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第一，是富士苹果的发源地，也是扶桑屈指可数的食品宝库，是扶桑自然环境最优越的地方之一，为扶桑的长寿县之一。
除了农业发达以外，在后世，这里的林业，以及渔业也都很发达，在扶桑国内也是数得上号的。固然这个时候的青森县肯定没有后世那么丰富的产业，但就资源而言，只是林木资源，此时的青森县肯定要比后世还强，虽然没什么有名气的矿产，可如此丰富的林木资源，对于梁山来说也还是非常重要的。
加上这里又是全面进攻扶桑的第一站，曹岩对这一次的登陆战充满了期待。同时，为了保证成功率，他一次性将呼延灼的第二军团和关胜的第三军团全部派了出去，就是要狠狠的打扶桑人一个措手不及，并且迅速在扶桑境内站稳脚跟。
同时，为了给将士们加油打气，曹岩这一次也将会跟随部队一同出征。
得知他这个决定后，其他人倒是一致认为曹岩应该在更加安全的地方，打仗这种事情交给他们做就好，不管怎么说，曹岩都是梁山的主心骨，若是不小心出了点什么事儿那可真是百死莫辞了。怎奈曹岩却根本不给他们这个机会，无论大家怎么劝，他都很简单的表示要和大家共进退。
对此，梁山的一干将领虽然无奈，却也只能接受曹岩的要求，毕竟他们无法让曹岩改变心意，就只能咬着牙，任由他折腾了。反正以曹岩的武功，只要不是被大军围困，想来还不至于出什么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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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日益强大的梁山海军（）
青森县在如今的扶桑国内，其地位就相当于是中原地区的西域，太偏僻了，偏僻到除了那些无处可去的武士集团以外，几乎没有人愿意来这边发展的程度。
源氏虽然实在这里发起来的，但如今源氏早就离开了这片土地，他们此时的目标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京都中央地区，类似青森县这样的小地方，已经被他们丢给了附庸于源氏的一个小的武士家族。当然了，实际上源氏也并没有彻底放弃这片土地，只能说，他们向往更加繁华，也更加代表权利地位的京都，像是青森县这样的地方，只要能够保持他们的统治，他们源氏提供保护，而对方每年上交一定的财富即可。
这也算是一种古代版的双赢吧，起码对于控制青森县的武士家族而言，有了源氏的保护，他们就不用担心自己的地盘会被其他武士家族入侵，谁要有这个胆子，不仅仅要承受当地“统治者”的反击，更要承受源氏的怒火，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地盘之争了，这分明就是在打源氏的脸！
因为有了源氏的保护，所以他们可以在这里安心生活，不用担心会被别人把地盘抢走。而源氏呢，有了这样的一个个小武士家族依附，每年上交的“保护费”就不在少数，事实上源氏也不用付出什么，他们只需要展现出自己的威严即可。
这样的统治，连天皇都管不了，明面上青森是有扶桑朝廷的官员的，可这些官员根本就管不了事儿，甚至很多时候海市源氏派过去的，官员和武士家族沆瀣一气，天皇和朝廷对此毫无办法。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模式维持了扶桑国内的稳定，起码地方上有武士家族的存在，不会出什么大乱子。朝廷和天皇，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
于是不知不觉间，在青森，这样的统治模式已经维持了几十年。
然而就在今天这一切都土崩瓦解！
当大批的海船出现在青森近海的时候，岸边的渔夫和农民都被吓傻了。
话说梁山这一年的时间里可不是在这里混日子的，船队分成了两部分，李俊和阮氏三雄带着一部分，主要负责运送曹岩从各地收拢起来的好汉和士兵。另一边，穆家兄弟等人则开始在南方船舶业发达的地方招收船工，许以不低的工钱，将他们带到岛上，为梁山造船。当然懂得造船的人都知道，造船使用的木料必须是专门加工过的，绝不是说随便锯刀一棵大树切削成木板就能造船的，但是梁山为了保证短时间内有足够的船只可用，降低了对木材的需求，同时梁山人马也在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明州、温州等地加强劫掠，主要目标就是那些木料。
朝廷对于梁山的这种劫掠方式其实是没什么太好的办法的，别说梁山目前使用的都是朝廷制式的战船，即便是普通舰船，朝廷也没有余力阻止。毕竟如今整个江南地区都糜烂不堪，朝廷必须派大量军队前往镇压，再加上梁山只是抢木头，连粮食都很少抢，在朝廷的眼中，粮食当然是最重要的。而对于当权者来说，中原地区永远是最重要的，只要梁山的目的不是中原，他们想要木头就随他们去吧。反正在当权者的眼中，海外都是蛮夷之地和化外之地，从古至今都不被看重，梁山如果愿意去这些地方折腾，当权者高兴还来不及呢。
也因此，梁山在一年的时间里得到了大量的工人和数不清的各种木料，这些木料不是每一块都适合用来做战船的，毕竟宋朝的造船业在古代华夏来说，也算得上是发达了，船只类型可不仅仅只有战船。
