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窄条子。
四分之一的农民没有马匹，半数以下的农民只有一对马或者牛，所以翻耕的次数很少而且很浅。当时农业劳动的工具只有五百万自制的没有金属的木犁；播种用手从围裙里把种子撒到地上，常常被风刮走，或者被鸟吃掉，很少会使用机器耕作。
虽然在1927年，苏联农业已经从俄国内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总收获量也超越了战前水平，甚至达到了历史新高。
但在农业丰收的同时，从农村运到城市里的粮食却少了不少，导致城市没法得到足够的粮食供应，无法供养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
那多出来的粮食去了哪呢？答案是——去了富农手里。（这就是为什么要斯大林消灭富农的原因）
当时，苏联政府开始意识到，苏联农业这样的情况，不仅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而且影响了社会主义工业。而随着苏联工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苏联的农业必须进行现代化改造。
后来，苏联发生了大饥荒，很多人都把饥荒的根本原因归咎于农业集体化，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关于1932粮荒的真实情况是，苏联不少地区发生了为期两年的旱灾，导致乌克兰等地粮食失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富农却声称农业集体化会“把大家的牲畜和家产全部没收”，教唆其他农民对牲畜的乱加宰杀，否则这些牲畜就不是自己的了。
再加上集体化运动发展得远比斯大林所计划得快，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机器提供给农庄使用，也没有足够的会计和管理人员，导致苏联粮食生产效率没有得到足够的增长（但增长和帮助总是有的）。最后苏联不得不实行了严格的全国配给制度，使国家渡过了难关。
1935年，苏联人民渡过大饥荒后，新的集体化农业模式也得到了巩固。
之后几年，苏联的农产品产量每年都在增加。到了1937年，全国百分之七十一的耕地，百分之五十四点三的播种，百分之四十三的八的收割和百分之九十四的脱谷都实现了机械化，粮食生产效率大为提升。
此后，苏联的农业生产已经完全可以提供城市化和工业化所需，为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了足够的粮食，支撑了苏联的工业发展。
无可否认的是，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偏差，但集体农庄为苏联的农业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是不可埋没的。集体农庄的确改变了俄国农村落后愚昧的状态，不再是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绊脚石，而为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进力！
365 芬达（）
1945年终于在风平浪静中走过去了。
在这一年里，苏联的工业在吸收轴心国的技术后，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不但提升了生产数量，还改善了技术水平和生产质量。
有些工厂，在得到轴心国带来的技术后，便开始研究把这些技术应用到自身的产品上，从而提升自身产品的生产质量和生产技术。
在这样的情况下，吸收了奔驰、大众、保时捷等德国汽车大厂技术的高尔基汽车厂和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便利用所得的技术对自身的生产线进行改良，推出了ZIS…110，GAZ…M20等全新车款，还有ZIS…103，GAZ…71…73等改良型车款。
也有些工厂干脆照搬德国技术，生产一些“山寨货”。在政府的默许下，苏联版的“国民收音机”（新西伯利亚电子厂的人民收音机）、“大众甲壳虫汽车”（高尔基汽车厂的GAZ…M2）等玩意儿横空出世，开始抢占苏联及其社会主义盟国的市场。
这些产品之所以能够普及，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它们能够适应苏联市场的需要。
当时，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买得起收音机，用得起汽车。
但在人民收音机和苏联版“甲壳虫汽车”面世后，苏联的收音机和汽车普及度骤然上升，因为“国民收音机”和“甲壳虫汽车”的生产成本比同类产品还要低了不少，售卖价格比一般的同类产品还要低了不少，能买得起这些玩意儿的人自然也多了不少。
“国民收音机”对于苏联及其社会主义盟友所带来的冲击力无疑是巨大的，不但淘汰了一些原有的收音机，还提高了收音机的普及性，加强了宣传及广电机构的宣传效率，使党和政府的宣传能够通过大气电波，传到普罗大众的耳中，增强了人民大众接受资讯的能力。
除了人民收音机和甲壳虫汽车以外，还有一个产品对整个东方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这款产品，即使到了21世纪，依然为世人所知晓，销量有增无减，几乎全世界所有生活在城市的人都喝过这款源自于纳粹德国的橙味饮料。
