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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乌克兰相比，哈萨克斯坦和新西伯利亚州的农业产量却得到了不小的提升。
在契尔年科当上哈萨克斯坦党委第一书记后，他便在曼图洛夫的建议下，展开了大垦荒运动，使得哈萨克斯坦的耕地面积大大增加。
为了防止在大垦荒运动中造成水土流失等不良现象，曼图洛夫还给苏联的农业部门和研究机构打了招呼，派出大量农业、环境专家前往哈萨克斯坦进行评估，制定了科学，有效的开垦计划和种植计划，不但提升了哈萨克斯坦的粮食产量，还改善了农民们的种植技巧和知识水平。
至于新西伯利亚那边，则一直都在贯彻曼图洛夫在任时的农业政策，基本内容跟哈萨克这次大垦荒其实也没多大区别，粮食产量一直在稳步提升，甚至已经逼近了白俄罗斯一个共和国的水平。
契尔年科在农业上的出色表现，再加上他乌克兰族的身份，使他成为了接任赫鲁晓夫，成为新任乌克兰党委书记的首要人选，根本没人能对此提出任何异议。
那赫鲁晓夫怎么安排呢？这个问题还真的比较棘手，既不能让他担任一些有发挥潜力的位置，又不能把他贬到太低的位置。
在历史上，赫鲁晓夫担任乌克兰党委书记期间一直表现平庸，甚至还因为1945年的旱灾而导致自己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
但到了1947年，乌克兰这个大粮仓开始丰收，连续两年粮食收成超过计划目标，给他带来一个不错的政绩。
为了实现他“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赫鲁晓夫还试图将集体农场合并为农业城市，并在1949年10月建立了一个样板点，作为斯大林70岁生日礼物。
赫鲁晓夫这一招为他赢得了斯大林的欢心，斯大林一高兴，就把赫鲁晓夫提拔为苏共中央书记处负责意识形态的书记（排行第三），从此赫鲁晓夫具备了竞逐苏联下任领导人的条件，最终也获得了成功。
但在这个位面里，赫鲁晓夫就遇上了曼图洛夫这样一个强劲的对手。不但在政绩和地位上碾压了他，还掌握了党内的人事权，能左右赫鲁晓夫的命运。
不过，曼图洛夫现在并不是总书记，就算他当上了总书记，讲人家贬职，甚至是整掉也总得找个好点的理由出来。
赫鲁晓夫在农业上表现不佳的确是一个不错的理由，但1945年这次农业歉收更大程度上是由自然灾害因素所造成，与他的工作能力什么的没太大关系。
如果仅凭着这一点，是不足以把一个乌克兰党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贬到村级、区级、市级单位的，就算让他当个普通州份的州委书记，也已经是个颇大的惩罚了。
除了这点以外，赫鲁晓夫身上的缺点其实还有不少，包括他官僚化的表现，还有他曾经发表亲托洛茨基和反斯大林的言论。
本来，赫鲁晓夫曾经是托派分子这一点已经足够把他逮捕了，但他在不知多少年前，已经当着斯大林的面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得到斯大林的谅解。他坦率的作风也令斯大林觉得他是可以信任的对象，以后再也没人能以“勾结托派”这个罪名来整肃他。
至于官僚化的表现，这一个现象在苏联绝大部分干部中都普遍存在，而且赫鲁晓夫的官僚化现象并不算严重（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很难利用这一点去整掉别人。
363 西伯利亚派的崛起（）
1945年8月，苏共最新一轮人事调动的结果终于出炉。
在8月初的中央委员会常会上，白俄罗斯党委第一书记潘特雷蒙·波诺马连科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接替了安德烈耶夫在书记处的职权和位置，排名第四，仅次于斯大林、日丹诺夫和曼图洛夫。
此外，拉夫连季·贝利亚也在这次选举中当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成为苏共最高权力核心的其中一员。
即便如此，贝利亚的实际权力却因为这次的选举而滑落了不少，他虽然能够参与政治局会议，能参与最高层级的决策，但他对肃反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的控制力已经大不如前，甚至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国家安全部的控制力。
然而，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里面依然还有不少贝利亚的人，给贝利亚提供情报，为贝利亚做一些不见得光的事情。
过了不久，一系列针对加盟国的调动也相继出炉，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被调任为摩尔达维亚共产党党委第一书记，哈萨克党委第一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接任乌克兰党委书记。
这样的安排，虽然并不是毫无争议，但至少没人能够提出任何反对的理由。
乌克兰是苏联最重要的“粮仓”，农业比工业还要发达得多，由契尔年科这样一个在哈萨克农业发展工作上取得傲人成就的人来担任乌克兰党委书记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安排。
