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三伐高丽,其实很多时候是没办法。
首先,史上高丽与华夏的关系通观先秦至隋文帝时期高丽与华夏的交往可见:华夏与朝鲜血缘上有渊源关系;汉武帝设朝鲜四郡,又将其划归为华夏的行政区域,确立了两地的藩属关系。隋唐统治者正是以这两点为借口,伐其不恭。毕竟华夏分乱之时,高丽趁势扩张;强大时,朝贡中国,接受分封,所以从本质上讲,高丽与华夏历代王朝动态的平衡关系是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对比基础之上。
其次隋初的国际形势隋初的经济繁荣为隋炀帝征高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国力对比来看,隋朝对高丽是个很大的威胁。同时,处于东夷强国地位的高丽也令隋十分担忧。东夷散列开来并不可怕,但是如果他们因为某种原因联合起来,尤其是高丽与突厥的联合,足以对中原构成潜在的巨大威胁。正因为隋和高丽均感到对方的压力,相互猜忌,所以引起高丽背离隋朝私臣于突厥,从而引发了这场大规模的战争。
第三,国内形势方面,辽东之役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民不堪役,纷纷反抗,国内形势日趋严峻。但是隋炀帝仍然固执己见,不听臣下劝言,执意再征高丽。统治者不顾内患,坚持排除外忧,无疑是雪上加霜。隋炀帝为何在国内形势已动荡不安之时还要发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辽战争呢?当时国内已经是民变蜂起、愈演愈烈了,即使隋炀帝一心着手镇压内乱,全国性的起义也难以立即平定。而国内情急之时,外敌更有可能趁虚而入。赌注性地去攻打高丽,一旦取胜,不仅可以稳定边疆局势,挽回征高丽的负面影响造成的损失,而且可以消除人民起义的根源,迅速稳定国内形势。
当然了,征高丽,隋炀帝个性因素也很重要。
隋炀帝博学多才、有谋略。此人又一贯好动,久静思动,就想着做些什么。然后是猜忌多疑,不听劝。这些性格因素,都让隋炀帝走上了征高丽的道路。
最后就是核心集团的作用了,据隋书记载,裴矩等五人“时人称为‘五贵’”。裴矩当时是隋炀帝边境问题和国外民族方面的主要顾问,出色的外交家。正式因为裴矩提醒炀帝,隋文帝征高丽未遂是因为统帅无能,鼓励炀帝用速战速决的方法攻打高丽,并作为战略顾问随他征讨。因此,裴矩在征辽时的策划与鼓动作用不容忽视。综上所述,隋炀帝伐高丽是基于理性分析当时国际形势所作出的决定,不能轻易定位成扩张领土、掠夺财富的侵略战争,不妨看作防御性、自卫性战争似乎更加合理一些。待到后来,局势失控,隋炀帝消极放纵,加之核心集团的奉迎,使征辽战争发展成为不顾国情的赌注性、灾难性战争,导致隋亡。
至于说李世民征高丽,原因就纯粹一些了。
雄才大略、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的唐太宗,之所以决定征高丽,主要是高句丽人对中原王朝的极端羞辱和公然挑衅。
史书有记载,在经过“四次隋高大战”隋军大败撤退之后,高句丽人把隋军阵亡将士的尸骸堆积起来,构成了一道毛骨悚然的“景观”,供其国人观赏。
此举,足以看出高句丽人的残忍和丧失人道。唐太宗知道后,义愤填膺,于贞观五年派人去高句丽收葬了阵亡将士的骸骨,并予以祭奠。收葬、祭奠壮士的骸骨和亡灵,本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不料却引起了高句丽人的万分恐惧。高句丽花费了巨大人工物力,在沿唐边境修筑了高丽长城,自夫余城至渤海,修筑了长达一千余里的“长城”,十六年修成,“以资防御”。不过唐太宗考虑到唐初经过连年战争,将士伤残,国力衰弱,需要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所以李世民迟迟没有动手,而是在积攒力量,等待时机。
事实上,李世民征高丽其实还是顺利的,整个过程中虽然也有小败,但总的而言还是胜场居多。最后无法成功,只能说是天时地利人和方面不争气了。
天时方面,当时已经入冬,补给困难,战线太长,唐军士兵后续无力;地利方面,高丽人本土作战,地势熟悉,还有坚城可守,唐军方面没有这样的优势,自然是久攻不下,地利不顺,导致天和逆转。