说到这里，估计很多熟悉历史的大佬们应该也猜到这是什么了。没错，这款风靡全苏联的产品就是大名鼎鼎的芬达！
很多人都以为，芬达是美国人发明的饮料，但实际上，这款橙味汽水的诞生地并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那这款饮料是怎么诞生的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美国与纳粹德国的关系开始紧张，德国可口可乐公司已经无法从美国获得生产可乐的的主要糖浆原料，导致德国可口可乐公司无法生产原来的可乐产品。
为了维持工厂的运作和工人们的生计，德国可口可乐公司负责人马克思·凯特只好利用德国仅可以获得的原料——乳清和色素，来创建一款名为“芬达”的新饮料。这款饮料很快就在德国可口可乐工厂的生产线上开始生产，随后更在纳粹德国境内火热销售，成为了最受德国民众欢迎的饮料之一。
在苏联占领德国后，德国可口可乐公司的所有的技术文件和生产设备都被苏联工业拆迁部门搬走，以作为对其为纳粹德国宣传服务的惩罚（遭到同样对待的还有德国大众公司和生产国民收音机的厂商）。
所有生产芬达的设备，都被运到了苏联境内，并且在曼图洛夫的安排下，由一家位于新西伯利亚的食品加工厂所接收，于1945年年底开始投入运作。
当然，为了迎合苏联的政治需要，新生产的“芬达”（名字也懒得改）饮料采用了带有革命元素的包装（比如说加上个镰刀锤子、斯大林头像什么的），新的广告上还加上了社会主义标语，为芬达这种本来充满资本主义特色的饮料变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元素之一。
从1945年投产以来，芬达已经攻略了苏联全国市场，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中立国家进军。但在热销的同时，一些知情人士也在吐槽新西伯利亚汽水厂（生产芬达的厂家）的“山寨行为”。
过了不久，当这些意见送到厂党委书记案上之后，厂方很快就想到了一个能够洗脱“山寨罪名”的方法，那就是推出其他果味的汽水饮料（包括苹果味、葡萄味等等）。
1946年年初，葡萄味的芬达开始推出市场，随后又有柠檬味，苹果味的汽水陆续推出，令苏维埃人民提前几十年喝到了汽水。
作为一名来自21世纪的穿越者，曼图洛夫对于这样的现象还是感到有些违和的。
但无论怎么说，能在1946年的炎炎夏日喝到冰冷的橙味芬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简单的享受。再加上身边的美女，还有涅瓦河畔的优美景色，使他有一种置身于天堂的感觉。
“沃罗佳，如果没有你的话，苏联人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喝芬达呢？”
曼图洛夫牵着卡蒂娅的玉手，闻着卡蒂娅身上发出的雌性香气，说：“普通工人的话，至少要等四十年，官僚的话，等二三十年应该就能在特权商店里搞到了，但价钱应该也不会便宜。”
“以前，我还没怎么察觉到我们国家和历史的改变，因为以一个普通国民的角度来看，国家的经济数字，版图变化，局势变化，还有政坛上的变化都是一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直接感受到的，也不是每个人都在意的。
这种改变，当我们离开战场，离开政府办公室，回到家里的时候，就已经不会察觉得到了。
但文化和饮食则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任何一个改变都会影响着全国人民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改变能在每个层面上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在各个层面都能察觉到，感受到。”卡蒂娅也被这样的现象所震撼了，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能够真真实实地感受着历史的改变。
366 列宁格勒的气氛（）
“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我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一个真正讲道德和人性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里，剥削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这个社会讲求道德。
无论怎么说，剥削都不是一种符合道德的事物，所以这样的事物是一定会被一个讲求道德的社会所唾弃的。
但在我们所身处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里，剥削却依然存在，而且为领导阶层的‘同志们’所维护，所推崇。
这样的社会和充满剥削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区别？最大的区别也许就是剥削者的形象和身份不同而已。
怎么不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剥削者是掌握生产资料和巨额财富的资本家。而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里的剥削者就是掌握权力的官僚分子。”
在苏联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开始出现了一群“敢于发言”的年轻人。
