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明- 第53部分

　　　　如果是以往，李国普这么打断他的话，黄立极早就生出不快了。不过今天他却兴致很好，面带微笑的等着几人议论完了，才继续往下说。

　　　　“陛下的意思是，如果张斗耀还没死，自然是要抓起来重重惩处，以安澄城之民心，以释当地民众之怨恨。

　　　　但是澄城百姓一不向同州知州告发，二不向西安府告发，三不向陕西承宣布政使、提刑按察使告发。而是听任贼人鼓动杀官泄愤，这个事的性质就变了。

　　　　大旱之年没有赈灾还要照常收税，这是州、府及承宣布政使的失职。而提刑按察使对此茫然不知，更是玩忽职守，尸餐素位。

　　　　在百姓青黄不接的时候去催科，这只能说明这位知县对农事一无所知，吏部选了这么一个对民事一无所知的人当亲民官，难道不是吏部失察吗？

　　　　张斗耀是个对民事一无所知的读死书的庸才，但是澄城小吏难道不知道，在百姓青黄不接之际去催科会激起民变吗？

　　　　澄城民变之后，当朝诸公不思考张斗耀为何会在青黄不接之际催大旱之年的科，只顾往张斗耀身上推卸责任，以惩罚死人来堵天下百姓悠悠之口，我看百姓未必安，而天下州县官员已然心寒了…”

　　　　黄立极不紧不慢的回忆着崇祯对自己说的话，似乎连当时崇祯说话的神情都想要描述出来。

　　　　黄立极代崇祯转述的一番话，把大明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都指责了一个遍。偏偏这几位内阁大学士还无力反驳，这感觉真令人难受。

　　　　张瑞图心里倒是升起了明悟，难怪崇祯要找首辅单独说这事了。这张斗耀激起民变之后，言官清流就上书斥责，把张斗耀描述成了一个以残民虐民为乐的酷吏。满朝文武，没有一人替其说过一句好话。如果崇祯这番言论在朝堂上公开，恐怕会惹起一场轩然大波吧。

　　　　李国普刚开始听黄立极转述崇祯为张斗耀翻案的话语的时候，还觉得有些愤愤不平，认为自己应该马上上疏，纠正崇祯这种不分是非的错误观念。

　　　　但是慢慢听完了崇祯对张斗耀事件中，各级官吏的错误说明和评价之后，李国普忽然发觉似乎崇祯的话的确大有道理。

　　　　张斗耀事件之后，除了问罪张斗耀的家人，和下令对民变进行平叛，朝廷官员没有做出任何改变。正如崇祯所说，因为张斗耀事件暴露出来的大明官吏的问题，没有一个得到解决。

　　　　而灾荒之年地方官员应该如何组织民众自救，中央朝廷应该如何对地方受灾民众赈灾，对于受灾百姓应该缴纳的税赋应该如何调整，这些问题即没人提出来，也没有得到解决。

　　　　因此张斗耀事件除了死了一个大明的知县，激起了澄城百姓对官府的怨恨之外，还给陕西民众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出了问题不试着找官府协商，而是直接杀官闹民变。

　　　　如此一来，地方亲民官处理民事就失去了弹性。缓则无人理会，急则聚众闹事。试问我大明之国策，今后如何能在地方落实下去？

　　　　黄立极满意的看着面前三位沉默不语的同僚，现在他们的反应，就和他之前在崇祯面前表现一模一样。崇祯从张斗耀这件事里居然能看出大明官场这么多问题，就算是黄立极这位久浸官场的老官僚也很吃惊。

　　　　就算是黄立极自己，也是沉浸了官场几十年，才了解了大明官场上的种种弊端，而崇祯不过看了一个案子就了解的个中三味了。

　　　　粗闻此事时，黄立极大为震惊，以为崇祯是要借这件事兴起大案，这不禁让他大为惊恐。因为这事件牵涉到的，大部分都是阉党和他的门生故旧，而东林党人因为此前被魏忠贤赶出了朝堂，反而没沾上此事。

　　　　看着黄立极在自己面前苦苦哀求，崇祯才不紧不慢的说出了自己的打算。他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事件已经快过去一年了，再去翻旧案，对谁都没好处。

　　　　但是借这件事，崇祯对黄立极提出了整顿地方官吏的风气，特别是要把各地方的吏员纳入管制。禁止目前这种中央对实际掌握地方的小吏一无所知的局面，且要打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县官的局面。

　　　　黄立极正沉思在，崇祯对他说的整顿地方官职的方案之中时，施鳯来终于忍不住提醒了下首辅，大家都在等待他继续说下去。施鳯来更关注的是崇祯想要做什么，而不是崇祯对张斗耀事件的评价。

　　　　黄立极长吸了一口气后，说道：“陛下的意思是，恢复张斗耀的宦籍，为其家人平反，内阁对民变负起失察之责，以邸报通告天下。然后借此事，推动地方行政改革。”