最后是人和,高丽人下定决心死守,而唐军方面呢,则是状况频出,比如说在攻打安市城前,唐太宗就得知安市城地势难攻,安市城主杨万春机智勇敢有一支强大的守城部队。渊盖苏文摄政高句丽后,杨万春拒绝接受渊苏盖文摄政。渊苏盖文曾发兵攻打安市城,但没有成功,因此只好让杨万春继续担任其职务。于是乎,唐太宗打算先攻打较为容易的建安城。这样拿下安市城南边的建安城,安市城也就不攻而破。李世勣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如果唐太宗先攻建安城,安市城就会切断唐从辽东的供给线使唐陷入被动。于是唐太宗决定还是先围攻安市城。
据悉当唐太宗和李世勣的部队到达安市城后,安市城的守城者见到唐太宗的旗帜就在城墙上大声漫骂,李世民大怒。李世勣于是请求唐太宗拿下安市城后坑殺全城百姓,这使得安市城的守卫者更加奋力抵抗唐军,就这样李世勣一时间拿不下安市城。
围城期间,唐太宗甚至从安市城中传出杀鸡宰猪的声音,于是告诉李世勣说高句丽人可能在宴请守城部队准备突袭。李世勣于是作好了高句丽会在晚上突袭的准备。事不出所料,安市城当晚真的对唐进行了突袭。不过早有防备的李世民,亲自率兵击退了高句丽的进攻。
与此同时,李道宗开始在安市城的东南构筑一个用于进攻安市城的土山。为此,安市城也不断加高东南边的城墙。双方这样对峙了60天后,李道宗的土山已经高到可以看到安市城的里面。李道宗和他的手下傅伏爱登上了土山顶的时候,土山却出现了倒塌,并倒在了安市城的城墙上,安市城的城墙也因此倒塌。傅伏爱这时却擅离职守。高句丽趁乱发动进攻占领了土山,并使其成为安市城防守的武器。唐太宗一怒之下,公开处死了傅伏爱并下令对土山进行疯狂攻击。可惜不过打了三天也没拿下来,李道宗赤脚向李世民请罪,不过李世民宽恕了他。
总体而言,中原王朝攻打高丽这样的小国,困难是很多的。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破釜沉舟的意思,但凡遇到困扰,总会下意识的选择更加轻松的方法。须知很多时候打仗打的就是意志,中原王朝经常会在意志上输一筹,自然也就无法彻底压服对方了。其次就是补给的问题,古代的中原王朝,普遍海军发展不是太好,虽然在东亚范围内算是最强海军了,可还是无法做到大批量军队的投送和大量物资的补给,加上古代的气候和现代还不同,古代的气候在冬天的时候更加严寒,也没有暖气什么的,普通老百姓身体里油水也不足,几点相加,就保证中原王朝在进攻高丽的只能选择春夏之交,而到了秋冬季的时候,就必须战略后退,这一退,就给了对方夺回失地的机会,打下的地盘也只能拱手相让。再然后,就是所谓民风问题了。
穷山恶水出刁民这句话是绝对没错的,中原王朝饱读诗书礼仪,确实是有谦谦君子之范。高丽这种穷地方,连文化都是从中原学过去的,文化发展相当落后,大部分国民不识字,生活条件还不好,可不就一个个成了野蛮人一样的存在?秀才遇到兵还有理说不清呢,遇到野蛮人你能有什么办法?
论野性,中原王朝定然是比不上这些险恶之地的居民的,中原王朝屡战屡败,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不得不说,连续两朝的失败,这在华夏数千年的历史上,都算得上是比较罕见的情况了。所以高丽之名,在华夏内陆还是比较有名气的,而曹岩将目标放在了高丽之上,倒不是他自大到认为自己就比隋炀帝强,更不是他觉得自己比唐太宗还牛,当然了,论眼界,他确实比这两位强,毕竟两位都是古人,他们的眼界是有一定限制的,曹岩作为后来人,眼界宽阔一些是应该的。
他之所以选择以高丽为跳板反攻大宋,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此时的高丽太过虚弱。
在结束了与契丹的战争后,高丽理所当然的进入了长期和平稳定的时期,因此显宗被视为高丽的“中兴之主”。德、靖二宗时,围绕保州问题,高丽与契丹关系再次紧张,为此高丽修筑了千里长城,其后由于高丽的让步而很快恢复了和平状态。1046年,高丽文宗王徽继位,此时不仅高丽内部安定繁荣,而且对外与契丹和睦相处,与宋朝恢复邦交,与日本实现往来,被誉为高丽的黄金期。文宗在位37年之久,随后的顺、宣、献三朝大体维持守成局面。
文宗在位时,与出身庆源李氏的贵族李子渊联姻,娶了他的三个女儿为后妃,其中两女生育许多王子,这些王子又大多同庆源李氏下一代联姻,庆源李氏的势力因而迅速膨胀,成为盛世隐忧。1095年,高丽发生政变,文宗之子鸡林公王熙先联合宰相邵台辅、将军王国髦等诛杀庆源李氏外戚李资义,随后年轻的顺宗让位于叔父王熙,王熙即高丽肃宗。肃宗年间,正逢女真兴起,高丽与女真发生冲突,高丽惨败,被迫求和,肃宗接受朝臣尹瓘之建议,设立“别武班”,大修武备,欲雪败于女真之耻。
1105年,肃宗去世,儿子高丽睿宗王俣继位,在1107年冬派尹瓘、吴延宠越过千里长城,征讨女真,占领曷懒甸之地,修筑东北九城,但因不堪女真的反扑与骚扰,于1109年将九城归还女真。1115年,女真酋长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与高丽建立兄弟之邦的关系,高丽则利用辽金战争的机会夺取保州,改名义州,解决了多年来的肘腋之患,使高丽疆域抵达鸭绿江。