华夏造船历史相当悠久，远在两千年前的汉代，华夏造船技术就达到了一定水平，而且远航至南洋。
到了宋代，造船技术站在世界之巅，并出现了很多造船中心，当时，不但官方造船，民间也造船。宋代的多款船型和造船技术，在世界造船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推动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造船技术，历史悠久。在原始社会，人类已懂得“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我国宋代，江河汇通，水上交通发达，船运是很重要的交通工具。北宋时期，水军基本成型，且配备了多种造型的战船，造船技术高超。
宋代造船技术在当时领先世界，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从而推动了航海事业发展。宋代所造的船，船体巍峨高大、结构合理、装饰华美，并开始使用指南针导航。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汴河里行驶的有不同类型的船舶，其中有漕船、客船、货船、渔船等。客船在构造、形态上与货船的重大区别反映了北宋的造船水平。
北宋时期，汴京城水运发达，河道交错相通。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穿城而过的河道有4条，发源于郑州西南大隗山的蔡河，经汴京城后向东南流经鄢陵、扶沟等地。从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向东流经泗州等地，注入淮河的汴河，承担着运输东南区域粮食的重任。河宽5丈的五丈河则是唐代开凿的人工运河，它方便了从济州、郓城方向运输粮食入京的船只，从曹门北边的水路进入城内。京城西北的金水河与城内的五丈河相通，对城内水运发挥着重要作用。
北宋建都开封后，每年需要大量漕船载运粮食等货物。宋代对各地造船数量有明确规定，如宋哲宗元五年就曾规定，温州、明州等地每年定额建造船舶600艘。当时，每年打造各式船只多达数千艘，很多地方设立了造船场，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明州、温州以及杭州等地都形成了制造海船的重要基地。官营作坊打造战船、漕船；民营作坊打造商船、游船。两浙的明、温、台、婺等州，江西的虔、吉州，荆湖的潭、鼎等州，陕西的凤翔府斜谷等地，都已成为造船业的中心。福建沿海四个州军都生产海船，海船质量居全国首位。长江两岸交通要冲还设有专门修船的场所。
官营船场的产品有纲船、座船、战船、马船等类，供官府自用。
北宋以纲船为主，到了南宋，运河漕运额锐减，纲船产量随之下降，同时因江防海防任务较重，战船产量与质量都有提高。宋朝官营船场分布很广，北宋真宗末年纲船年产量为2916艘，其中江西路虔州、吉州计1130艘，比例最大。
为了制造船只，同时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宋代出现了按照船样设计图纸或根据木制船模进行造船施工的技术。所谓船图，就是比较详细的船舶设计图纸。在宋代，官方的造船厂出现并形成了一套先绘制船图，然后造船的法则。宋会要食货中记载，温州曾按照制置司发下来的两本船样各建造海船25艘。另外，根据金史张中彦传记载，张中彦奉命建造黄河上的浮桥，需要制造巨大的船舰，可是工匠不知怎么造，于是，张中彦造了一个几寸大小的木船模型，让工匠仿照，顺利完成浮桥工程。这种先做模型再造船的方法，也是船舶设计的一大进步。
南宋绍兴十年，福建安抚使张浚曾上书宋高宗说已在福州造了千艘大海舶，准备航海至山东以从侧翼攻击金兵。乾道五年，明州定海水军统制官冯湛打造了一艘多桨木船，这艘多桨木船“湖船底、战船盖、海船头尾，用桨四十二，江海淮河无往不可，往来极轻便。”它是结合湖船、海船船型而制造的新型江海两用船。
官造船的类型多，有暖船、浅底屋子船、腾浅船、双桅多桨船、破冰船等。
船只不仅设计合理，而且船型巨大。元丰元年明州制造了两艘“神舟”，分别赐号“凌虚安济志远”与“灵飞顺济”，都是万斛之船。宣和五年，又在明州造两只更大的“神舟”，这两只“神舟”比客船大三倍。
宋代的多款船型和造船技术，在世界造船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不但有官方的造船场，也有很多民间的造船场。民间船只类型多样，民间船只以用途得名，或以形状得名，或以设备命名，名称和船型多达千百种。而水密舱技术、减摇龙骨、平衡舵等造船技术当时位居世界前茅。水密舱技术是宋代船只制造业处于领先地位的重要标志，宋代，船底和两舷用两层或三层木板，有四层舱室，共有房间五十至一百间左右，一般四至六桅，每船八至十橹，每橹四人。甚至有一船二十橹的，每橹十至二十人。船舱间隔都采用水密隔舱，各舱严格分割。即使一舱或两舱破损，只限于这一舱两舱进水，而不至于全船沉没，这为安全航行提供了重要保证。