　　　　施鳯来听到由内阁出来负责，顿时大惊失色，连后面一句话都没听清，就立刻反对道：“不可，万万不可。内阁向天下自承其过，今后我内阁的声名将置于何地？那些东林言官无事尚且要找些事出来，如今有这么大个痛脚在手，我等岂不做实了东林党人给我等安上的祸国殃民的奸臣罪名？我范兄，切不可铸此大错啊。”

　　　　张瑞图的脸色倒是异常平静，他伸手制止了施鳯来的劝说，对着黄立极认真的说道：“陛下既然要我等出面自承其罪，想必一定还会有解围之道。不过陛下所言，要借此事改革地方弊政，究竟是何意思？”

　　　　黄立极看着这位内阁中算是最有能力的成员，不由暗暗称许了一声。三名内阁大学士，李国普自怨自艾，沉浸在之前他对张斗耀存在偏见评价的反省之中。施鳯来则一心想要撇清自己的责任。唯有张瑞图很快跳出了后悔的情绪，警惕着崇祯是否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改革，这才是一名内阁大臣的风范。

　　　　圣人曾经说过：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而近人天天把圣人之言挂在嘴边，但真的照着去做的，却没有几人。

　　　　黄立极对张瑞图点了点头后说道：“陛下认为，科举之途虽然为国家积累了人才，但是也有不少是不通人情世故的书呆子。考上进士就成为主政一方的亲民官，少有不被下吏所欺瞒的。这对国家和百姓都不是什么好事，对这些国家未来的栋梁也不是什么好事。

　　　　而知县身为一县之长，其职责是发展民生，和教化百姓。而不应该以催科、刑狱为功。因此陛下有意在知县以下设置三个新职位，一曰副县：协助知县处理政事；二曰县法官：专职司法；三曰国税局：主管一切税收事务。

　　　　新科进士今后不得直授一县之正职，须任副县两年之后，方可提升。而所有吏员都必须编辑在册，纳入国家财政支出。今后吏员也必须考试合格之后方能充任，不得私下招募。并废除吏胥不得科考的规则。”　

第99章　吏胥的问题（）　
李国普顿时恼了：“吏胥都是奸滑之徒，此辈心术已坏，焉能进入仕途。陛下此举不妥，首辅为何不当面严词拒绝，此必为陛下身边小人所进，吾等当共同上疏劝阻陛下这乱政之策。”

　　　　黄立极看着一边的施鳯来、张瑞图也微微颔首，显然是不满吏胥参加科举，败坏了士人的名誉。如果没有内阁首相的诱惑，黄立极自然也是要反对的。

　　　　但是现在吗，他已经不自觉的站到了崇祯的立场上，他为崇祯的政策分辨道：“陛下有言，既然吏胥都是奸滑之徒，心术不正之辈，何以我大明还要用他们来治理民众？吏胥是恶人，那么和吏胥朝夕相对的官员又都是些什么人？

　　　　身为主官的官员却指责下属的吏胥，要么这就是个容易被人蒙蔽的庸官。要么就是以吏胥之名，行搜刮之实的贪官。国家以科举选拔人才，为的是教化天下民众，而这些人连身边的吏胥都教化不了，谈何教化万民？”

　　　　虽然黄立极只是转述崇祯的话语，但是也让三名大学士闹了个面红耳赤。崇祯所说的道理，三位内阁大学士岂能不知道，只是他们一直装作不知道罢了。

　　　　关于吏胥的问题，从唐宋到元明有无数有识之士都谈论过这个问题，司马光在《论财利疏》中就说过：

　　　　又府史胥徒之属，居无廪禄，进无荣望，皆以啖民为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吏，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矣。

　　　　司马光替吏胥说了句公道话。吏胥一无收入，二无前途，偏偏他们又有管人、管物的权力，想不**都难。

　　　　而苏辙也说过，吏胥没有收入，又有“鞭朴戮辱之患”，对他们使唤很多，要求很严，没有丝毫报酬，大家还争着抢着干，甚至花钱补役，其目的何在？不是清清楚楚吗？

　　　　苏三起解中崇公道曾经这么对责备衙役分赃的苏三说过：“这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不吃你们这些告状的，我们这些衙役喝西北风吗？”这崇公道还是一个有良心的好人，但是一样要吃赃。

　　　　王安石改革时，才给在中央各部提供服务的吏胥正式规定了薪水。到了明代，地方上一些吏胥虽然也有了低廉的薪水，但是更多的却是没有任何收入的白手。

　　　　一个正职的差役身边往往有7、8个不拿薪水的白手，一帮奸猾之徒聚在一起，又无前途可言，又没有人能监督，除了日夜谋划如何使得“政烦刑苛”，如何在百姓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之外，还能做什么。

