僚共同进行。
白天李定等人轮番轰炸，要他把写过的所有诗词逐字逐句地解释，哪一个敏感词如果绕不过去都有抄家的危险。这种场面其实很常见，远的不说，后世多少大人物竞折腰，弯下去就再也没挺起来过。
苏轼不一样。宋朝对文人超级宽松优厚，只要天上还有太阳，在大庭广众之下，审讯的尺度就都能保持住。最起码能让他说话，于是李定等人就都郁闷了。
苏轼居然能把自己的文字狱扣到新法教祖王安石的头上。
他的诗里有一句是“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蛰，指潜藏、隐秘、冬眠等意，特指僵硬中还没复苏。李定等人抓住了这个毛病，问苏轼说现在圣明天子在位，只有飞龙在天，你居然写了龙潜藏在九泉之下。你说，这个蛰龙是什么龙？老实交代。
第606章 用心良苦（）
苏轼的回答是，王安石有句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诗中的蛰龙，就是这个龙……李定等人的脸一下子就黑了。蟠，指弯曲缠绕，很憋屈的状态，用在龙身上同样不是啥好词。
当天苏轼得意扬扬地晃回单间牢房里，一干御史大老爷凝固在审讯室里集体大喘气。这场景的确是很牛，很不常见，不过只是一会儿后，御史们的脸色就都缓过来了，一丝丝阴险恶毒的微笑浮上了水面。
白天你狠，晚上看谁狠。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乌台大院里的在押犯们突然间集体惊醒，个个吓得发抖。他们听见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呼痛声此起彼伏，仔细听的话，还能辨别出那个喊疼的人有很浓重的四川口音。
没错，苏轼被人黑了，上演了宋朝版的《监狱风云》，被人在黑夜里轮番痛打。这之后苏轼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在入狱之前他很健康，出狱之后苏轼腿疮痔疮、流行传染病、咳嗽、臂肿、赤眼等病几乎得全了。而他仅仅入狱两个多月而已，如果真有宋朝传统上善待士大夫的规格，他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这步田地。
事实上他能活下来，是托了他一直反对的王安石的福。
苏轼下狱后，各界名流如苏辙、王亚卿、王巩、章惇等人，纷纷出手援救。这些人官职不高，可都是影响很大的名士。他们为苏轼请命，愿用官职、身家担保；还有一些老臣如司马光、张方平、李清臣、范镇、陈襄、刘攽、李常、孙觉等人也纷纷向神宗皇帝进言，这些人影响巨大，往往可以左右皇帝的意志。可惜都没说到点子上，象张方平就差点把苏轼给帮死。张方平在给神宗皇帝的信里说苏轼是天下奇才，绝不可杀。这完全是帮倒忙，火上浇油，逼着神宗皇帝动刀子。
真正能一语道破天机、洞悉神宗皇帝心理的，还是誉满天下，同时也谤满天下的王安石。他远在江南金陵的隐居荒山里，给神宗皇帝寄来了一句话，救了苏轼的性命。
王安石这时不当首相很多年了，在金陵人们时常会看见一个衣着简单、沉默寡言的老人骑着一头驴，从来不去管驴往哪边走，到哪里都一样，随遇而安。
王安石像一个完成了所有愿望的信徒，把自己的有为岁月都献祭给了国家，然后无欲无求，漂泊于天下。事实上他这次为苏轼求情，是离休后唯一的一次参与国家事务。
他对神宗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这句话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皇帝考虑。神宗皇帝心性好高，重视后世名声，如果真的杀了苏轼，会让后世怎样评价呢？还算是太平盛世吗？
两个多月以后，苏轼出狱，他被贬到黄州（湖北黄冈）做团练副使，不许擅自离境，不许参与任何公务，基本上就是一个领些工资的保释犯人。
苏轼活了，他走出监狱时发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从此之后再也不作诗、不属文，更不与其他文人唱和应答了。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饱受惊吓的亲友们放心，从此过上安稳平静的生活。
来到黄州之后，生活向苏轼展示了另一面。在这之前，在老家眉山时他有父母照顾；进京之后名满天下，有欧阳修那样的文坛宗主罩着他；反对变法时与王安石作对，身后有司马光等权臣大佬撑腰；哪怕贬到了杭州、密州、湖州，他的官也是越做越大，从通判变成了知州。
可是乌台诗案之后，他成了监外执行的罪犯，除了一份工资之外，所有的政治权利完全被剥夺，由于得罪的是皇帝，也谈不到什么前途。
就连怎样才能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最先出事的是工资。北宋的官员们拿到的工资并不都是铜钱、布匹、粮食这些硬通货，这是只有京城里的顶级大佬们才有的待遇享受，各个地方上的官员们的工资绝大多数都是些实物，想变成钱，就得自己想办法去折换。
