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 第161部分

　　　　除此之外，一些有功名的儒生也加入教会，如一八六六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的钟荣光，中过举人，参加过戊戌维新运动，一**八年，他因吸食鸦片成瘾，求助于教会医院想改掉这一恶习习，从此他皈依了基督教，后来成为广东第一所基督教大学岭南大学的第一任华人校长。

　　　　洋人在中国开办基督学校打的是宗教入侵的方法，一边能够在思想上奴役中国国民，但不管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所建立的基督学校确确实实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这些人以迥异于普通国民的做派引导国人正眼看世界，当然这还要得益于基督学校那种不同于中国教育的教育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孙文最拿手的演讲。

　　　　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广州本地社会相对缺乏普遍性的聚众演讲人际交往方式，由于传统社会出于地方秩序和治安稳定的顾虑，对于诸如此类的民间聚结形式是予以种种限制的，而面向大众的演讲风习的正式形成，则与西方传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传教士不仅把演讲的风习带到广州，而且培养了演讲人才。培育了民众乐于参与的社会文化氛围。

　　　　在基督教学校中，学生不仅要进行演讲课程训练，而且要定期参加社会宣教实践，这种严格的训练和锻炼。使基督教徒一般都具备了优良的演讲素养，在教会学校受教育的非信徒，也同样深受演讲氛围的感染，具备相应的兴趣和演讲能力。

　　　　就以广州真光女校为例，在课外时间女校的学生经常会在老师的带领下。前往博济医院的女病房探视和安慰病人，她们也会经常前往一些农村传教站设置的主日学校，为教民提供免费知识讲解，有些女生还在女传教的鼓励和支持下，前往从未涉足过的地区开展教务活动，每学期开学时，学生还要向老师和其他学生汇报假期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

　　　　教会女校的开设是中国女子解放运动的基础，而清末兴办女学的理由，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出，其一则是要广开民智。强国强种，办学者认为女子居国民之半，若不受教育，则国民智力，必为未受教育者牵制；其二则是女子应与男子一样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是女子解放的前提；其三是开发生产力，发展经济。

　　　　在后世辛亥革命期间，有一些妇女参加革命立了功，民国建立后，妇女解放运动又向参政方面发展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后。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呼声高涨，广东妇女参政运动率先复起。

　　　　男子剃发蓄辫，是清初统治者强迫推行的发式，是民族征服的象征。随着西风东渐，蓄辫发式又为西人耻笑，一**八年，康有也曾为以旧习俗不适应新时代为由，上书光绪帝，提出效法西方国家。断发易服，他的这个主张成为国内力主剪辫的先声。

　　　　中国的断发易服不同于朝鲜，朝鲜国民效仿的是明朝的服饰礼仪，那是正统的中原文化，其影响已经深入到朝鲜百姓的骨髓，而此时国民脑后的金钱鼠尾却是蛮夷的发型，服饰也是蛮夷的服饰，在绝大多数的国民心中自然不会存在抵触，毫不讽刺的说这或许是自满清统治中国之后所办的唯一一件好事。

　　　　不久，留日学生将剪辫的风气带回国内，于是有志之士也开始纷纷上书满清朝廷，请求满清政府能够同意剪除辫发改良礼服，其中广州是响应最积极的一个地方，虽然到目前为止满清政府还没有通过这项提议，但广州城内剪去辫发的国民却不在少数，而广州城内的满清政府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另外，清朝的社交礼节也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但是在维新思潮推动下，一些开明的官员在自己辖地主动改革官场礼节，主要内容为废除跪拜和禁用卑职等称呼，这个改革的最先发起者是两广总督岑春煊，地点自然也是在广州城。

　　　　同盟会在西南边陲地区的起义相继失败，让孙文的目光又放在了民风开放的广州，在今年五、六月间的时候，他便委派广州同盟会负责人赵声、朱执信、倪映典、张碌村、胡毅生、陈炯明、莫纪彭等人组织在广州城内新的起义。

　　　　在策划起义之前，众人推举赵声担任起义总指挥，倪映典担任起义副指挥，之所以推举这两人担任正副总指挥，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广州的形势有多么的了解，恰恰相反，这两人不过是最近才到达广州，其主要原因是这两人都是支持孙文的老同盟会员，在孙文的遥控指挥下才担任这样的职务。

　　　　在广州最早拟利用防营发动起义的是朱执信，此在一九零四年的广东省留日考试中名列第一，以官费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攻读经济，也就是前面所学的那种速成学校。

　　　　东京是中国革命思想最浓烈的地方，朱执信在东京求学期间自然认识了很多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于是受他们的影响在思想上开始倾向于革命共和，随后在别人的引导下结识了孙文，随后在孙文那口以大炮著称的三寸不烂之舌之下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同盟会。

