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哪里？自然是那个唯一的宝座。其次，张说本人有前科，他上次被贬（参考第四章）就是因为姚崇在李隆基面前暗示他跟亲王搅和在一起，可能有不臣之心，这次用类似的罪名来罗织其罪状，李隆基岂有不疑心之理。
第三项却是实打实的铁证如山，张说的的亲信确实有做那件事，至于是否“擅给”，张说是否指使或知情，当然是另外一件事了，但只要有司一查，这件事必然是铁证如山，无可否认。
我们不得不佩服李林甫确实是陷害人的大师，几件不起眼的小事，在他的策划下，竟然能编出这么天衣无缝的一张网。至此，我完全能理解宇文融为何会有不寒而栗的感受。
另外，需要三个人联名上奏一事也是有讲究的。首先，这三个人是御史台的最高正负长官，三人联名上奏就表示这是御史台的集体行动，而不是一个人的意见；再者，弹劾本来就是御史台的职责所在，就算最后查无实证，也不能太怪罪御史台的官员，只能说他们误听人言而已。
奏章一上，一切如李林甫事先料定，李隆基被刺激的大怒，命令金吾大将军带兵围住张说的府第（这阵势简直像是在处理谋反的案件！），并指派侍中兼宰相源乾曜，御史大夫崔隐甫，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明圭四人组成审问团在尚书省审问张说。案发后，张说的兄长，左庶子张光前往朝堂“割耳称冤”，但也无济于事。
这时，高力士因为陪伴在李隆基身旁，就提醒皇帝说：“
“张说为人刚愎自用，下面的人仗其权势，行为不端，或许是有的；但想要有不臣之心，应该是不至于。如果逼的太急，万一张说自杀，恐怕对陛下的声誉有影响。”
李隆基这时比较冷静了，觉得高力士的进言不无道理，于是派高力士去查看张说的情况，高力士到了张说家，只见张说蓬首垢面，坐在一张草席上待罪，家人吃东西也只敢用瓦器吃饭，高力士看了也很不忍，于是回到皇宫后就向皇帝据实禀报。
李隆基听了高力士的禀报，心中也觉得哀戚，又想到张说对国家有过大功，就指示有关单位从宽处理，最后把罪名集中在张说亲信及跟他们来往的一些人身上，对于张说，则只是免去其中书令的职务，同时不再兼任宰相。
这样的结果，出乎御史台“告状三人组”的意料；不过他们对后续行动的看法，有些不同。
对崔隐甫与宇文融来说，他们已经跟张说势同水火，所以坚持要继续斗争！
对李林甫呢？他觉得有必要再好好想一下接下来要怎么做！
于是李林甫决定闭门谢客，关在家中思考了一天一夜，最后得到了三个结论。
第一：自己的理论虽然没有问题，但实务经验显然还要精进，漏算了高力士这个“x”因素，以后要思考得更周全一些。
第二：自己不需要再掺和到跟张说的斗争中，一来自己跟张说并无直接冲突，二来自己如果继续跟进，则会被贴上宇文融同党的政治标签，对自己长期发展不利。
第三：宇文融他们必然会跟张说持续斗争，这没什么不好，一旦他们两败俱伤，反而会空出好多位置来；至于自己，现阶段应该想办法离开御史台这个是非地，到像尚书省的“六部”之类的实业单位去发展，并取得绩效，当以后空出位置时，自己才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李林甫主意一定，于是不再参加“三人组”的活动，而且开始四处活动，很快的就找到一个机会，跳槽当上了刑部侍郎。
李林甫不参与，崔隐甫跟宇文融就麻烦了，没人策划方案还是得继续斗争啊！于是只能硬着头皮上，继续找事攻击张说一党。
张说这边虽然略有损伤，但毕竟已经缓过气来，所以其党徒也不甘示弱，予以猛烈还击。
由于双方都没有高手助阵，所以打的虽然很热闹，但是没有一次是命中要害，只能说是一场混战。
这边打的热闹不打紧，那边有一个人却受不了了，他就是皇帝李隆基。
李隆基在下面这群人几天一个奏章，互说对方不是的骚扰下，感到很是烦闷。他想，再这样下去我正事还干不干了，干脆把你们全调走省得心烦。
于是，开元十五年（公元227年）二月，皇帝下令，命张说致仕（退休），崔隐甫免官侍母（其实就是免职，说好听一点回家孝顺母亲），宇文融出任魏州刺史，三个人同时离开朝政中心，李隆基终于可以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了。
张说、崔隐甫都已经不当官，所以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宇文融出任魏州刺史却不是一般的外放那么简单，乃是皇帝精心的安排。（。。）
第18章 【唐明皇18】（）
从开元十五年二月到开元十六年秋天，宇文融外放的时间大概是一年半。期间，他除了担任魏州刺史外，后来又兼任汴州刺史。
原来，唐朝因为缺乏省一级的机构（虽然有道，但没有固定的机构与官员），后来形成一种惯例，大州刺史兼任整个道的事务，而魏州（今河北省大名县）刺史通常监管整个河北事宜，而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刺史则监管河南，所以宇文融虽然离开京城，但其实是到前线直接去督导业务，而且其业务范围除了原来的“检田”“括户”“赋税改革“三项之外，还增加了”救灾“及”漕运“两项。（一机多用，这样的人才老板最喜欢；省油、耐操、c/p值高）
在外面的这一段时间，宇文融除了担任两州的刺史外，中间也兼任了一堆的职务，如河北宣抚使，河南采访使，江淮转运使，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甚至还兼户部侍郎等，也间接的证明了我前面的说法。
这一段时间，宇文融再度发挥了他在经济领域的长才，做出重大的贡献。
