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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朝廷太自以为是，盛宣怀太自信自己的正确能干，他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没想到独独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
其实，由于清政府对民间企业的缺乏管理，使得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全公司上下被当地官员、士绅、会党把持。筹集到的巨额资金没有用于开工，却被公司高层挪用三百多万到上海各钱庄保值增值，或者购买股票，其中以橡胶股票为最，等到这场橡胶股灾席卷而至的时候这三百多万不仅没有增值，反而亏损了二百多万，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消耗损失了近一半。
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对于川汉公司高层或许求之不得的事情。不过条件则是朝廷要支付公司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
精明的盛宣怀当然不会满足这些要求，公司高层在失望之余，为了洗刷自己，也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遂发动中小股东也就是一般民众起来抗争。
很显然，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希望将水搅混，以民众对朝廷的愤怒掩饰他们的挪用资金的贪婪和始终没有修筑铁路的无能。由此而来的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武昌起义，一个王朝就这样顷刻瓦解了。
其实在辛亥革命这个重大的历史变革中。最悲惨、最无辜莫过于曾收复藏地的赵尔丰，此人之功绩决计可以与之前的左宗棠和之后的徐树铮相提并论。但是却被新任四川总督尹昌衡杀害。
1911年4月，原四川总督、赵尔丰之兄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朝廷将赵尔丰调任四川总督，不过在赵尔丰到任之前清政府已经宣布铁路国有，借国有的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从而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
赵尔丰甫任，也曾一度认为四川百姓争路是极正常的事，一面开导民众，一面电恳内阁筹商转圜之策，后又参劾盛宣怀，请求朝廷查处盛宣怀，但清廷对赵尔丰等所陈各节，不但置之不顾，反而电饬赵尔丰解散群众，切实镇压，赵尔丰被逼无奈，只能忠实的执行清廷的旨意。
在前世的时候，橡胶股灾导致橡胶股票大跌，致使几十家橡胶公司倒闭，让数以万计的股民的投资全部化为乌有，但归根结底这些橡胶公司不过是一些趁着市场管理不健全胡乱挂牌出售股票的皮包公司，对于那些真正拥有大片橡胶园的橡胶公司来时其股票还是有很大的保值的，毕竟橡胶股票就算暴跌，橡胶的价值一直在那里。
在上海真正的橡胶公司确实有二十几家，这些橡胶公司虽然受到橡胶股灾的影响其股票的价格一落千丈，但有着大片橡胶园的保障总是有落到底的时候，这时候的股票价值虽然相距被炒高时差了甚至十倍，却能够让购买这个股票的股民回收一部分资金，甚至有的橡胶公司的股票在股灾过后还有不少上涨的趋势。
不过由于徐卫的介入，这一世的橡胶股灾不仅比前世来的更早更猛烈，也比前世破坏性更大，实用性合成橡胶的一经上市，马上就以其低于普通橡胶一半的价格迅速抢占了低端汽车轮胎的市场，其中自然以廉价、耐用的徐氏汽车公司为最。
以现在的科学技术，合成橡胶自然不如后世那样在某些方面已经让天然橡胶望其项背，甚至可以说在所有的性能上都比天然橡胶差远了，但是依然将天然橡胶的价格顶的大跌，疯狂之下在期货市场的橡胶期货甚至快要接近合成橡胶的价格了。
天然橡胶这种疯狂之下的价格自然算不得数，但是却是压倒那些真正橡胶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让那些在前世本来还能够保值的橡胶股票一跌再跌，很多小型的正规橡胶公司抵抗不住这种压力宣告清盘倒闭，其旗下的橡胶园自然也低价卖出。
在这场橡胶股灾中受损最严重的自然是花高价钱从徐卫手中买走南洋橡胶公司的日本政府和财阀，当时他们一每股九十六中元的价格买走了实际价值不过每股二十中元的南洋橡胶公司，现在在这场席卷全球的橡胶股灾中其股票的价格已经跌至两中元一股。甚至这个价格也极其的不稳定，随时都有跌破两元的可能。为此直接导致主导收购南洋橡胶公司的负责人剖腹自尽。
遍布全球的橡胶股灾是导致铁路国有化的罪魁祸首，也导致了南方以及西南诸省政局的动荡。不过这对徐卫的老家长沙却并没有多大的影响，不过却有另一场危机慢慢向长沙逼近，那就是粮食。