而且，契尔年科还是乌克兰族人（虽然他在西伯利亚出生和长大），通晓乌克兰语。在处理乌克兰的民族问题上也有不小的优势，而乌克兰人民也对这样一个乌克兰族的新书记充满了期待，也有不少的亲切感。
唯一的争议点就是契尔年科的资历和出身。
他年纪偏小（34岁）不是问题，没有像曼图洛夫那样多样化的履历也没有问题，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他在新西伯利亚的工作经历。
就在1938年，曼图洛夫当上新西伯利亚党委第一书记的时候，他就“钦点”了当时还在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宣传部里工作的契尔年科来当州委第二书记。
如果没有曼图洛夫的提拔，契尔年科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今天，这也注定了他一生都要跟曼图洛夫混，是曼图洛夫的铁杆盟友（小弟）。
这次契尔年科的调动，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是平调（从一个加盟共和国第一把手调到另一个加盟共和国当一把手不是平调是什么？），但实际上，却令契尔年科的党内地位提升了不少。（乌克兰的第一把手很容易升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或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契尔年科地位的提升，使曼图洛夫的“西伯利亚派”掌握了乌克兰这个重要加盟国的“控制权”，而成为中央书记的波诺马连科和刚当上白俄罗斯党委第一书记的尼古拉·古萨罗夫也迅速向曼图洛夫这个主管人事的中央书记靠拢。
起初，曼图洛夫并没有接受波诺马连科和古萨罗夫的“投诚”，因为他并不希望自己的政治盟友（小弟）里，存在着投机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
但他观察一段时间后，发现波诺马连科和古萨罗夫都是比较可靠的人，也没啥官僚化的作风倾向，都是可以拉拢的对象。
后来，经过更深入的交流后，曼图洛夫更发现波诺马连科的理念跟自己颇为接近，人格品德甚至比传说中的还要好，于是欣然接受了他的投诚，给“西伯利亚派”增添了一个中央书记。
波诺马连科的“加盟”，使“西伯利亚派”完全掌握了党内的纪律检查机构，无论是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安德烈耶夫）、副主席（曼图洛夫），还是分管监察干部的中央书记（波诺马连科），都是“西伯利亚派”的人。
他们完全有权力对党内的“违纪人员”采取行动，并且让曼图洛夫所掌握的中央组织部提拔“更合适的人选”来填补这些位置。
至于赫鲁晓夫，他这次就惨了，虽然名义上是平调（从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调任摩尔达维亚党委第一书记），但他的党内地位却降了不少。
他不但失去了自己在中央政治局的位置，而且还被调到摩尔达维亚这样一个工农业都不怎么发达的地区，这个地区要基础没基础，要资源也没啥资源。
没有苏联其他加盟国的“接济”，摩尔多瓦经济根本无法得到发展。
在历史上，苏联解体后，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因为没了苏联的支持而崩溃，成为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
为了生计，大量摩尔多瓦美女沦为娼妓（有说40万人，占全国人口10％），不少人逃到欧洲其他国家当廉价劳工，被骗到外国（主要是巴尔干）妓院的女人更是不计其数。
尽管摩尔多瓦的经济也在共产党当选后得到了发展，生活水平略有改善，但依然没能摆脱其贫穷的面貌，经济水平也因为其基础和条件所限，很难得到大幅度的发展。
当然，如果管治者是超有能力的话，还是有机会把摩尔达维亚给搞起来的，但赫鲁晓夫明显不是那种管治奇才，让他去管条件好的地区还算可以，让他去摩尔达维亚的话，恐怕很难干出什么政绩来，提拔机会也比其他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大洲分（新西伯利亚州、斯大林格勒州）还要低，发展机会基本上已经受到了扼制，除非最高领导要提拔他。
至于新上任的哈萨克党委第一书记佩戈夫，还有接替他当滨海边疆区党委书记的那个人，都是经过中央组织部多次考察所筛选出来的人物，无论是能力、人品，还是可靠程度，可信任程度，都是可以保证的。
他们也因为这次得到了提拔而向主管人事的中央书记曼图洛夫靠拢，最后也成功“加盟”了西伯利亚派，成为曼图洛夫的铁杆战友。
364 农业问题（）
对于苏联人民来说，1945年无疑是值得庆贺的一个年份。
在这一年，苏联成功研制出欧亚国家的第一枚原子弹，并在日本福冈“试爆”，迫使日本这个帝国主义国家投降，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随着日本的投降，苏联人民彻底摆脱了数年来的战争之苦，被征召服役的士兵们陆陆续续地回到大后方，从事生产工作，过着和平和安定的生活。
