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徐卫的护卫队规模已经从原来的一千人迅速扩展到一万人,将所有的十八到二十五周岁的工人全部征集到护卫队中。
徐卫一改往日五十人为一队让二十名英国教官带领的模式,而是将护卫队按照小队、中队、大队、总队的等级编制在一起,其中一个小队十四人,一个中队下设四个小队和一个七人的中队部,一个大队下设四个中队和一个二十八人的中队部,一个总队下设四个大队和一个五十一人的总队部,合计一个总队一千一百七十一人。
所有的护卫队分为十个总队,总队长则是从原来一千个护卫队中表现比较好的知识分子担任,下面的军官则是根据徐卫的考验和总队长以及教官的推荐来任命,而那二十名英国教官则不再负责护卫队的日常训练,转而变成徐卫安设在工厂的内的士官学校,教授小队长及其以上军官的军事知识。
另外,徐卫还在招募的时候招收了很大一部分年龄在二十五到四十岁之间的读书人,这些人大多出身在贫困家庭,由于在读书方面有所天分成为了整个家族的希望,可是随着清王朝废除科举考试以后,这些人在家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
由于整年的沉迷于科举考试,这些人对于种田的技能一无所知,为了生存不得不来到城内以卖字或者说书为生,生活极度艰苦,所以在徐卫以高新招收工人的时候进入徐卫的工厂。
整个大清的现状是全民文盲率极高,但是相对于读书人那些极少的岗位来说这个比例又显得太高了,尤其是清政府还将其中一个最尊贵、最有诱惑力的科举做官废除之后。
对于中国当今社会本来就缺少的读书人。徐卫当然不会让他们和那些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人一起到煤矿上做工,而是将他们安置在护卫队的后勤方面以及工厂和矿场的收支管理方面。
由于徐卫的纺织厂仅靠长沙北部靠近洞庭湖的三个府种植的棉花完全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所以在工厂的生产效率赶上去以后,徐卫准备向湖南全省以及湖北、江西、贵州、广西等地的产棉地区大量收购棉花,而这些读书人则会作为书记人员随行。
同时,徐卫在各总队设置了生活委员处,从这些读书人中选出一部分表达能力表较强的人作为各总队的生活委员,负责护卫队员出训练以外的衣食住行,甚至家庭状况。
生活委员处的标准版配置为五人,其中一名为生活委员处的处长,平时就在总队办公,其余的四名为则作为生活委员设置在每个总队的四个大队。
这些生活委员是有徐卫亲自培训,并且在没有特殊情况的时候每隔五天都要到徐卫在工厂内的办事机构接受徐卫的再次培训,并且向徐卫报告各总队队员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
这些生活委员在总队乃至大队被徐卫赋予了极大的权利,可以说除了训练之外,就连各总队的总队长和大队长都要接受这些委员的监督和领导。
当年袁世凯在小站训练新军的时候,每次的列队训练都要被军官们询问“我们吃谁的饭?我们穿谁的衣?”之类的问题,而士兵们则高呼“我们吃袁大帅的饭,穿袁大帅的衣。”来增加袁世凯在新军中的威信,而袁世凯能够在致仕之后还能够领导整个北洋除了因为他的政治手腕以及满清权贵极力争权夺势排斥汉人外,与这样深入内心的洗脑是分不开的,当时整个北洋系统依然唯袁世凯的命是从,甚至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拒绝执行朝廷派往镇压起义的总统制荫昌的命令,最后不得不再次启用袁世凯。
徐卫就根据袁世凯的先例,在每次早晨列队集训之前都要求生活委员们在前排领着护卫队员们高呼“我们吃谁的饭?我们穿谁的衣?”,而下面的护卫队员则回应“我们吃少爷的饭,穿少爷的衣。”
值得一提的是徐卫在外面比在徐家大院在辈分上涨了一辈,他从徐家大院的孙少爷摇身一变成了少爷,而徐家真正的四少爷徐麟则多年的媳妇终于熬成婆,变成了老爷,而且前面不带“四”这个数量词,当然徐家现在的家主则从徐家的老爷一跃而成了老太爷。
对于工厂和宁乡的煤矿,徐家排的上号的少爷和孙少爷都没有参与,不是徐卫不让他们参与,而是他们根本看不上长沙的这点产业,都将目光放在了徐卫在英国的产业上面,甚至从经常和徐卫有往来的英国驻长沙领事口中探听到徐卫的资产远远地超过徐卫所说的两万万两银子后更是对这种不超过一百万英镑的资产不屑一顾。
唯恐徐卫将他们留在家里管理长沙的纺织厂和矿场,在工厂建造一个月里面,徐家的这些少爷和孙少爷都没有敢来过一次,倒是徐家旁支有不少的子弟通过徐麟的关系找到徐卫,被徐卫按照能力的大小都委派了差事,甚至有一个徐家的子弟还成为了十个总队长中的一个。