湖南号称鱼米之乡，其种植出来的稻米可以供给周边数个省份，这要造成了每到粮食收获之际各省的粮商都要云集到长沙，而长沙最大的粮商出售商莫过于湖南巡抚岑春蓂。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鱼米之乡自然吃粮食，自岑春蓂上任湖南巡抚以来他的触角便开始伸向粮食这个湖南省的经济支柱，然后通过自己的权柄不断兼并了十几家自恃朝中有人的粮商。其吃相之难虽不能说是后无来者，但绝对是前无古人。
清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实行的是督抚制，当时全国划分为二十三个省，每个省设一名巡抚，为主管一省民政的最高长官，总督权力比巡抚大得多，但与巡抚之间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总督和巡抚都是对上直接听命于皇帝。
也就是说，满清朝廷委派的湖广总督虽说是总督湖北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但其真正拥有绝对权力的地方不过是他的驻地湖北一省而已，不管是前任的总督陈夔龙，还是现任的总督端方都对湖南一省的事务影响甚少。
前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简单说，真正说来。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是职责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对权力而言。没有监督的制约和没有制约的监督，都是危险的。
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对这种权力加以限制和控制，它就可能发生异化。这是因为就权力的属性来说，客观上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和扩张性，如果不为它设定法律上的边界，它随时都可能利用其控制的财富和暴力，不适当地膨胀起来，从而得以超越或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
就权力的效应来看，它具有使权力指向的对象服从掌权者的功能，正是这种服从的效应，使它有可能成为攫取利益的工具，有可能被用作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本身就存在着腐化的自然趋向。
此时的岑春蓂就是出于这种情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去年，也就是1909年的春夏之交，湖南湘西和湖北荆江发生大洪水，沿途各县十堤九溃，田禾淹没，颗粒无收，被灾者达数百万人，同时湘南衡州、宝庆、长沙各属又闹旱灾，收成不及七分，湖广两省产粮大减。
？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本应高度重视，积极采取应对之方，妥筹善后之策的清朝湖南巡抚岑春蓂全然不顾，且反其道而行之。
岑春蓂不仅听任邻近歉收省份沿袭过去的办法来湘采购粮食，而且他所控制的粮行竟然还与日、美、英三国洋行签订关于运米出境的照约，并且通过自己在朝廷的关系网得到清廷外务部的批准。
当运米出境的照约签订后，岑春蓂则利用其巡抚特权，指使其亲信朱祖荫、冯锡嘉等人，分驻长沙、汉口两地，借口全部收为官买，挪用官款抢购囤积，勾结英帝国主义私运出洋。
有了岑春蓂的鼓励，于是乎这些外国商人携带巨金来湘抢购，并勾引大批外地奸商深入产地，坐收分购，轮船装运，络绎于途，明运可查的每月二三千石，而至派司转口，不领运单，偷运出境者，为数尤巨。
湖南谷米的大量出境，引起了一些有志之士的关切和忧虑，要求湖南巡抚岑春蓂禁运谷米出省。
不过一方面由于畏外人甚，另一方面也关乎自己的利益，岑春蓂先是不允所请，后虽迫于事态的严重性，电请中央批准解除与日、英、美所订购粮照约，通知各洋行禁运谷米。
禁运告示发布后，各国驻华使领却依恃1902年中英商约的规定，宣称在禁令公布二十一天之后才能施行，在此期间，外商运米出境的行为变本加厉，华洋商贩，争相购运，趁此两旬之内，盈千累万，连樯下驶，岳州关每日收米厘三万余串，兼旬以来，出口之米，已数百万石，全然不顾湘省粮荒的极端严重性，岑春蓂这种满清腐败官员唯利是图的贪婪本性再次暴露无遗！
谷米的大量出境，长沙乃至湖南境内的商绅地主也开始参与了粮食的囤积活动，命令自己控制下的粮店颗粒粮食不售，坐等粮食价格暴涨，这使得遭受严重灾荒的湖南粮荒更加雪上加霜。
由于徐卫的影响，此时长沙乃至湖南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其湘江河段码头运输货物昼夜不停，码头上的龙门吊更是被竖的林立，甚至有人讲长沙成为小上海。
