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水行周- 第1078部分

　　　　若以年龄段划分，年逾七旬的李德林是“老”，四十到六十岁之间的郑通、刘炫、刘焯是“中”，郝吴伯是“青”，涵盖了“老、中、青”三个年龄段。

　　　　宇文温麾下的辩论阵容，有学霸，有官场老手，还有政务能人，寻常论战不落下风，很少有需要他亲自出马的时候。

　　　　但今天，情况有些不一样，所以他要做好准备。

　　　　没有人可以在学问上驳倒二刘，真有人能够驳倒这两位学霸，说明靠的不是学问，而是事务，故而短处是文学功底的宇文温，不怕任何对手。

　　　　今日在政事堂议事的高官，虽然基本能文能武（带兵），但没有一个莽夫，全都是中老年人，宇文温对于如何对付中老年人有秘诀，首先就是带节奏。

　　　　不是无理取闹、撒泼式的带节奏，这样太不体面了，宇文温惯用的辩论技巧，就是用大量数字（数据）来扰乱对手的思路。

　　　　毕竟人年纪大了反应就会慢，若是谈到具体的一大堆数字，反应就只能更慢，而涉及到大量数字构成的种种“事实”，光是快速理解，就不是如今的中老年人能够迅速完成的。

　　　　而宇文温不一样，各种数字（数据）信手拈来，不看资料就能对答如流并且反问，从气势上就压对手一筹，而他更擅长的就是断章取义。

　　　　从一组复杂的数字（数据）中，有选择性的挑出几个来说事，对方很容易被他这种手段带节奏，然后就跟着他的节奏走，方寸大乱。

　　　　所以宇文温此时在温习相关数据。

　　　　数据，来自即将动工的通济渠。

　　　　正如原本历史上的那条“通济渠”一般，如今朝廷要修的通济渠，是沟通黄河与淮水的人工运河，全长超过一千三百里，一旦通航，东南以至江南地区的粮食就能很方便的运往洛阳，供给关中。

　　　　历史上隋炀帝杨广修建永济渠、通济渠，从长远角度来说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急功近利，征发百万平民在短短时间内把这两条运河修完，弄得许多百姓家破人亡，民怨四起。

　　　　宇文温当然要避免“重蹈覆辙”，但他依旧雄心勃勃，要在永济渠通航的当年，开工修建通济渠，一系列问题由此而来。

　　　　宇文温要珍惜民力，所以不打算为了省钱，征发河南、两淮百姓长期服劳役修运河，修建通济渠的主要劳动力，将是雇工，每个工作日都是要计工钱的。

　　　　如此一来，就得靠巨额财政拨款来完成这条运河，而工程的总造价，已经接近朝廷一年的岁入。

　　　　朝廷岁入，绝大部分是粮食和布匹等实物，铜钱相对占比较小，去年，朝廷岁入折成铜钱计大概有四百五十万贯，听起来很多，但这是收入，不是盈余。

　　　　自明德元年起到现在，因为宇文温几乎连年都有大动作，所以历年财政盈余都不算多，也就是说现在要开工修通济渠，国库根本没有钱。

　　　　这个情况，宇文温当然知道，他又要有偿雇佣劳动力修运河，相互矛盾之下，就只能想另外的办法来筹措资金，那就是发行公债（国家公债），向民间筹措资金。

　　　　发行公债解决财政紧张问题，在后世来说是司空见惯的政府行为，但在这个时代却不一样。

　　　　数百年来，不是没有朝廷因为囊中羞涩而向民间举债，但这都意味着朝廷已揭不开锅，所以给人的观感很差，宇文温如今为了修运河搞公债，这种行为马上引起强烈反弹。

　　　　这个时代主流的治国观念，就是不到万不得以不要举债，朝廷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即便国库有盈余，也得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不能来个“岁光”。

　　　　这种“保守”的治国观念，贯穿了整个“古代”，建立在落后生产力、低下的财政收入基础上，不能说错，但宇文温觉得没必要墨守成规。

　　　　朝廷的“盈利能力”逐年加强，内患没有，外患暂时被削弱，未来数年，只要不爆发大规模天灾，周国的国力必然是爆发性增长，这就意味着财政收入充盈，有很强的还债能力。

　　　　加上他本人的信用很好，而天子的信用好，就意味着朝廷的信用还过得去，那么只要发行公债时利息合适，必然能够筹措到足够的资金去修通济渠。

　　　　通济渠的工期是四年，公债的期限也是四年期，他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来筹措资金，当公债到期之后，来偿还本金及利息。

　　　　从策略来说，现在借钱修通济渠，四年后通济渠通航，然后还清债务，朝廷和百姓马上就能享受到通济渠带来的便利和好处。

　　　　若是从今年开始攒钱粮，攒四年后才开始动工，再过四年运河才修好，累计八年时间，太不划算了。

　　　　河流（运河），是这个时代的交通运输大动脉，通济渠早一日投入使用，就越早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宇文温才示意自己在政事堂的代言人、中书令李德林，推动通济渠于今年动工。