因为待遇差别的缘故，大部分的士兵在战争结束后，都选择到城市的工厂里从事工业生产工作，只有极少部分农民出身的士兵愿意回到落后的农村里，从事农业生产。
结果，苏联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城市人口大增，但农村人口大减的情况，不但令城市的住房供应变得更加紧张，还增加了全国各大城市的粮食需求。
为了应付城市人口的增长，苏联政府只好增加各个州、加盟国的粮食采购量，但在增加采购量的同时，农村地区的粮食产量却因为缺乏农业劳动力的缘故而没有得到提升（不少村里的士兵在战斗结束后都进城市了），导致全国广泛地区出现了粮食供不应求的情况。
苏联的行政干部当中，虽然有不少是共产主义信徒和党内积极分子，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是官僚主义分子。
这些官僚主义分子充满野心，他们入党做官纯粹是为了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满足自己的权力和物质欲望。
他们经常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但并不相信党及其奋斗目标。他们经常撰写赞扬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还能在讲话中熟练地引用列宁和斯大林的话语，但这些文章和讲话的内容，居然连作者/演讲者本人也不相信。
虽然他们并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这些言论，但为了自己的仕途，他们又不得不这么做。
同样的，这些官僚主义分子也能为了自己的仕途，而做出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
在苏联政府宣布要增加粮食采购额度之后，地方政府的官僚们为了达到中央所定下来的目标，往往采用一些人道，也不太合适的手段。
为了短期内收集到足够数量的粮食，官僚们往往会迫使农民交出过量的粮食，以达到上面定下来的粮食征集目标。
不少农民，因为手头上的粮食被官僚征光，而开始面临着饥寒交迫的威胁。有些人还可以向其他人借粮（实际上没多少人能借到粮食），或者花钱买粮等方法渡过难关，而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就算自己没饿死，也至少要失去一个家人。
幸好，这些惨剧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这次的饥荒规模和历史上同时期的那场相比，已经是小之又小了。
这还是要多亏了德军没有越过修建在苏联旧国境线上的“曼图洛夫防线”，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两大产量地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工农业生产依然在进行，大部分农民在战争时期还依然在自己的集体农庄里耕作。
因为苏联红军伤亡减少的缘故，被征召到战场上的农民数量并没有历史上那么多，而遭到德军杀害的农民也主要是西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的人，对其余产粮区的影响根本不大。
最终这场饥荒的死亡人数不过千人，涉事的强征粮食的官僚也被中央监察委员会调查，最后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处理。
虽然这次饥荒最终还是被解决了，但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却从不知什么途径掌握了苏联发生饥荒的消息，然后在他们本国内大肆报道，将饥荒的原因归咎于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认为斯大林的独裁，还有计划经济和集体农庄制度是“导致苏联饥饿和贫穷的根本原因”。
这个观点，在西方国家里受到不少人的认同，而到了21世纪，这些观点居然还成为了历史界的主流言论，也广为大部分前苏联加盟国人民，甚至大部分“苏粉”、“共产主义者”们所接受。
但事实却恰好相反，正是因为斯大林时代的农业集体化计划，令苏联的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提升，也令全国贫农摆脱了贫穷，摆脱了旧式俄国农业无法供养城市的困境。
在1928年，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之前，旧式的俄国农业根本无法供养城市所需，无法为迅速发展的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提供足够粮食，阻碍了苏联的城市化，工业化的步伐。
推行农业集体化之前，苏联/俄国的农业技术可以说是极端落后，不少俄国农民甚至还在用中世纪的方法进行耕种。
他们住在村庄里，要走几英里才到田里。一个农户的十英亩到二十英亩的土地常常分为十几块，散布得很广，而且常常被分为连什么都无法转过来的窄条子。
四分之一的农民没有马匹，半数以下的农民只有一对马或者牛，所以翻耕的次数很少而且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