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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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明- 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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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以往,李国普这么打断他的话,黄立极早就生出不快了。不过今天他却兴致很好,面带微笑的等着几人议论完了,才继续往下说。

    “陛下的意思是,如果张斗耀还没死,自然是要抓起来重重惩处,以安澄城之民心,以释当地民众之怨恨。

    但是澄城百姓一不向同州知州告发,二不向西安府告发,三不向陕西承宣布政使、提刑按察使告发。而是听任贼人鼓动杀官泄愤,这个事的性质就变了。

    大旱之年没有赈灾还要照常收税,这是州、府及承宣布政使的失职。而提刑按察使对此茫然不知,更是玩忽职守,尸餐素位。

    在百姓青黄不接的时候去催科,这只能说明这位知县对农事一无所知,吏部选了这么一个对民事一无所知的人当亲民官,难道不是吏部失察吗?

    张斗耀是个对民事一无所知的读死书的庸才,但是澄城小吏难道不知道,在百姓青黄不接之际去催科会激起民变吗?

    澄城民变之后,当朝诸公不思考张斗耀为何会在青黄不接之际催大旱之年的科,只顾往张斗耀身上推卸责任,以惩罚死人来堵天下百姓悠悠之口,我看百姓未必安,而天下州县官员已然心寒了…”

    黄立极不紧不慢的回忆着崇祯对自己说的话,似乎连当时崇祯说话的神情都想要描述出来。

    黄立极代崇祯转述的一番话,把大明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都指责了一个遍。偏偏这几位内阁大学士还无力反驳,这感觉真令人难受。

    张瑞图心里倒是升起了明悟,难怪崇祯要找首辅单独说这事了。这张斗耀激起民变之后,言官清流就上书斥责,把张斗耀描述成了一个以残民虐民为乐的酷吏。满朝文武,没有一人替其说过一句好话。如果崇祯这番言论在朝堂上公开,恐怕会惹起一场轩然大波吧。

    李国普刚开始听黄立极转述崇祯为张斗耀翻案的话语的时候,还觉得有些愤愤不平,认为自己应该马上上疏,纠正崇祯这种不分是非的错误观念。

    但是慢慢听完了崇祯对张斗耀事件中,各级官吏的错误说明和评价之后,李国普忽然发觉似乎崇祯的话的确大有道理。

    张斗耀事件之后,除了问罪张斗耀的家人,和下令对民变进行平叛,朝廷官员没有做出任何改变。正如崇祯所说,因为张斗耀事件暴露出来的大明官吏的问题,没有一个得到解决。

    而灾荒之年地方官员应该如何组织民众自救,中央朝廷应该如何对地方受灾民众赈灾,对于受灾百姓应该缴纳的税赋应该如何调整,这些问题即没人提出来,也没有得到解决。

    因此张斗耀事件除了死了一个大明的知县,激起了澄城百姓对官府的怨恨之外,还给陕西民众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出了问题不试着找官府协商,而是直接杀官闹民变。

    如此一来,地方亲民官处理民事就失去了弹性。缓则无人理会,急则聚众闹事。试问我大明之国策,今后如何能在地方落实下去?

    黄立极满意的看着面前三位沉默不语的同僚,现在他们的反应,就和他之前在崇祯面前表现一模一样。崇祯从张斗耀这件事里居然能看出大明官场这么多问题,就算是黄立极这位久浸官场的老官僚也很吃惊。

    就算是黄立极自己,也是沉浸了官场几十年,才了解了大明官场上的种种弊端,而崇祯不过看了一个案子就了解的个中三味了。

    粗闻此事时,黄立极大为震惊,以为崇祯是要借这件事兴起大案,这不禁让他大为惊恐。因为这事件牵涉到的,大部分都是阉党和他的门生故旧,而东林党人因为此前被魏忠贤赶出了朝堂,反而没沾上此事。

    看着黄立极在自己面前苦苦哀求,崇祯才不紧不慢的说出了自己的打算。他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事件已经快过去一年了,再去翻旧案,对谁都没好处。

    但是借这件事,崇祯对黄立极提出了整顿地方官吏的风气,特别是要把各地方的吏员纳入管制。禁止目前这种中央对实际掌握地方的小吏一无所知的局面,且要打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县官的局面。

    黄立极正沉思在,崇祯对他说的整顿地方官职的方案之中时,施鳯来终于忍不住提醒了下首辅,大家都在等待他继续说下去。施鳯来更关注的是崇祯想要做什么,而不是崇祯对张斗耀事件的评价。

    黄立极长吸了一口气后,说道:“陛下的意思是,恢复张斗耀的宦籍,为其家人平反,内阁对民变负起失察之责,以邸报通告天下。然后借此事,推动地方行政改革。”