由于徐卫购买的武器只能够供给一个总队的使用,所以徐卫将十个总队分为十个波次,每个总队实战训练三天,这样一个月就可以训练一次,剩余的九个总队则是安排一个总队看守四个煤矿,八个总队在体能训练之余拿着木枪练习刺杀和瞄准。
虽然从英国回来后,整个湖南包括巡抚岑春冥在内的所有官员都对徐卫这个在英国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年轻人报以最大的善意,但是徐卫并没有被这种善意迷失双眼,有前世血的经验教训告诫他不作死就不会死,所以徐卫依然没有在厂房内打仗旗鼓的给护卫队进行实弹训练,而是将护卫队拉到长沙与江西交界的山区训练,顺便练习护卫队的长途拉练以及后勤的战时补给能力。
对于整个护卫队的训练,徐卫并没有学习先贤的同甘共苦的经验与护卫队的队员们一同训练,只是隔三差五的进入各总队巡视,以便让底下的队员们认识自己这个大老板,并且时不时的和在训练的队员们谈谈心,同时邀请一些平时表现比较好的队员一起吃顿饭。
徐卫虽然不和护卫队的队员们同甘共苦,但是他依然要求护卫队的所有军官在训练时必须和下面的队员同吃同住,决不能搞特殊对待。
除了这些人员外,徐卫还有一个人数达到了七千多人的大型建筑队,这些人在老师傅的带领下在工厂盖了一个月的房子,熟悉了所有的建筑工序,甚至有些学习能力比较强的人已经在最需要技术的垒砖方面可以与带领的师傅比肩了。
和徐卫所办的砖窑内烧砖的师傅一样,这些人都是徐卫手中宝贵的资源,等到长沙的所有产业都上了轨道以后,徐卫将会把这些工人带到自己的领地皮尔巴拉,让他们在那里建造移民所用的房屋。
虽然现在欧美各国已经有了钢筋混凝土作为承重墙的使用先例,但是以目前的建筑水平依然达不到后世那种只需要钢筋混泥土框架承重的水平,依然需要砖体承重,所以这种精通建筑的师傅是必不可少的。
自从女工搬到工厂内后,徐卫的纺织厂就正式工了,而徐卫依然延续了以往的简答明了的做事风格,将纺织厂命名为徐氏纺织厂。
女工虽然都被安置在了工厂内,但是在长沙城内的制衣手艺依然被保留了下来,一些在制衣方面比较精湛的女工被徐卫区分了出来,这些女工则被安置在纺织厂一个新成立的制衣部门,专门制造新员工进厂所用的衣服和被褥,同时也负责制作老员工以后更换的衣服。
由于工厂内随处可见的都是女员工,徐卫便规定还在工厂内的所有的护卫队员和建筑工人平时不能无故在工厂内晃荡,以防这些少男少女们因为荷尔蒙过剩做出一些让长沙城的老夫子们深恶痛绝的事情。
第四十六章 无法收拾的务工狂流()
工厂和宿舍完全建好已经是七月中旬的时候了,由于进入七月份后徐卫招收男女工人待遇优厚的名声已经在湖南以及周边的省份传遍了,从各地涌来的工人是六月份的十几倍,等到七月中旬的时候已经招募男工二十万人和女工六万人,尤其是贵州和广西贫困地区,更是一个村子的青年结伴而来。
此时,徐卫从英国定制的开矿机器已经到达长沙,由工人肩挑背扛的运到各矿山,然后让技师安装机器后开始开采各种矿石,其中宁乡的煤炭和浏阳县的水泥用石灰岩是用工人最多的地方,大约安置了五万工人。
与内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沿海的人员在衣食无以为继的时候可以用卖猪仔的方式逃难到南洋和美洲,在那里虽然依然生活非常贫困,但是毕竟有了可以果腹的食物,但是内陆人由于交通不便,他们甚至不知道海在哪里,更不要说什么出洋的事情了,所以在衣食无以为继的时候他们除了等待饿死之外只有造反一个途径,这也是为什么大多都是西北和西南经常出现造反的原因所在,包括纵横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从广西这种内陆的省份发起的。
整个封建王朝都在说西北和西南的民风彪悍,其实这也是地理环境造成的,西北和西南等地本来就土地贫困,再加上大山阻隔不能与外界互通有无,于是在荒年的时候那些不愿意饿死的饥民就选择了揭竿而起这条路了,也就造成了这种彪悍的民风。
中国认得本性是温顺的,只要有一口吃的一般是不会去想着造反的,而徐卫就给这些衣食无着的人提供了一个吃饱饭的机会,于是一时之间徐卫所在的长沙成了这些人聚集的地方。
由于徐卫在派往各地招工的时候就明言只接受十六岁到四十岁之间的男工,所以来长沙城应征的人几乎都在这个范围内,其实在这样一个交通极度不方便的年代,在这个年龄段之外的老幼也走不到长沙来。
这些人进入徐卫的工厂就是一批很好的工人,但是如果徐卫的工厂接受不了这些人,任由他们聚集在长沙城就是一个非常不安定的因素,就必须尽快遣散。
