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曾受业于孔安国，其所作《史记》并不曾记载鲁王坏夫子宅之事！”
“此事若出史家笔下，传闻失实，或有可原。而竟出自夫子“闻孙”，自述家事，会如此“妄诞”！如何可信？”
“班固著《汉书》记有此事，然则寡人以为，班固距孔安国之世已逾百年，故为以讹传讹罢了！”
“孔壁古文《尚书》，其《尚书序》如此矛盾，定为后人伪作，以此可见，孔壁古文《尚书》实为伪作！杨司马所言不假！”
此言一出，满堂鸦雀无声，不要说宇文温身边的许绍郝吴伯，也不说当事人刘炫，就连一旁的刘焯都目瞪口呆。
而担任记的鄂州长史郑通，手中的炭笔已不知不觉掉落，他不知道宇文温为何会如此信口开河：如此折辱刘光伯，事情要坏！
只要消息稍微灵通的读书人，都知道刘炫推崇孔壁古文《尚书》，宇文温如今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声称孔壁古文《尚书》实为伪作，这和声称刘炫目不识丁，把鱼目当成明珠有何区别！
当世经学名家，居然分辨不出真伪，这就是在嘲笑刘炫的学问，嘲笑刘炫欺世盗名。
郑通觉得宇文温为人处世历来圆滑，即便是质疑也不该如此直截了当，先前说了那么多，结尾时可以说“寡人对此不明，还请先生解惑”，这样都好过直接下结论说古文《尚书》是伪作。
羞辱，这是羞辱，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刘炫的公开羞辱，和当面抽耳光没有区别，要出大事了！
此时的刘炫，愣愣前的宇文温，一腔热血冲上头，脑袋几乎要炸裂开来，不知不觉双手握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伪作？伪作！你说孔壁古文《尚书》是伪作！
一旁的刘焯见情况不妙想出来打圆场，结果还是晚了一步，刘炫深吸一口气，随后开口问道：“大。。。王，不知方才所说杨司马，是何许人也？”
他注意到宇文温说的最后一句话“杨司马所言不假”，想来妖言惑众的就是那“杨司马”，如今不能对着宇文温飙，所以他要找那个“杨司马”辩论。
刘炫听刘焯讲起黄州人物时，对方特地提起黄州总管司马杨济，说这位的学问有些特别，似乎涉猎颇广，说起儒学来头头是道，但又通域外番学。
什么三角函数，什么几何原理，虽然是算术，但刘焯在刘炫面前对这位杨司马颇为赞赏。
黄州下辖数州，也许有哪个州的司马也姓杨，所以刘炫为避免弄错人，故而确认宇文温所说“杨司马”是何许人。
眼见着鱼儿上钩，顺利完成任务的宇文温松了口气，他背这一长串台词，已经使出全力了。
“寡人所说杨司马，便是总管司马杨济，如今正在堂外旁听，不知先生是否愿意一见？”
“刘某不才，愿与杨司马一辩！”，**，：
第一百零六章 中与不中（）
州学讲堂，如今爆了激烈的辩论，辩论双方一为经学名家刘炫，坚持孔壁古文《尚书》为真，一为黄州总管司马杨济，质疑如今流传孔壁古文《尚书》的真实性。．．
微妙之处在于，杨济质疑的，是“如今流传”孔壁古文《尚书》的真伪，也就是说，他把先汉孔安国所献孔壁古文《尚书》，与东晋时重见天日的孔壁古文《尚书》分开了。
在那个时代，杨济读过明代梅嘧氲摹渡惺榭家臁罚谑橹卸源犹拼既隙ㄎ娴目妆诠盼摹渡惺椤方兄室桑衔税姹臼滴弊鳌�
这个版本的‘原件’，就是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古文《尚书》，据其自称是孔壁古文《尚书》。
破绽之一，西阳王宇文温已经率先质疑，那就是如今流传的孔壁古文《尚书》，其序说是孔安国所作的自相矛盾。
而刘炫的《序》所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即‘三坟’，说的是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即‘五典’，说的是常道。
又解释说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简邃如此，其上可知。所谓大道，虽“性与天道”之说，固圣人所不可得而去。
如言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之要语，非后代之繁衍末术也，固亦常道，圣人所不去也。使诚有所谓羲农之书，乃后世称述当时之事，失其义理，如许行所谓神农之言及阴阳医方称黄帝之说耳。
此圣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盖上古虽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记载，有史官以识其事，自尧始耳。