　　　　而反对者人数众多，奏章如雪飞来，阻力不是一般的大。

　　　　宇文温作为强势皇帝，可以力排众议，强行开工通济渠，但这种违反游戏规则的行为后患无穷，会给子孙后代起一个坏榜样。

　　　　更别说游戏规则就是他自己制定的，他若是不当一回事，别人也不会当一回事。

　　　　今天，就是“决战政事堂”的日子，因为反对者之中，有尚书令李允信，李德林对付起来有些吃力，虽然有杀手锏，却未必有十足把握。

　　　　所以，即便可能性不大，宇文温也要做好亲自应战的准备。

　　　　不知不觉时间临近，他用冷水洗了把脸，抖起精神，离开侧殿，向政事堂走去。

　　　　

第一百七十二章　非常之道（）　
政事堂，关于修建通济渠的相关讨论正在进行，首先，是由工部尚书宇文恺对整个工程及施工方案进行说明，并接受政事堂诸公的

　　　　政事堂诸公，指的是在政事堂议事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长官，如今加起来有十五人。

　　　　可以说这十五人就是宰相级别的高官（宰执），至于在场的其他人，除了御驾亲临的天子及旁听的太子，可以说都是跑腿的。

　　　　通济渠的资料，政事堂诸公都已事前拿到手，有了几日的翻阅时间，以便对这个勾连黄河、淮水的运河有一个初步了解，而看资料时产生的疑问，就要在此时让宇文恺做出解答。

　　　　换而言之，反对马上修建通济渠的几位宰执，现在就准备发动进攻。

　　　　通济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没人反对修建通济渠，但却对何时开工以及如何修建有了一正一反两种意见。

　　　　位高权重的尚书令李允信，就是反对者之一，如果他在这次会议上依旧持反对意见，那么天子宇文温也不得不考虑一下通济渠的动工时机。

　　　　宇文恺为了今天，准备充分，但他仅仅是从工程角度来阐述通济渠的可行性，对于开工时机及相应一连串问题，要由另外的人来回答。

　　　　中书舍人郝吴伯就是其一，本来他即便身处政事堂内，只有接受问话的份，而现在，当然依旧是接受询问。

　　　　原因在于郝吴伯以中书舍人的本官，检校营通济渠将作少监，实际上负责了整个施工方案的“可行性研究”工作，他既然对现在举债并马上动工修建通济渠给出了正面意见，现在就得面对反对者的发难。

　　　　郝吴伯不是一个人面对发难，新任工部的水部郎中郑通，也陪着郝吴伯一起接受质问。

　　　　质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郝吴伯和郑通费尽口舌，好不容易将反对者的质疑一一解答，随后引来了最有分量的反对者——尚书令李允信。

　　　　李允信不反对修通济渠，只是认为时机不对，朝廷应该过几年开工，而且举债修运河的做法十分不妥。

　　　　李允信知道修建通济渠是宇文温的意思，但他作为尚书令，既然认为情况不对就要据理力争，不能让朝廷背负上沉重的债务，其他几位反对者也是这种担心。

　　　　举债的行为，无论动机、原因是什么，首先会让百姓以为朝廷快撑不下去了，人心浮动，很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浑水摸鱼。

　　　　第二，发行所谓公债，向民间募集资金，万一应者寥寥，或者募集不到足够的资金，这让朝廷的脸面往哪里搁？到时候谁负责？谁负得起责？

　　　　前面两点都还好，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举债修运河，平白无故让朝廷背上巨额债务，一旦接下来几年别的地方急着动用大量钱粮，已近负债的朝廷去哪里变出钱粮？

　　　　如今年景好，所以公债到期后朝廷似乎有能力连本带利兑现，可万一接下来几年有什么闪失，导致财政收入不理想，届时公债到期无法兑现，那该如何是好？

　　　　谁能保证接下来数年，朝廷财政收入盈余，足以支付到期公债的本金和利息？

　　　　要是到时出了纰漏，激得民怨沸腾，到时候，要杀多少人，才能平息民怨？

　　　　尚书令位高权重，在政事堂诸公里，是最接近宰相一职的职位，尚书令李允信的质问，郝吴伯和郑通是无法巧言令色或者回避不答，而他们也确实没那资格作保证，自己的脑袋也无法平民怨。

　　　　这两位“哑火”，有议事权的门下侍郎刘炫同样也无法反驳，道理相同，至于刘焯，因为作为礼部尚书主管学政，今日连进议事堂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反驳。