正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些青壮在从家乡出发的时候就已经饿着肚子,来长沙的几百里甚至上千里路都是靠着乞讨或者在野外找些食物充饥,等来到长沙城的时候早已经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甚至有的人就永远的躺在了来长沙城的路上,能够支撑他们没有和同伴一样倒在半路的信念就到长沙城就可以吃饱饭了,这就如同一个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一样,已经不是徐卫或者官府一句遣散就可以遣散的,稍一不注意就会闹成民变。
有鉴于这种已经控制不住的状况,徐卫要做到只能是来多少收多少,并且还要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
仅靠长沙城外的矿山和自己的护卫队已经完全不能够消化完这些劳力,现在的徐卫亟需要修建一所新的工厂接纳这些来长沙投奔徐卫的流民。
正在考虑该建造什么样的工厂时,徐卫收到了从伦敦实验室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就是实验室内的化学部已经根据徐卫提供的建议成功的实验出利用氮气与氢气直接合成氨的工艺,并且和冶金部门合作成功的生产出一套可用于工业化合成氨的设备。
氨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物质,但是现在的制氨工艺是根据1898年德国化学家。弗兰克等设计的,制氨的原理是利用空气中的氮能被碳化钙固定而生成氰氨化钙,进一步与过热水蒸气反应即可获得氨,并且在1905年,德国氮肥公司建成世界上第一座生产氰氨化钙的工厂,这种制氨方法称为氰化法。
氰化法制氨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氰化法固定每吨氮的总能耗为153gj,从而造成了制氨的成本过高,所以各国的化学家都希望能够设计一种比较便宜的制氨工艺。
利用氮气与氢气直接合成氨的工艺是徐卫在高中的化学课本上就学习的,但是由于过多的接触这方面的知识,徐卫只是知道合成氨的条件和催化剂,而催化剂也只知道是一种叫做铁触媒的东西,对于合成氨的设备设置以及铁触媒的化学成分一概不知,于是就将这个事情交给了实验室的化学部进行试验。
有了这个合成氨的工艺,徐卫的下面的很多计划可以得以实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制碱工业和氮肥的生产。
于是徐卫赶紧发电报到实验室,要求实验室的人员赶快以徐卫实验室的名义将合成氨的专利申请出来,并且让冶金部与和徐卫合作的仪器生产厂尽快将工业合成氨的生产设备生产出来,并且尽快和自己需要的制碱设备和制肥皂设备以及制玻璃设备一起运到中国。
正所谓一事通则百事通,徐卫的所有计划中的玻璃制造和肥皂制造都需要大量的工业纯碱,而工业纯碱的制造则需要氨作为原料,当合成氨这个难关被克服后,所有的一切都变得简单了。
在回国的时候,徐卫虽然将前世很多的东西教授给了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其中就有尼龙和合成树脂这种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东西,但是有一样徐卫没有交给他们,那就是侯氏制碱法,这是旧时代中国唯一能够超越列强的东西,徐卫要自己在中国将他发明出来,也算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情结吧。
徐卫的纺织厂满负荷生产每年可以生产一万吨的布匹,经过配套的印染设备以及从欧洲进口的染料将坯布染成各种颜色的花布后分销到周边各省。
在长沙开埠之前,长沙人很少有知道洋布为何物的,他们用的布匹都是布商从农村收购上来的粗布,这些粗布都是农村的妇女们在农闲时候自己纺织印染的,甚至有的染料还是自己从植物中磨出来的,不仅不耐用,甚至有的布匹洗过几次后就成了没有颜色的坯布了,不过这些粗布却是大多数家庭柴米油盐的银行。
但是好景不长,自从长沙开埠以来,大量的洋布充斥了长沙乃至周边的市场,那些进口的洋布是用机器大批量生产而成的,不仅质量优良,而且价格便宜,瞬间将整个长沙的粗布市场挤垮,以至于让很多家庭的粗布销售不出去,让很多的家庭因为财政的赤字无以为继。
不过由于交通不便,长沙城的洋布也仅仅影响长沙城周边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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