不过，长沙的发展不过是徐卫回国这段时间的事情，其底蕴与已经开埠几十年的上海自然是无法相提并概论的，虽然因为徐卫的影响，在长沙确实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但这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百姓依然是仅够衣食。
对于徐卫在长沙设立的工厂，长沙本地的百姓有了一个进去又出来的过程，在早先的时候长沙城内的百姓羡慕徐卫开出的优厚待遇争先恐后的进入徐卫设立的工厂，但是随着长沙来往商人流量的增加，他们发现自己在长沙城做点小买卖比在工厂内朝六晚六的辛苦工作要挣得多，于是他们又纷纷从徐卫的工厂内辞职，然后利用自己在长沙城内的房屋做起了生意。
随着湖南湖北两省的灾荒愈演愈烈，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甚至发动了旨在反清的萍浏醴起义，由此可见这场灾荒的严重程度。（未完待续。）
第四百三十章 西伯利亚（）
这个时候的欧洲，科学界内最热门的话题当属居里夫妇发现的放射性元素，此时的放射性元素在研究中又起了波澜，因为英国化学家克鲁克斯在分离铀矿物过程中，发现一部分铀具有放射性，另一部分铀却无放射性，同时其他一些科学家也发现了这一现象。
这些科学家们在研究中还发现，钍、镭等放射性元素不仅能产生具有放射性的物质，而且还能使与它有接触的物质也产生放射性，这种放射性还会随着间流逝而减弱，最后会消失。
这些奇异的、当时无法解释的现象引起了当时正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任实验物理学教授的卢瑟福的极大兴趣，他决定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然而他觉得开展这项研究，必须为自己配备一个精通化学的实验助手。
正当卢瑟福为自己寻找助手时，恰逢毕业于牛津大学的索迪到蒙特利尔大学访问，而索迪一眼就被卢瑟福相中，就这样索迪刚出校门不久，就很幸运地成为卢瑟福的助手，事实已证明他们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
他们首先对钍的放射性做了大量的实验。
他们将硝酸钍溶液用氨处理，沉淀出氢氧化钍，过滤后检查干燥的沉淀，其放射性显著降低，而将滤液蒸干除去硝酸铵后的残渣，却有极强的放射性，但过了一个月后，残渣的放射性消失，而钍却又恢复了原有的放射性。
他们证实钍的放射性的确变化无常，同时他们还发现，如果把钍放在密闭的器皿中，其放射性强度较稳定，如果放在一个敞开的器皿中，其放射性强度就会变化不定，尤其容易受表面掠过的空气的影响，他们推测这可能是由于有某种物质放射出来，不久他们便证明这种被放射出来的物质是一种气体，他们称它为钍射气。
他们对有放射性的镭、锕进行实验研究。也发现存在同钍一样的现象，他们把镭放射出来的气体称为镭射气，锕放射出来的气体叫锕射气。
根据这些实验结果，1902年卢瑟福、索迪提出元素蜕变假说：放射性是由于原子本身分裂或蜕变为另一种元素的原子而引起的。
这与一般的化学反应不同。它不是原子间或分子间的变化，而是原子本身的自发变化，放射出a、b、g射线，变成新的放射性元素，同时他们将这些实验结果和上述假说整理写成论文：“放射性的变化”。
他们关于元素蜕变的假说一提出来。立即引起物理学界、化学界的强烈反对，因为认为一种元素的原子可以变成另一种元素的原子的观点打破了长期以来认为元素的原子不能变的传统观念，周围的同事们也纷纷告诫他们，千万要小心，以免愚弄自己。
开始时卢瑟福也有点犹豫，但是尊重实验事实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科学家的责任感，促使卢瑟福和索迪勇敢地决定，一定要使论文发表。
他们将论文寄到当时在科学界颇有影响的《哲学杂志》时，遭到杂志主编开耳芬勋爵的拒绝。
开耳芬勋爵是英国科学界的泰斗，19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在学术问题上开耳芬有一种观点，他认为实验仅是验证理论的一种方法，另外晚年以思想保守而著称的开耳芬实际上是反对元素蜕变理论。
卢瑟福和索迪在提出元素蜕变假说时，根据放射性元素在自发地发射射线的同时，还不断地放出能量这一事实，提出了“原子能”的概念，卢瑟福还用这理论说明太阳能和地热的来源，平息了物理学家和地质学家对此的长期争论，而开耳芬则是物理学家的代表，主张这种能源来自引力收缩。
开耳芬显然不愿意发表卢瑟福和索迪的论文。在这种情况下，卢瑟福只好赶回剑桥，求助于他的导师汤姆逊。
通过实验测定了电子的荷质比，从而证实了电子的存在的汤姆逊。对新的科学发现和理论遭受白眼是很有感触的，因此他毫不迟疑地支持卢瑟福，汤姆逊亲自找到开耳芬，向开耳芬保证这篇文章由他负责，开耳芬才不得不同意刊登卢瑟福和索迪的论文。
关于元素蜕变假说的论文的发表，引起的轰动是可想而知的。起初甚至连居里夫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