比如这时的苏轼，他的工资由公家造酒用过的袋子来顶替，每月领到后得自己卖出去，才能到市场上买米买面回家过日子。
堂堂苏学士变成小商贩，怎一个屈辱了得。可是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很快地这份单薄的工资不足以养活苏轼人口众多的家庭了，他这时有一妻一妾四个儿子四个儿媳以及孙子若干仆役几个，全都靠他吃饭，这么多张嘴靠那些旧酒袋子，很快就会被饿死。
困境中苏轼做出了之前他死都不会选择的生路，他的一个姓马的朋友替他向州里申一块城东的荒地，大约50亩，由苏轼自己耕种。
这是什么，这是农民，回想从前他反对“免役法”时“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之类的话，尽管他这时与纯粹的农民有区别，可终究要干同样的活儿了。这是报应，也是上天的恩惠，它让苏轼切身实地地体会到了从前他所蔑视的阶级的痛苦。
而他这时不觉得痛苦，只要能平安地活下去，就足以让他满足。
从这时起，他开垦荒地，种植庄稼，满足于更快乐于自己是个农民，他给这片城东的坡地取名为“东坡”，并且以这两个字为自己重新命名。
他叫苏东坡了，中华民族几千年里文学天赋能排进前五的大天才躺在长风茂草里，躺在无限宽广浑厚的大地上，彻底脱离了名缰利锁，他的心性提升到了另一个新的层面。
在黄州的第三年时，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几行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矣。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这就是排名仅在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之后的千古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
在了解了这一切之后，皇帝明白了孙珲给他《黄州寒食帖》的良苦用心。
第607章 不做神宗（）
苏轼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一派典型的暴发户嘴脸。
等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
苏轼这样一个人，可以忘了他的官场经历，不能忘的是他的诗词歌赋，他是中国自残唐五代以来的第一大天才。自宋以后，华夏文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可再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超越他的。
一生的磨难，仿佛是上苍赐予他的灵感。没有那些感触，怎能转化成那些文章佳句？
苏轼之才，可以说跨越了苦难，身在苦难痛楚中，居然越发明艳雍容。这一点在华夏文明史上是从所未见的，哪怕是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天分、成就高于苏轼的李白、杜甫也相形见绌。
李白飘逸雄浑，神化难明，天赋绝顶，可是山野气太浓，高兴时放浪形骸，失意时长歌当哭，情绪波动太大，完全被外界影响；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一片赤诚之心，可惜忧过了头，文章里难免沾上了潦倒灰暗的气息。
只有苏轼，不管际遇怎样，心里都有一棵盛开的兰花。心有茂兰一棵，不为世事羁磨。这种从容的美丽，哪怕有再多的折磨，仍然能宁静地绽放。
赵珩知道，孙珲希望自己无论是做皇帝，还是普通人，都能象苏轼那样，面对困境，甚至是必死困境，不咒骂、不消沉、不悔恨，仍然保持微笑，保持住心灵深处活泼灵动的光芒，不让它灰暗，不让它暴戾，这是种别样的骄傲——让美丽的永远美丽，天上的雨水绝不会因为落到地上的泥潭里，就失去它本来的洁净！
贾似道不是王安石，不想也不会重蹈王安石的覆辙，而他赵珩，却也不做“我好孤寒！”的神宗皇帝！
以元丰四年为分水岭，在那之前，神宗皇帝几乎出满勤，每天都要临朝工作，从来不生病。但元丰四年五路伐西夏，先胜后败，举国伐谋，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神宗皇帝一下子病倒了。病得很重，可他年轻，很快身体就开始恢复了，能重新工作了。只是时隔不久，就传来了另一个噩耗——永乐城沦陷。
这个打击是致命的，只在一夜之间，神宗皇帝的健康就崩溃了。他“早朝当廷恸哭，宰执不敢仰视；涕泣悲愤，为之不食”。他是心思太重，对自己要求太高的人，无论如何都没法淡化失利的阴影，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一直郁郁不乐。