    施鳯来听到由内阁出来负责,顿时大惊失色,连后面一句话都没听清,就立刻反对道:“不可,万万不可。内阁向天下自承其过,今后我内阁的声名将置于何地?那些东林言官无事尚且要找些事出来,如今有这么大个痛脚在手,我等岂不做实了东林党人给我等安上的祸国殃民的奸臣罪名?我范兄,切不可铸此大错啊。”

    张瑞图的脸色倒是异常平静,他伸手制止了施鳯来的劝说,对着黄立极认真的说道:“陛下既然要我等出面自承其罪,想必一定还会有解围之道。不过陛下所言,要借此事改革地方弊政,究竟是何意思?”

    黄立极看着这位内阁中算是最有能力的成员,不由暗暗称许了一声。三名内阁大学士,李国普自怨自艾,沉浸在之前他对张斗耀存在偏见评价的反省之中。施鳯来则一心想要撇清自己的责任。唯有张瑞图很快跳出了后悔的情绪,警惕着崇祯是否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改革,这才是一名内阁大臣的风范。

    圣人曾经说过: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而近人天天把圣人之言挂在嘴边,但真的照着去做的,却没有几人。

    黄立极对张瑞图点了点头后说道:“陛下认为,科举之途虽然为国家积累了人才,但是也有不少是不通人情世故的书呆子。考上进士就成为主政一方的亲民官,少有不被下吏所欺瞒的。这对国家和百姓都不是什么好事,对这些国家未来的栋梁也不是什么好事。

    而知县身为一县之长,其职责是发展民生,和教化百姓。而不应该以催科、刑狱为功。因此陛下有意在知县以下设置三个新职位,一曰副县:协助知县处理政事;二曰县法官:专职司法;三曰国税局:主管一切税收事务。

    新科进士今后不得直授一县之正职,须任副县两年之后,方可提升。而所有吏员都必须编辑在册,纳入国家财政支出。今后吏员也必须考试合格之后方能充任,不得私下招募。并废除吏胥不得科考的规则。” 

第99章 吏胥的问题() 
李国普顿时恼了:“吏胥都是奸滑之徒,此辈心术已坏,焉能进入仕途。陛下此举不妥,首辅为何不当面严词拒绝,此必为陛下身边小人所进,吾等当共同上疏劝阻陛下这乱政之策。”

    黄立极看着一边的施鳯来、张瑞图也微微颔首,显然是不满吏胥参加科举,败坏了士人的名誉。如果没有内阁首相的诱惑,黄立极自然也是要反对的。

    但是现在吗,他已经不自觉的站到了崇祯的立场上,他为崇祯的政策分辨道:“陛下有言,既然吏胥都是奸滑之徒,心术不正之辈,何以我大明还要用他们来治理民众?吏胥是恶人,那么和吏胥朝夕相对的官员又都是些什么人?

    身为主官的官员却指责下属的吏胥,要么这就是个容易被人蒙蔽的庸官。要么就是以吏胥之名,行搜刮之实的贪官。国家以科举选拔人才,为的是教化天下民众,而这些人连身边的吏胥都教化不了,谈何教化万民?”

    虽然黄立极只是转述崇祯的话语,但是也让三名大学士闹了个面红耳赤。崇祯所说的道理,三位内阁大学士岂能不知道,只是他们一直装作不知道罢了。

    关于吏胥的问题,从唐宋到元明有无数有识之士都谈论过这个问题,司马光在《论财利疏》中就说过:

    又府史胥徒之属,居无廪禄,进无荣望,皆以啖民为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吏,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矣。

    司马光替吏胥说了句公道话。吏胥一无收入,二无前途,偏偏他们又有管人、管物的权力,想不**都难。

    而苏辙也说过,吏胥没有收入,又有“鞭朴戮辱之患”,对他们使唤很多,要求很严,没有丝毫报酬,大家还争着抢着干,甚至花钱补役,其目的何在?不是清清楚楚吗?

    苏三起解中崇公道曾经这么对责备衙役分赃的苏三说过:“这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不吃你们这些告状的,我们这些衙役喝西北风吗?”这崇公道还是一个有良心的好人,但是一样要吃赃。

    王安石改革时,才给在中央各部提供服务的吏胥正式规定了薪水。到了明代,地方上一些吏胥虽然也有了低廉的薪水,但是更多的却是没有任何收入的白手。

    一个正职的差役身边往往有7、8个不拿薪水的白手,一帮奸猾之徒聚在一起,又无前途可言,又没有人能监督,除了日夜谋划如何使得“政烦刑苛”,如何在百姓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之外,还能做什么。