　　　　朱执信返国后先后任教于广东高等学堂、政法学堂及方言学堂，并以此为掩护，积极宣传革命，发展革命组织，联络发动新军、绿林和会党，投身武装起义，前不久倪映典能够进入新军担任见习排长依靠的就是他的推荐。

　　　　去年冬天的时候，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这就是著名的萍浏醴起义。

　　　　这次起义其实还要归结到前段时间徐卫在上海接徐麟夫妇时提到的湖南水患和旱灾上，那场灾难使得湖广鱼米之乡粮食锐减，加之湖南巡抚岑春蓂大肆外卖粮食，周围各地的地主、粮商大力囤积粮食，周围百姓衣食无以为继，于是在矿工和会党的带领下爆发了这场起义。

　　　　这场起义本来与同盟会没有任何关系，清廷在起义之初也迅速调新军第九镇前往萍乡镇压，但向来对这种不和谐的事情有着敏锐嗅觉的同盟会很快做出了回应，派遣赵声和倪映典等同盟会员密谋响应起义，不过却没有成功。

　　　　倪映典的多次反清活动受到了清政府的关注，随后清政府开始发布逮捕倪映典等一批同盟会会员的公文，于是迫于压力倪与方楚乔、魏义成等人赴粤，经赵声介绍，与当地革命党人朱执信等人相识。

　　　　此时距离筹划广东起义已经历时半年的时间，在同盟会的动员下广州新军已有不少人加入革命的队伍，于是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同盟会在香港建立了南方支部，作为指挥南方革命的总机关，以胡汉民为支部长，汪精卫为书记，林直勉为会计，下设筹饷、军事、民事、宣传各组。（未完待续。）

第二百二十五章　广州新军起义（）　
本来广州起义的时间定在了元旦，也就是后世的春节，但是面对暮气沉沉的同盟会，孙文依然决然的将起义的时间提前在了西元的元旦，随着广州城洋人和信奉洋教的人增多，西元元旦也越来越受到人的重视。：．．／　。

　　　　既然选定的时间提前，所有的准备工作都要加快，于是为保证起义的胜利，除倪映典加紧在新军中开展工作外，又命同盟会员姚雨平、张碌村运动省会附近之巡防营，朱执信、胡毅生联络番禹、南海、顺德之民军。

　　　　同盟会向来鱼龙混杂，泄密之事也时常发生，更多的是在起义前夕发生意外，这也是同盟会在众多的起义中没有都没有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在前世的时候这场起义也是发生了意外，负责印章工作的新军同盟会员胡英元原先在城隍庙前绣文斋定刻图章、名片，托同营士兵华宸忠代取，因为争论价格，发生口角，老城第一局警察上前干涉，以至动武互殴，后警察拘押了八名新军士兵，于是起义的事情被清政府获知。

　　　　这在后世看来确实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大家都在拿着脑袋闹革命，稍有不慎就会连累家人，像这种关乎全局的印章问题自然要小心了再小心，而他们却冒着同志们掉脑袋的风险要为印章价格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可谓让人难以理喻。

　　　　这一世的广州起义最终也被泄密了，不过却不是因为印章的事情，而是在拉拢新军中的军官时被巡防营帮带童常标、管带李景濂出卖了。

　　　　倪映典与童常标同是安徽同乡，而李景濂又曾加入同盟会，所以在在内心中是将他们两个当成同情革命的人，于是在起义之前倪映典秘密会见了两人，劝说两人加入起义的队伍。

　　　　这两人也是人精，在不知道谁胜谁败的情况下自然不会轻易得罪两边的人，于是他们一面答应倪映典响应起义，一边又把倪映典起义的消息卖给了两广总督袁树勋。

　　　　袁树勋是湖南湘潭人。字海观。号抑戒，晚号抑戒老人，在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随刘坤一在山海关办理军需，次年以知府分发江西，会同上海法国总主教压制贵溪等县民众反对法国教会侵略，旋调任天津知府。光绪二十六年，为湖北荆宜施道。寻到沪任苏松太道，后宣布不准大米出口，并借用漕粮平粜，以缓和米价暴涨。

　　　　光绪二十九年，通过租界当局造成苏报案，查禁《苏报》，逮捕章炳麟与邹容，并企图引渡，未成。

　　　　年底。奉命宣布上海为中立区，照会日、俄两国，申明其军舰不得在中国沿江沿海口岸停泊、采运或作战。

　　　　次年，依美国要求，禁阻发行在上海印刷的《安徽报》，向驻沪领袖领事提出杀害周生有的俄兵由中、俄两国会审，压制上海抵制美货运动。通知上海绅商集议筹办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试行地方自治，后任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东巡抚，刚刚不久上任两广总督。