谁能想到，这居然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三四年。命运日向他接近，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九月的一天，他在集英殿里大宴群臣，刚刚举起酒杯，突然间群臣发现皇帝的手僵硬了，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下一瞬间，酒杯倾斜了，里边的酒都洒在了皇帝的衣襟上。
神宗皇帝失去了对身体的自控力，病情再一次恶化。痛苦中，他叹息说：“我好孤寒！”
皇帝做到了这样，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可敬还是可怜？
这时他才年仅37岁，正是一个男人精力最旺盛、身体最强健的阶段，有全国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药来调理，为什么还会滑向死亡呢？
只有一个原因。他在自我折磨，无论如何都绝不原谅自己。他是这样得病的，也是这样死亡的。在病重期间，他得到消息，西夏局势剧烈动荡，掌握实权的梁氏集团首脑都死了。先是国相梁乙埋，后是太后梁氏。小皇帝李秉常重新当政，国权却落在了下一任梁氏国相梁乙埋儿子的手里。
新一轮的内乱注定爆发，机会比这一次还要好。只是还有雄心壮志吗？就算有，还能承受千百万子民的伤亡，去恢复国土、重震国威吗？就算再次出征，还有谁能支持、谁来理解……
乐观的人在黑暗中看见光明，悲观的人看太阳都是耀斑。神宗皇帝在自己的思绪里越走越窄，终于在年底时病入膏肓，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大臣们有什么意见，他只能用摇头或者点头来示意。在他最后的时光里，只来得及给国家册立一位皇太子。
宋神宗死了，他带走了一个时代。精确地分析，除了势力衰弱的新法集团以外，几乎所有人都盼着他死，不管是他的生母，还是他的亲人，除了他不懂事的儿子外，都等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好让宋朝再次翻天覆地。
“我好孤寒！”
神宗早就有这样的觉悟，也做了一些准备，可惜世事无情，在他的身后，他的亲人、臣子不仅把他的功业败坏殆尽，就连他的声誉都敢于肆意篡改。
官方说法，总是把他定位在一个失败者上。连同着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也都是以失败告终。
可什么样才是成功？要怎样才算是失败？
熙宁变法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有些细节被证明是错误的，神宗皇帝都及时去掉了。这就算是失败吗？只有每一项每一条都带来丰厚利润，没有半点失算才是成功？
熙河大捷、平定荆湖、征服交趾等辉煌胜利，为什么只字不提？国库的充足，官员的精减，职位的理顺，这些空前绝后的大好事为什么也一件不提？
以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这几项最重大的改革来看，打击的是豪强，造福的是国家、小民，但对一些人来说，这些都是次要的，他们的定位标准是宋朝差点灭亡了，差点被外族所消灭了，是在距离熙宁变法不久之后就发生的。所以，改革是失败的，神宗皇帝是失败的，王安石更是失败的。
第608章 铜镜之秘（）
赵珩想起了法、儒两家之争里，儒家最大的所谓优势，是他们总是说，以法治国都是短命的，看秦朝就是最好的例子。统一天下又怎样，二世而终。
孙珲告诉赵珩，为什么就不想想，秦二世都做了些什么，在他即位之前，李斯这位法家大宰相就被冤杀了，之后秦二世和赵高把秦朝搅得一团糟。法，是绝对的精准、绝对的平衡才能体现出优势的。他们这么搞，完全是背离了法家。
秦之灭亡，正是法制被破坏，直接证明了法家的优越。
同样地，大宋靖康年差点灭亡要看徽宗的作为，尤其是徽宗与神宗之间隔了两位统治者，中间多少变故，为什么要让神宗皇帝来为结果埋单？
神宗皇帝为他的理想而活，奋斗始终，做的都是前人、后人所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神宗皇帝活得非常成功。只是他过于苛求自己，无法从一时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最终导致了他悲剧的结局。
赵珩要学神宗皇帝的担当和有为，但绝不去学他受不了打击的自我折磨。
“坡仙最远被贬去了儋州（海南岛），肖姑娘一时兴起，带朕去了儋州坡仙故居一游。”赵珩对皇后说道，“朕亲见民生之多艰，方知先祖神宗皇帝和王刑公变法之难，多出去看一看，真的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