　　　　但是即便是如此，士人们依然不愿意去彻底解决吏胥的问题。第一是因为，代替官员催征赋税、摊粮派款、保管运输官物等都是“好人干不了，干的没好人”的差事；第二，没有这些吏胥的恶，怎么显得出科举出身官员们的好。

　　　　正因为存在了这种不可言说的阴暗心理，所以士人们越是鄙夷吏胥之流，就越是不愿意面对解决吏胥的问题。而不允许吏胥参加科举，更是把这种偏见发展到了极致。

　　　　不同的衙门，各种条例都是积年而成，动辄上百上千卷，只有吏胥最为熟悉本衙门的规章制度，乃至本衙门的业务，他们父子相传，牢牢的把持着这些衙门的实务。如果再让他们参加科举，进入了仕途，那么岂不是让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士人成为了摆设。

　　　　这种事情自然是断断不能让士人容忍的，而且即使像苏轼那样饱学的士大夫都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连苏轼这样的大文士都不仅不读法律法令，而且大有不屑一读的意思，其他士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说到底，这些只读圣贤书的士人，害怕与这些娴熟于庶务的吏胥展开竞争罢了。他们需要吏胥替他们做这些庶务，但是又不愿意给这些吏胥出头的机会。

　　　　几位大学士对这些事虽不说了如指掌，但也可以说心知肚明。但是这种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却是和儒家经典的教诲相违背的。

　　　　这也是几位大学士现在面红耳赤却无法张口的原因，不过张瑞图很快就反应了过来，他压低了声音对着黄立极说道：“陛下不知道吏胥之害，难道首辅你也不知道吗？让吏胥进入仕途，今后我辈岂不成了和吏胥同流合污之人，如果今后有吏胥考上了进士，乃至榜眼、状元，我辈士人的颜面何在？就算陛下说的不错，首辅你也应当力拒之。”

　　　　黄立极翻了翻白眼，张瑞图的话虽然不合圣人教诲，但是相当的现实。不过黄立极也很清楚，让吏胥参加科举，虽然有损大明士人的颜面，但是对于接下来他所要推进的行政改革却是大有好处。

　　　　正如崇祯对他所言，让吏胥参加科举不是目的，给这些整天无所事事的士人找点事情做才是目的。现在的大明官吏，官员除了捞钱就是整天想要批评奸臣来获取名望，好让自己加官进爵。

　　　　而小吏则是天天想着，如何盘剥小民，欺瞒上官。如何在官员和民众之间操纵权柄，以获取利益。

　　　　指望这样的官吏去推行改革，无疑是在痴人说梦。只有让这些官员有紧迫感，小吏有压力，接下来的改革才能落实下去，而黄立极也才能做一个货真价实的内阁首相。

　　　　废除吏员的世袭制度，规定各衙门吏员的数量，并给予这些小吏以进入仕途的希望。天下官吏反对改革的声音才不会这么大，毕竟地方上做事的都是吏胥，而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大多是浮在表面而已。

　　　　大明朝最不缺乏的就是做官的人，有了这些吏胥的支持，就算是士人再反对，大明的行政还是能勉强维持下去的。而士人就算再抗拒，只要中央有足够的决心，他们依然还是会屈服的。

　　　　当年张居正为了改革，裁撤了大批不支持新政的官员，于是天下百官最后不还是屈服了吗。对比起什么虚无缥缈的圣人之言，和名教伦常，都不及权力和白银更为正义。

　　　　黄立极并不在乎吏胥能不能参加科举，甚至他也不在乎崇祯的地方改革方案能不能落实。

　　　　大明辖两京一十三省，但全国官职总数却只有10万出头，而高级官吏不过3000左右。每三年就有320余名进士出身，理论上10年就足够把大明的高级官员都更换一遍。而达到任官资格的举人，更是官职总数的2…3倍。

　　　　所以大明朝不仅官员俸禄低，而且还出现了官职出缺的少，而任官资格的人过多的状况。大明的官员并没有退休制度，而作为官员，生活条件又比普通人好太多，因此寿命远远高于普通人，朝中高官超过6、70岁的比比皆是。

　　　　这也造成了大部分有任官资格的士人，滞留在京城等候出缺选官。这些人辛辛苦苦考上了进士，但是在没有得到吏部授官之前，还是一个预备做官的普通士人，一个吏部的小吏都可以对他们呼来喝去的，这些心理失衡之下，能不怨气满腹吗。

　　　　这也造成了批评朝中执政和皇帝的清流言官，为什么会这么受士林欢迎的缘故。因为他们正是替这些不得志的预备官们出了一口恶气，如果没有这些郁郁不得志的士人为言官摇旗呐喊，东林的声势起码要跌去一半。

　　　　崇祯的地方改革方案，在知县以下增设了三个官职，是官职而不是吏职。大明有1千多个县，也就是说一下就增加了3千余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