杨济没有纠缠，随后展开新的进攻：孔壁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前三句有问题。。
“允执厥中”为尧所说，详见《论语·尧曰第二十》，为圣人之言，而其余三句，是抄袭于《荀子》。
杨济认为，《荀子·解蔽篇》中引用《道经》所说“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而伪造《大禹谟》的人，把“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中的“之”改为“惟”。
至于“惟精惟一”，则是源于自荀子一系列论述而得，《大禹谟》里四句话有三句是抄的，其真实性让人怀疑。
刘炫不以为然，因为他的：这三句话到底是谁抄谁还难说。
《荀子》一书，多出引用《道经》的，《道经》为何书？刘炫认为就是《尚书》的尊称，因为《虞书》云：道经，盖有道之经也。
《尚书》难道当不起有道之经的称呼？
对于这个说法，杨济立刻进行反驳，他还是用《荀子》作为反击的武器：《荀子》引用的书籍很多，引用《诗》则曰“《诗》云”，引用《书》则曰“《书》云”。
那么引《道经》，说明《道经》就是《道经》，没有尊称，不然为何引用别的书籍都没有尊称，何故引用《尚书》就要尊称？
《尚书》是六经之一，凭什么其他书没尊称，反倒是六分之一的《尚书》要用尊称？
荀子著书，有严格的体例，凡引《诗》《书》，皆注明出处，独“人心之危”二语，单标出于《道经》，所以杨济认定《道经》是书名不是尊称。
由此反驳刘炫的说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这两句，并不是《荀子》引述《尚书》，而是《荀子》引述《道经》。
而最后一句“允执厥中”，杨济认为这不过是中原河南方言，河南方言说事之当可者即谓之“中”，其不可者谓之“不中”，于物之好恶人之贤不肖皆以“中”与“不中”目之。
其所谓“中”“不中”，如同南人所说“可”与“不可”，“好”与“不好”罢了。
“允执厥中”的“中”，无论身份贵贱谁都能说，本来就无所谓深玄高妙，结果作伪者不知道其“中”为一方言，故而连带着抄来的三句，连成四句共十六句圣人心法，简直是可笑之极。
‘真的假的，这样也行！’宇文温闻言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从杨济上场之后，他根本听不懂辩论双方在说什么，可如今杨济说到“中”与“不中”，他终于听懂了！
浓浓的河南口音“中”“不中”，对于宇文温来说真是太形象不过，毕竟千年之后，河南话也是这样说的，上古时期，几位圣人活动的主要区域不就是黄河流域么？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献古文《尚书》，自称是为孔壁古文《尚书》，不才认为，身居南方的梅赜可能不通中原河南方言。”
“梅赜有作伪之嫌，极有可能是伪造《大禹谟》时，把‘允执厥中’与别处抄来三句合作四句十六字，编作圣人之言！”
杨济此言一出，满堂哗然：你居然说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大禹谟》是假的！
“兄长，这这。。。杨司马所说，似乎很有。。。哎？”
刘文起想和身边的兄长刘文静交流心得，现兄长竟然呼吸急促，双拳紧握，一双眼睛死死盯着讲台上的辩论双方，口中念念有词：
“果然，果然！当年读书时，怎么得这四句十六字有些古怪。。。
“兄。。。兄长。。。”刘文起见着兄长如同入魔一般，一下子有些不知所措，他学《尚书》学得还不精纯，有时候得拿着书翻与人讨论。
方才辩论双方言辞之激烈，他手上没有书，思路根本就跟不上，环顾左右，现许多人已经入定，有的人则是拿着炭笔在白纸上快的写着什么。
刘文静回过神来，扯着弟弟低声喊道：“笔呢？纸呢？快记下来啊！”
“啊？啊！我的笔。。。”刘文起如梦方醒，探手在身上找笔，可当他拿出纸笔时，猛然回过神来：他们辩论得如此激烈，写字哪里来得及啊！
听众席一隅，宇文理扯着萧瑀问道：“你带了《大禹谟》了么？我记不住啊！”
萧瑀手里拿着炭笔，在纸上快书写着，没空理会宇文理的问题，只能是用摇头来表示没有《大禹谟》。
他对《尚书·大禹谟》的算是熟悉，不用翻书也能与人议论一二，但要跟上此时辩论双方的思绪已经很吃力，还要记下谈话几乎是手忙脚乱。
若不是宇文理身份特殊，他真想大喊一声“不要吵了！”
宇文理见着萧瑀已经入魔，转向求助孔颖达，结果见着这位更加像入魔，口中不住的念叨着：“中。。。不中”