　　　　最后一个为宇文温把关的大将、中书令李德林，面对“发行公债一旦出事，谁负得起责任”的质问，拿出一副时下流行的老花眼镜带上，从面前案上厚厚的卷宗中拿出一些资料。

　　　　“非常之事，行非常之道，尚书令所言，确实为国为民，却是过虑了”

　　　　李德林不和李允信纠结举债后到底谁能承担责任，而是针对“风险”二字。

　　　　首先，朝廷举债修运河，确实会让不明真相百姓心里犯嘀咕，觉得朝廷情况不妙，但实际上只要朝廷能确保官军将士粮草充足，确保百官俸禄足额发放，出现灾情能赈灾，那么天下就乱不起来。

　　　　些许愚民的庸人自扰，不足以干扰中枢决策。

　　　　第二，朝廷发行公债，向民间举债募集资金，开的利息是二分，为期四年，这已经算是不错的利息，即便是民间柜坊以此利息揽存都不怕揽不到储户，信誉一直很好的朝廷，难道还怕没人来买公债？

　　　　说抓到这里，李德林反问“莫非尚书令以为，朝廷的信誉不佳，以至于百姓不会踊跃购买公债？”

　　　　这种事情李允信哪里可能说是，于是回答“此言差矣，朝廷信誉自然是好的。”

　　　　“既如此，尚书令的忧虑，可以放一放了。”

　　　　李德林的反问，可以说是结束了这个问题，李允信当然知道朝廷（天子）信誉好，而即便朝廷信誉不好，他也不可能当面说出来。

　　　　以上两点，郝吴伯、郑通、刘炫其实是可以说的，但他们品级不够，面对位高权重的尚书令李允信，不可能反问“莫非尚书令以为，朝廷的信誉不佳？”。

　　　　所以只能默然无语，不然锋芒太过，怕是要被人诟病。

　　　　所以三人的“败退”，实际上是为了让中书令李德林出来对阵。

　　　　前两点质疑，现在算上有了解释，李德林接着说下去。

　　　　第三点，朝廷无法还债的风险，实际上不存在。

　　　　李德林拿着厚厚的资料，开始摆事实、讲数据自明德元年以来，朝廷开支与日剧增，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平定并经营南中，拓宽益州入交州道。

　　　　第二，汉沔开发，组织百姓入汉沔开荒种田；第三，修建叶宛运河第四，讨伐突厥，并在陇右、并朔等地修筑新式堡寨，加强边防。

　　　　第五，出兵辽东，讨伐高句丽；第六，修建永济渠。

　　　　以上这六点，自明德元年以来，占了大部分朝廷财政开支，确实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但到了今年，南中局势已经稳定，需要朝廷投入的资金不再像前几年那样多。

　　　　随着益州入交州道的全线贯通，沿途官府不再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修路，而且海可以靠着收取商税，增加收入。

　　　　汉沔大开发已经初见成效，随着粮食产出增加，随着越来越多的百姓定居汉沔，朝廷不需要如前几年那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相反，已经开始有收益了。

　　　　叶宛运河已经运营数年，虽然从运营上来说还是亏损，但亏得不多，再过几年就能收支平衡甚至实现些许盈利，不需要朝廷再投钱。

　　　　永济渠也是如此，而比起叶宛运河，永济渠在未来几年给朝廷带来的收入必然是逐年递增。

　　　　至于对突厥、高句丽用兵，经过头几年的有效打击，这两处边患已经变弱了，而该建的新式堡寨，也基本建设完毕。

　　　　突厥的都蓝可汗，因为屡战屡败，众叛亲离，为部下所杀；达头可汗接连遭受惨败，如今正忙着站稳脚跟，一时半会无力东犯。

　　　　可以预见，未来数年，突厥无力主动进犯。

　　　　至于高句丽，就更不用说了，朝廷不需要像前两年那样，对草原及辽东大规模用兵，所以军费开支不增反降。

　　　　也就是说，未来四年，朝廷实际上没什么额外的重大开支，每年岁入必然有可观盈余，积累四年，怎么会还不起到期的公债？

　　　　“天灾呢？”李允信反问，“天灾，非人力所能抗拒，谁也不能保证，这接下来四年，天下都是风调雨顺。”

　　　　“即便各地都在修建水利设施，又有蒸汽抽水机，但天灾不一定是旱灾、涝灾，一旦发生虫灾，漫天飞虫过境，赤地千里，届时赈灾都可能会耗尽国库，何以有盈余积累去还到期公债？”

　　　　李允信所说“虫灾”指的是蝗灾，但“蝗”和“皇”读音相同，所以避讳称为“虫灾”，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毕竟这种天灾谁也说不准会不会发生。

　　　　他的意见，就是国库必须有盈余，确保发生天灾时，朝廷有足够的资金（钱粮）赈灾，否则一旦赈灾不力，导致流民越来越多，那可不是件好事。

　　　　面对李允信再度强调的风险，李德林答道

　　　　“凡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