有二张先生,又有我江浙一带的后起之秀,怎么会黄了呢?”
汪然明心里也是有些发苦,是啊眼前这位红粉知己说的极是,一二个月前他还真不相信复社会被朝廷打压。当初正是看到这些江南俊杰纷纷加入复社,他才向复社内大大的投入了一笔,以期待这群年轻士人入仕后给予自己的回报。
然而现在么,因为南京科考案,复社内部发生了分裂。复社陈子龙等人干脆远走北京,虽说没有正式声明退出复社,但无疑已经表明了这些人和留在南方复社同志的决裂。留在南方的复社士子虽然有张溥率领,但是他们被剔除本科考试之外的结果,让复社的名声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不少士人开始悄悄割断同复社的关系了。
当江南的士子们还在替张溥等人喊冤时,汪然明却已经感受到了来自北方的寒意,显然当今那位年轻的皇帝和他的兄长一样,对于书院、结社和党人并无好感。更让汪然明忧心忡忡的是,他的盐业生意也开始慢慢难做了起来,成立不久的两淮盐业公司正不断的打压那些公司之外的盐商,这让汪然明的业务收缩了不少。
眼下他的难题是,要不要同复社彻底切割,去攀上钱谦益那条线;自家的盐业生意似乎是难以长久了,要如何去谋取一个退路。这两个问题,让一向风轻云淡的他终于在外人面前发起了愁来。
第203章 陕西的土地问题()
西安都察院后花园内的一座花厅内,崔呈秀、杨鹤、夏允彝三人正坐在一起烹茶叙话,花厅四周的窗户和顶棚的天窗,已经效仿京城流行的样式换上了玻璃,初冬的西安虽然寒风冷冽,但是白日的阳光还是能给人带来少许温暖的。
花厅换上了玻璃之后,白日里不仅明亮温暖,还挡住了屋外的寒风,于是就成了崔呈秀日常办公的所在。今日他们三人坐在一起,自然不是因为私交笃厚,而是为了公事。毕竟以崔呈秀的名声,杨鹤、夏允彝两人可没想过和他拉什么交情。
按照官场上的规矩,有什么公事的话,崔呈秀和杨鹤只要在公堂相见也就是了,至于夏允彝,哪有资格和他们谈论公事。
只是如今陕西的事情错综复杂,夏允彝虽然没有官身,却带着皇帝给予的便利,在陕西四处巡访。崔呈秀和杨鹤自然不能无视这位青年学会领袖的意见了,更何况他们两人之间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也不一致,同样需要一个有分量的第三方人士来牵制一下对方。
崔呈秀是认为,既然皇帝如此宠幸这位燕京大学的学生,并将他捧到了年轻一代的士林领袖的位置,想来对方总是要站在他这位代表皇帝办事的钦差大臣一边。而杨鹤则是从儿子杨嗣昌那里听说过夏允彝此人,知道这个人为人正直,觉得他应当会站到自己这边来。
杨嗣昌和崔呈秀年岁相仿,进入仕途却比崔呈秀早了一科,不过在仕途上不及崔呈秀顺利。因为畏惧朝中的党争扩大化,在天启五年时辞官和父亲一起回乡去了。直到去年,才重新被朝廷起复,任户部郎中。
杨嗣昌虽然向父亲谈论过夏允彝的性格,但其实他同夏允彝并没有什么往来,毕竟他们一个是官员,一个只是大学的学生。因此他对于夏允彝的性格描述还是少了些,夏允彝的为人是正直,但除了这个之外,他还非常的执拗,只要是他认为正确的事,就会一往无前的冲上去。
于是,崔呈秀和杨鹤都没有得到他们理想中的帮手,反而又多出了一个对手。应该来说,现在的夏允彝性格已经比过去好的太多了,在崇祯不断的命令下,夏允彝亲自去接触了河南、陕西、山西底层农民的生活,也去了解过唐山铁厂工人的生活工作情况。
这些同底层百姓接触的经历,改变了他对于书本上经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迷信,也让他认识到,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泾渭分明。被士人看做君子的人,在百姓眼中也许是个小人;被百姓认为是君子的人,在士人眼中也许就是个小人。
今日大明评价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大家看的不是此人的言行,而是自己的屁股坐在了什么地方。维护了自己利益的人,就是君子;损害了自己的理由的人,一定就是小人。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认知,夏允彝才能和从前他眼中的阉党首领崔呈秀坐下来谈事,并尽可能的希望和崔呈秀、杨鹤达成一个对陕西百姓有利的共识。而不是掀了桌子,将对方骂上一通小人,然后什么事都解决不了。
有崔呈秀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杨鹤这样的圆滑处事者,再加上夏允彝这样的积极推动者,不管是藩王谋逆案的处理,还是澄城事件的善后,都在迅速的推进着。
而陕西民变军对地方士绅的清理,藩王谋逆案对陕西两大王府的毁灭性打击,使得王府和这些士绅名下的大量土地被没收。从某种方面来说,这些土地主人的消失,使得陕西的阶级矛盾开始缓和了下来。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土地应当如何分配给陕西的百姓,两大王府名下的土地加上和王府沾亲带故的士绅的土地,这可是数万顷的良田。如果分配得当,就能让数万户陕西民众安定下来,那么陕西未来几年也就不太可能爆发什么大规模的民变了。
不过在这个土地分配问题上,三人陷入了争执之中,谁也未能说服说。在崔呈秀看来,这些土地的确应当分配下去,但是不能无偿的进行分配,毕竟从王府和士绅那里没收的土地,绝大部分都是良田,可以说是相当有价值的土地。
在是否有偿分配土地上,杨鹤是支持崔呈秀的看法的。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如果进行无偿分配土地,很容易会被当地的胥吏、劣绅和混混上下其手。不是把好地换成差地;就是冒名分地,然后占为己有;又或者是分得田地的乡间无赖,直接将土地转卖给他人。
为了不让那些劣绅、胥吏和混混从朝廷身上占便宜,杨鹤认为把土地分成小份,然后加以出售,才是最为合适的。
不过崔呈秀、杨鹤虽然都支持有偿出售田地,但崔呈秀认为这些田地应当出售给支持朝廷的士绅、豪商,且出售的田地份额最好限制不要太大;而杨鹤认为,土地的出售对象不应该进行限制,出售的田地应当尽量分成小份,满足一户人家耕作的需求。
夏允彝则反对两人的主张,认为土地应当进行无偿分配,并分割成适应于一家一户耕作要求的土地大小。他认为,朝廷之所以要没收这些人手上的土地,就是为了让陕西的流民能够安定下来,这些流民手上哪有什么购地的钱财,按照有偿出售的方式分配土地,只会让这些土地落到地方上的士绅豪强手中,地方上的流民和平民依旧什么也没有得到。
虽然夏允彝在不停的阻扰,但崔呈秀和杨鹤之间的主张已经越来越接近,今日崔呈秀便是想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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