“孔兄？你。。。你不要紧吧？”
孔颖达闻言转头文理，他双目无神，面容僵硬的挤出笑容，只是在宇文理这位似乎遭受了沉重打击。
“孔兄，我没去过河南，那里的方言说‘可’与‘不可’，莫非真是‘中’与‘不中’？”
孔颖达点点头说道：“我经过河南州郡时，投宿沿途驿站，那里的方言说到‘可’与‘不可’，确实是‘中’与‘不中’。。。”
“那那那。。。杨司马所说，莫非真的有可能？”
宇文理紧张起来，他起初学《尚书·大禹谟》时，老师可是说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四句十六字，是圣人心法。
结果有可能是假的？
“方言，中原方言。。。梅赜是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可能是南渡后裔，可能不通中原方言，所以，所以有可能。。。”
孔颖达念叨着，只觉得精神有些恍惚，如同父亲某一天忽然说他非亲生，生父其实是河南豫州一个农夫那样让人无法接受。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四句圣人之言，前两句是别的书里抄来，不过改了个字，第三句是编的，第四句你说没什么特别之处，是大家不通方言想多了？
这怎么可能啊！！请：
第一百零七章 书到用时方恨少（）
杨济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质疑，尤其对“允执厥中”的让刘炫一时间哭笑不得，对方以中原河南方言来解释，他无法引经据典来反驳。
允执厥中，多么玄妙的四个字，结果被杨济这么一解，刘炫满脑子就是河南州郡当地人说“中”或“不中”，上古圣人那光辉形象，瞬间崩塌。
刘炫当然不可能认输，还是坚持“允执厥中”的通常注解，但杨济的质疑很有效果，听众们已经在窃窃私语，许多人都已经出现了动摇。
怀疑的种子一旦在心里了芽，就再不可收拾，刘炫对十六字的解释听起来有些勉强，尤其最后四个字，不是正面反驳，而是照本宣科，这更助长了听众们的疑惑思绪。
杨济的进攻没有停止，他用明代梅渡惺榭家臁返模浴渡惺椤ご笥碲印分室桑勘晔钦馄橹械牧骄浠埃焊尢章踔值拢履私怠�
“先生！《尚书·大禹谟》之中，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其中‘皋陶迈种德，德乃降’一语见于《春秋左氏传·庄公八年》鲁庄公之语。。。”
听得杨济说到了《春秋左氏传》，许多听众面面相觑，今日因为是刘炫讲《尚书》，所以他们即便带了书，也都是带《尚书》各篇，哪里有人会带《春秋左氏传》。
所以这就是考验各自功底的时候，奈何许多人还没做到烂熟于心的地步，手上空空，脑袋也没有详细，思绪根本就跟不上辩论双方所说的。
杨济用典，说的是鲁庄公八年夏，鲁**队与齐**队联合围攻郕国，郕国哪里顶得住，便降了齐军，鲁国士大夫仲庆父得知后求鲁庄公伐齐师，鲁庄公不许。
《春秋左氏传·庄公八年》记鲁庄公之语曰：“不可，我实不德，齐师何罪？罪我之由，《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姑务修德以待时乎？”
由此衍生出一个问题，《左传》此条材料中的“德乃降”一句是鲁庄公所引《夏书》之文，还是鲁庄公本人所说？
西晋之时，杜预将此句理解为鲁庄公本人之语，杜预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于“皋陶迈种德”一句下注曰：“《夏书》，逸《书》也，称皋陶能勉种德，迈，勉也。”
依杜预的理解，鲁庄公所引《夏书》之语，只有“皋陶迈种德”一句，而“德乃降”乃是庄公之语。这一理解显与《尚书·大禹谟》“皋陶迈种德，德乃降”不相吻合。
因为梅赜所献《大禹谟》，把这两句话认定是鲁庄公所引《夏书》之文。
所以杨济的质疑随即展开，他先列出年代顺序：孔安国杜预梅赜三人，分别是西汉西晋东晋年间人士，然后是基本的推断：
孔安国整理孔壁古文《尚书》，如果东晋梅赜所献《大禹谟》为真古文《尚书》而传自西汉孔安国，何以西晋时代之杜预不得见？
按说杜预应见过孔安国孔壁古文《尚书》，为何将“德乃降”一语误解为鲁庄公之语？这不是表明梅赜所献《大禹谟》为晚出之《书》吗？
关于这个问题，刘炫的反击也很直接：孔安国古文《尚书》，两汉之际未列官学，所以西晋时杜预古文《尚书》，说不定在私人传抄之中出现错漏。
杜预，是西晋时期文武双全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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