这群年轻人当中，有不少是列宁格勒大学的学生，他们受到了列宁格勒大学校长亚历山大·沃兹涅先斯基（国家计委主席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的哥哥）的影响。
亚历山大·沃兹涅先斯基的思想，在苏联这个比较严格保守的国家里，已经算是比较“开化”了。他的思想比较倾向于自由化和道德化的路线，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思考，推荐学生们研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更多的研究和讨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在列宁格勒大学的学生群体当中组织了起来，他们被鼓励批判思考，自由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
这些言论当中，有不少是反对斯大林政府的，但在列宁格勒这种鼓吹自由和批判思考的气氛下，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往往不会惹上什么事情。
就算惹上事情了，那也有列宁格勒大学的人为“倒霉”的人做担保，而在列宁格勒大学（也就是亚历山大·沃兹涅先斯基）的背后，还有一个叫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的政治局委员，而沃兹涅先斯基的背后，还有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
在列宁格勒，几乎没人敢得罪沃兹涅先斯基等人，因为这些人的背后恰好就是苏联政坛中，掌握着巨大政治力量的“列宁格勒派”。
这股政治势力在中央的力量虽然并不足以让他们呼风唤雨，但至少目前来说，他们在列宁格勒这个地区也已经拥有近乎于“呼天唤雨”的力量了。不但是市委，就连市政府，市苏维埃里面的主要领导，几乎全都是“列宁格勒派”的人。
在一个地方里，得罪当地的党政领导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所以很多在列宁格勒生活人在发现有列宁格勒大学学生怀有反斯大林思想或者倾向后，一般都会选择隐瞒。
少数选择举报的人可能会成功，但就算成功了，最终被举报的人也有可能在大学方面的担保下逃过一劫。
也许，亚历山大·沃兹涅先斯基鼓励批判思考，推崇人道主义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以招生的方式“拯救”“人民公敌”子女的行为也是值得赞扬的。但这样一来，那些曾经受到苏维埃政府压迫的人可能就因为得到亚历山大·沃兹涅先斯基的庇护，处境暂时安全，而开始变得毫无顾忌起来。
部分学生批评政府的言论或许还是对的，苏联政府目前来说还暂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都是由党内官僚主义分子或修正主义分子所引起的，但结果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往往被归咎到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身上，令人对斯大林，乃至于整个党内的所有干部都产生抵触之意。
一些“人民公敌”的学生更对这些问题“深有体会”，他们亲身经历了父母被内务部人员逮捕的痛苦，自己被迫过上“人民公敌”子女那种饱受歧视，不受公正对待的生活，自然对内务部及其背后的政权抱有不少怨气。
当他们有机会发表反政府言论，表达自己对政府的不满时，这些人民公敌的子女往往会说出一些更加激烈的言论，并会把自己家人的经历用作为反对斯大林政府的“活例子”，从而增强自己的说服力，每次说起的时候，心里的怨气也会随之爆发，往往会在这种急待发泄的情况下说出不该说的东西。
“柳德米拉，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一名年轻男子打断了柳德米拉的话语，毕竟这里是公众场合，一个人民公敌的女儿发表这些映射政府的言论很容易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招惹杀身之祸。（虽然她并没有提到斯大林，只是在批评他口中的“官僚主义分子”。）
“我说的有错吗？那些掌握权力的官僚分子的确在利用自己的权力，剥削广大的人民。我们的党，还有我们的领袖也是不容忍他们的，我说的这些难道不符合路线吗？”柳德米拉用带有讽刺性的口吻说道。
她说的话，在外人看来，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柳德米拉本人根本就不相信自己刚才所说的话语，也不相信党会接受自己的言论。在她看来，如果党真的不容忍这些官僚的存在，那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怎么没有丢掉官位，怎么还过着人上人的生活呢？
她想到的唯一能解释这现象的原因，就是斯大林也不反对，甚至是默许这种现象的存在，甚至也在参与着部分的阴谋。
但事实是否如此呢？其实斯大林也曾经多次发表反官僚主义言论，认为任何一个成功的执政党都会有这些机会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的存在，所以他一直以来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