知道1122年,睿宗去世,儿子王楷继位,是为高丽仁宗,由于仁宗年幼,外祖父李资谦辅政,庆源李氏的势力再次膨胀。李资谦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仁宗,实现了庆源李氏和王室的第四代联姻,他本人则被封为朝鲜国公,位极人臣,严重威胁到高丽的王权。这种矛盾终于在1126年爆发,先是仁宗近臣欲铲除李资谦及其亲家拓俊京却失败,导致宫阙被焚,仁宗差点要禅位给李资谦,李资谦不接受,但仁宗遭到软禁。而后仁宗成功离间了李资谦和拓俊京的关系,通过拓俊京扳倒李资谦,翌年又除掉拓俊京,恢复了王权。
然而,仁宗接下来所重用的是出身西京的和尚妙清与朝臣郑知常等人,他们极力鼓动仁宗迁都西京,甚至称帝建元、北伐金朝,引起了以金富轼为首的旧贵族的不满。仁宗最终没有接受妙清的建议,妙清遂于1135年在西京起兵,国号大为,年号天开,仁宗派金富轼讨伐,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西京方面时降时叛,最终还是被金富轼武力镇压,高丽的社会秩序又重新稳定下来。
妙清之乱平定以后,高丽的文官贵族势力继续发展,可以说到了畸形化的地步,继仁宗而立的高丽毅宗王晛被称为“太平好文之主”,但他和文臣们却极少顾及武臣的感受与利益。事实上,武臣对重文轻武、文武差待的不满已达到极致。直到1170年,文武矛盾终于总爆发,以郑仲夫、李义方、李高为首的武臣在毅宗所巡幸的普贤院发动政变,大杀文臣,挟持毅宗回开京,旋即废黜,另立毅宗之弟高丽明宗王晧,建立起武臣政权。
武臣政权前期可以说是是高丽内部最混乱的时期。首先,被武臣剥夺既得利益的文臣自然对武臣政权不抱好感,除了被杀的大批文臣外,还有不少弃官归隐的和仰武臣政权的鼻息而苟且偷生的文臣。一部分文臣举兵反抗武臣政权,如1173年的金甫当之乱和1174年到1176年的赵位宠之乱,此外还有开京僧侣起兵,这些叛乱都遭到武臣政权的血腥镇压。地方民众的反抗也此起彼伏,这些人民起义主要集中于南方,故被称为“南贼”,一些“南贼”还打出了复兴新罗的旗号。开京在1197年还发生了私奴万积发动奴隶起义的图谋,喊出了“将相宁有种乎”“使三韩无贱人”的口号,当时的秩序混乱可见一斑。
此时的高丽虽然还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但隐患也已经很重了,国力衰弱,士兵久疏于训练,曹岩当然有胆子,也有能力吃下这块大肥肉了。
如果是隋炀帝那个年代的高丽,他还真的不敢随便下口。开玩笑,那地方可是一块泥潭,陷进去的话,中原大一统王朝都吃架不住,何况一个区区梁山?但此时的高丽已经非常混乱,曹岩完全有能力趁机分一杯羹。
不过他也不傻,他当然不会同时开两条战线,高丽再弱小也是一个国家,其实力就算比不上大宋和扶桑,但毕竟地势险恶,如果不是土生土长之人,想要强攻那个地方基本上是没什么可能的。但是现在没问题了,高丽内乱是其一,扶桑后续兵员补充是其二,对于扶桑人,曹岩可没有半点怜惜,梁山拿下扶桑几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拿下之后,成年男子会大量充入军队,或威逼或利诱,让他们为梁山而战。
便是死光了死绝了也没关系,只要能打下高丽,自然又有无数的男性能补充进军队,至于说女性,这个就要留下来了,梁山接近二十万人,九成以上都是光棍,梁山要可持续发展,孩童就很重要了,曹岩甚至准备在平定之后的扶桑推行强制婚姻政策,每个成年男性必须有最少三个以上(包括三个)的本地人作为妻子,以保证子孙后代的延续。不遵从命令的,就等于是违抗军令,反倒会受到惩罚。
这样一来,相信用不了十年,扶桑这个国家就完全成了华夏的一部分,再也不分你我。
毕竟社会主要力量的男性都死在战场上或者充军了,剩下一帮子女人,以古代人的习俗,那还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丈夫是华夏人,孩子也是华夏人,甚至不需要三代之后,扶桑就会完全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想想都带感啊,一想到后世扶桑对华夏造成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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