　　　　两广总督袁树勋此人也算得上是一员能吏，在两广总督任内曾呼吁朝廷开国会、消祸萌，却不为清政府所采纳。而且他为官廉洁奉公，也见不得别人贪污**，故而治下的官员很多因为贪污被他弹劾，以至于丢了官位，甚至锒铛入狱，这重品行在此时的满清政府内却是难得的。

　　　　同盟会的革命党不同于其他造反团体，这些人在国内都有很高的威望。而且这些人还精通刺杀手段，所以很多地方的官员明明知道自己治下有革命党，在那些革命党没有出来造反的时候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他们闹得太厉害便以通缉的名义让这些人离开自己的治下，之前赵声和倪映典就是这种状况。

　　　　两广总督袁树勋从童常标和李景濂口中获知革命党拉拢新军起义的消息后，立令新军教练处长吴晋、新军协统张培爵前去弹压，随后新军协统张培爵率宪兵至革命党渗透最厉害的二标营内，集合兵士训话，同时暗中派宪兵会连同二标的官长将二标各营的枪机拆卸、子弹收检，从后门运至城内。

　　　　清政府的这些手段只是为了为防止新军事变，但是参加革命的新军士兵却不这样想，他们以为清政府想要逮捕他们，于是便蛊惑营内的其他士兵，挑起他们与军官之间的矛盾，然后一起起义。

　　　　这次起义共集合了三千多人，大家公推暂居炮兵排长的倪映典为总司令，在倪映典的指挥下随即分三路向广州城推进，但是当主力抵达牛王庙时，消防营统领吴宗禹已率所部三营在此扼守，居高临下，发炮轰击，起义军伤亡颇重。

　　　　这时，巡防营帮带童常标、管带李景濂等人到阵地前，传呼请见，倪映典以为他们是来约自己磋商反正问题的，遂释然不疑，独自一人入清营，但但实际上是两人看到起义胜利无望，要拿倪映典的脑袋邀功，于是在倪映典进营之后便将他杀害。

　　　　倪映典牺牲后，起义新军失去了领袖，造成很大混乱，但余下的部队仍坚持战斗至深夜，后因子弹罄竭，终至溃散。

　　　　在新军起义的时候，倪映典还派人到广州城城外各地，让拉拢各地民军和巡防营的同盟会员一起响应，不过这些人大多没有成功，甚至有的人还被杀害，唯独朱执信和胡毅生联络的番禹、南海、顺德之民军得以响应。

　　　　新军起义失败的入夜十分，广州城外二十里外的一处口码头上却是火把延绵，篝火熊熊，二十余艘大小船在两岸间来回，这些正是朱执信和胡毅生联络来的民军，大约有一千多人，被朱执信临时整编成了一个三营的标。

　　　　广州地处南方丰水区，境内河流水系发达，大小河流众多，水域面积广阔，集雨面积在一百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共有二十二条之多，这样的一处地方再此时桥梁设施还不齐全年代自然有很多在水上讨生活的船只，这二十多艘船只不过是朱执信随手就搜集到的。那些被征用的船东看到革命军手里黑亮亮的武器自然全都不敢支吾一句，不过价钱自然是要付的。

　　　　叶柄是朱执信的一个学生，在民军中也是有四百多口子兄弟，是这些民军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在组建这支革命标的时候也是从他的那些兄弟中挑出三十多个精壮的民军组建了警卫排，负责保卫朱执信的安全工作，而他则没任命没第一营的管带。

　　　　此时叶柄正亲率警卫排弟兄乘坐一艘三十余米长、四米来宽的汽船在江面上大范围地搜索。在照明灯下，无论是遇到小虾船还是打渔船全都拖回码头。反复转悠一个半小时确定不会有遗漏，这才再次靠上码头，发现朱执信和胡毅生已经到了码头，正在与一个船老大吸烟说笑。

　　　　叶柄跳上码头来到篝火边向朱执信敬礼道：“报告标统，船只集中完毕，只有三艘汽船，其中一艘正在拆修无法行驶。”

　　　　“够了，这位江老叔说两艘汽船足可拖拽二十艘左右的大渔船，平时拉大网就是这两艘渔船干的。只需这二十艘渔船就能把咱们一千人送到广州城码头了。”由于广州城城内的封锁，朱执信此时还不知道新军起义已经提前发动，并且已经失败的消息，有点眉飞色舞地笑着说道。

　　　　江老叔大吃一惊：“哎呀、哎呀……长官啊，不知者不怪罪啊！我老糊涂了，以为您是小兵，不知道您是标统啊……”

　　　　朱执信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