而得益于宋朝造船业的发达，梁山得到了大量优质工匠之后，开始全力建造各种船只，梁山自己近海使用的渔船和商船，然后就是作为主要内容的战船，如今梁山已经有战船五十多艘，重要的地方使用专业木料，不重要的地方用替代品来代替，挡这五十多艘巨大战船出现在青森沿海的时候，扶桑人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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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武士的雏形；解除禁令（）
扶桑人是一个由通古斯人种和蒙古人种混杂起来的民族，后世在对扶桑人的骨骼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还发现其中有蒙古利亚人种南支的成分搀杂。总的来说扶桑人是一种具有岛民特征的黄种人分支，其体格特征是：东亚通古斯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杂合体，具体的体貌特征是：身材矮小，肩窄，双腿短小呈纺锤型，x或o型腿很多，臀部宽大，面部比一般黄种人更加的扁平，要知道黄种人已经很扁平了；鼻梁不明显，有特殊的臀斑。成年男子的身高一般在1米55左右，成年女子身高1米50左右。再加上这个时代的扶桑人普遍营养不足，身高还要继续压缩几公分。
而中原地区呢？说实话，这个时代的华夏人身高也未见得有多高，普通成年男子也就160多厘米的样子，女子甚至还不到160厘米，可即便如此，论人均身高，也已经碾压了扶桑人。而跟随梁山上岛出海的人，除了好汉，就是士兵，在普通华夏人之中这些人都算得上是身材高大孔武有力之辈了，面对扶桑人的时候，那更是绝对优势的身高。
高大的船，配合高大的人，当战船出现在青森海边的时候，陆地上的扶桑人被吓傻了，有那反应快的，连忙跑回去统治这里的守护者——也就是那些小家族的武士。
武士，如果是在华夏的话，一般指的是古时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列国中的的特殊阶层，或归入小贵族。当时的士分为两种：武士和文士，文士出智武士出力，但两者在精神上有同样的追求目标，一样遵循智信仁义，对于自身的尊严与道德要求很高，“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等便是出自于该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先周时期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地方财富积累，地方诸侯实力增强，中央集权被削弱，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地方诸侯在相互争夺自己利益相互战争的同时，形成了各个集团，注意笼络人才招揽门客，如“智囊团”之“谋士”，和一批武艺高强的武力集团“武士”。较著名的有燕太子丹雇佣武士行刺秦王，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文物中也有大量以武士为题材的造型，如“武士俑”。
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来看的话，武士其实指的是石器时代后期出现的一种步兵，装备有石斧和棍棒。
最早出现的部队事实上都只是城市中的居民，装备上随手可得的任何能当作武器的东西罢了。虽然将这些民兵转换成武士，价格非常的低廉，但当然他们也就无法和有组织的军队匹敌了。武士通常是在更强悍的兵种训练完成前的一个过渡兵种，或者是在城市的援兵尚未到达前，提供一种暂时性的防卫武力。毕竟在这种极度危急的状况下，能有一些武士支援防卫总比什么防御都没有要来得好。
而在扶桑呢，武士同样指的是一个社会阶级，一般指通晓武艺、以战斗为职业的军人。
武士的雏形其实就是在扶桑平安时代律令体制下产生的武官，最初是扶桑恒武天皇为了巩固政权而设立的。在平安时代以前，除了奴隶，所有的的壮丁都有责任和义务成为被天皇募兵的对象。然而这些士兵必须自己补给和养活自己，很多人因此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而是选择在当地定居。人们可以通过交重税来免除兵役，这种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士兵在扶桑统称为防人。由于防人士兵的不正规性，而且又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在平安时代初期被恒武天皇所废止，这种形式的士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武士。
平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