    但是即便是如此,士人们依然不愿意去彻底解决吏胥的问题。第一是因为,代替官员催征赋税、摊粮派款、保管运输官物等都是“好人干不了,干的没好人”的差事;第二,没有这些吏胥的恶,怎么显得出科举出身官员们的好。

    正因为存在了这种不可言说的阴暗心理,所以士人们越是鄙夷吏胥之流,就越是不愿意面对解决吏胥的问题。而不允许吏胥参加科举,更是把这种偏见发展到了极致。

    不同的衙门,各种条例都是积年而成,动辄上百上千卷,只有吏胥最为熟悉本衙门的规章制度,乃至本衙门的业务,他们父子相传,牢牢的把持着这些衙门的实务。如果再让他们参加科举,进入了仕途,那么岂不是让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士人成为了摆设。

    这种事情自然是断断不能让士人容忍的,而且即使像苏轼那样饱学的士大夫都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连苏轼这样的大文士都不仅不读法律法令,而且大有不屑一读的意思,其他士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说到底,这些只读圣贤书的士人,害怕与这些娴熟于庶务的吏胥展开竞争罢了。他们需要吏胥替他们做这些庶务,但是又不愿意给这些吏胥出头的机会。

    几位大学士对这些事虽不说了如指掌,但也可以说心知肚明。但是这种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却是和儒家经典的教诲相违背的。

    这也是几位大学士现在面红耳赤却无法张口的原因,不过张瑞图很快就反应了过来,他压低了声音对着黄立极说道:“陛下不知道吏胥之害,难道首辅你也不知道吗?让吏胥进入仕途,今后我辈岂不成了和吏胥同流合污之人,如果今后有吏胥考上了进士,乃至榜眼、状元,我辈士人的颜面何在?就算陛下说的不错,首辅你也应当力拒之。”

    黄立极翻了翻白眼,张瑞图的话虽然不合圣人教诲,但是相当的现实。不过黄立极也很清楚,让吏胥参加科举,虽然有损大明士人的颜面,但是对于接下来他所要推进的行政改革却是大有好处。

    正如崇祯对他所言,让吏胥参加科举不是目的,给这些整天无所事事的士人找点事情做才是目的。现在的大明官吏,官员除了捞钱就是整天想要批评奸臣来获取名望,好让自己加官进爵。

    而小吏则是天天想着,如何盘剥小民,欺瞒上官。如何在官员和民众之间操纵权柄,以获取利益。

    指望这样的官吏去推行改革,无疑是在痴人说梦。只有让这些官员有紧迫感,小吏有压力,接下来的改革才能落实下去,而黄立极也才能做一个货真价实的内阁首相。

    废除吏员的世袭制度,规定各衙门吏员的数量,并给予这些小吏以进入仕途的希望。天下官吏反对改革的声音才不会这么大,毕竟地方上做事的都是吏胥,而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大多是浮在表面而已。

    大明朝最不缺乏的就是做官的人,有了这些吏胥的支持,就算是士人再反对,大明的行政还是能勉强维持下去的。而士人就算再抗拒,只要中央有足够的决心,他们依然还是会屈服的。

    当年张居正为了改革,裁撤了大批不支持新政的官员,于是天下百官最后不还是屈服了吗。对比起什么虚无缥缈的圣人之言,和名教伦常,都不及权力和白银更为正义。

    黄立极并不在乎吏胥能不能参加科举,甚至他也不在乎崇祯的地方改革方案能不能落实。

    大明辖两京一十三省,但全国官职总数却只有10万出头,而高级官吏不过3000左右。每三年就有320余名进士出身,理论上10年就足够把大明的高级官员都更换一遍。而达到任官资格的举人,更是官职总数的2…3倍。

    所以大明朝不仅官员俸禄低,而且还出现了官职出缺的少,而任官资格的人过多的状况。大明的官员并没有退休制度,而作为官员,生活条件又比普通人好太多,因此寿命远远高于普通人,朝中高官超过6、70岁的比比皆是。

    这也造成了大部分有任官资格的士人,滞留在京城等候出缺选官。这些人辛辛苦苦考上了进士,但是在没有得到吏部授官之前,还是一个预备做官的普通士人,一个吏部的小吏都可以对他们呼来喝去的,这些心理失衡之下,能不怨气满腹吗。

    这也造成了批评朝中执政和皇帝的清流言官,为什么会这么受士林欢迎的缘故。因为他们正是替这些不得志的预备官们出了一口恶气,如果没有这些郁郁不得志的士人为言官摇旗呐喊,东林的声势起码要跌去一半。

    崇祯的地方改革方案,在知县以下增设了三个官职,是官职而不是吏职。大明有1千多个县,也就是说一下就增加了3千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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