过去发生水灾时，沿河诸州只能是发文给中央，然后静待中央指示，期间没有马上采取应变措施，常常造成灾害的扩大；中央在接到命令后，也只能居间协调各部门，但救灾牵涉到户部（财政）、漕运（运输）、钱粮输出州县、灾区州县等多方配合，往往费时费力，成效不彰。
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河北大水灾，在宇文融的统筹下，很快的将江淮地区的粮食运抵河北灾区，其数量达到一百余万石之多。拯救了大量的灾民，李隆基深感欣慰，于是在当年秋天（八月或九月）。宇文融大功告成之后，诏令他返回京城。
宇文融回京后。官任鸿胪卿及户部侍郎，这时他主要的工作是税制改革及开辟新财源，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不错的成就，所以在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六月，宇文融被升为黄门侍郎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跨入宰相的行列，宇文融也在此时达到其政治生涯的高峰。
在这时候，李隆基对朝政的安排是这样布局的。首先。三位元老：源乾曜/宋璟/张说分别被安排到品极高但比较没有实权的位置，用来稳定朝政。其中源乾曜担任太子少傅，宋璟担任尚书右丞相，张说担任尚书左丞相。
在处理实务的宰相人选上，萧嵩为中书令遥兼河西节度使，主管军事方面；宇文融主管财政；裴光廷为中书侍郎，主管人事行政，应该说这样的安排是比较合理的。
但合理并不表示就没事，问题常常不是因为“事“而产生，更多的是因为人。
首先是宇文融自己做人方面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中。在部长level及以下的位置上，你可以是只是某个领域方面的专家，例如理财专家。治河专家，军事专家，只要你上面有人罩着，努力发挥专业就行了。
但是如果你当到了宰相的位置，那你肯定要是做人的专家。因为这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罩你，相反地，你还要负责罩很多人。
（连载更新）
宇文融的不幸就在于他是处理事情的专家，但不是做人的专家。
所以在升到到宰相的高位后，他的问题就像国王的新衣一样。全部被看光，大家都知道怎样攻击他。
首先。宇文融升迁太快，太过自满。他刚当上宰相时，就信心满满的对左右夸口：“使吾居此数月，庶令海内无事矣！“可见其心态已经不太平衡。
其次，宇文融用人不分党派，喜爱与人交游，乃至呼朋引伴酣饮，而这些人如果行事有亏，宇文融就不得不被牵连上。
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件事，宇文融对自己做的事很有信心，听不进别人的话，有时候在皇帝面前也常常大声争辩，这样一段时间后，皇帝也觉得受不了。再加上这时候在皇帝身边说他坏话的人，只增不减，皇帝也渐渐对他失去耐心。
但要拉宇文融下台，总得有人动手。据推测，最大的可能是裴光庭，他本来就算是张说一党的人，另外就是他从宇文融的下台中能得到最多好处。
事情起源于一件小事，但在有心人的操作下变成大事。
这件事得从唐朝与吐蕃的战争说起，唐太宗命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嫁给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后，双方曾经有一段时间的和平。但松赞干布去世后，唐朝与吐蕃的争端开始激烈起来。吐蕃以石堡城（今青海省湟源县西南）为基地，不断出兵攻打唐朝河西及陇右地区，唐朝深受其害。
开元十七年三月，李隆基命“信安王“朔方节度使李祎（吴王李恪的孙子，吴王是唐太宗跟杨广的女儿杨妃生的第三子，后来被长孙无忌害死）跟河西、陇右地区的驻防将领一起商讨如何拿下石堡城。其它将领都认为该城地势险要，又是吐蕃重点防守的地方，如果唐朝军队深入夺取不成，则撤退的难度非常高，建议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时机。
但李祎认为，石堡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即使再困难，也得想办法夺取。他仔细研究了状况，发现石堡城依山而建，只有一条山路通往城堡，如果强攻，损伤必然惨重，于是决定采取长途奔袭的战术，隐秘的饶到城外埋伏，然后全面攻击，吐蕃措手不及，支援部队还没赶到，石堡城已被唐军攻占，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石堡城战役”（天宝八年还有第二次石堡城战役）
李隆基欣喜若狂，将石堡城改名为振武军（话说李隆基很喜欢改别人的名字，他的几个儿子很多人被改了两三次名字，搞得我们都弄不清楚谁是谁），并举行盛大宴会，对相关的有功人员大肆封赏。
开元十七年九月。李隆基命令李祎回长安报到。
接下来比较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有一个据说是宇文融亲信的御史李寅准备弹劾李祎，但是奏章还没有送出去时。又把消息给泄漏出去，让信安王提前知道。并透过玉真公主、高力士事先告诉李隆基有人要弹劾李祎的事。隔天，李寅的奏章果然送到，李隆基因而大怒，宇文融被贬为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刺史。
（一）：宇文融跟李祎并无冤仇，如果说宇文融怕李祎回来抢了他宰相的位置，那也有点说不过去，因为李祎如果当宰相，比较可能被抢位置的应该是萧嵩（他负责军事方面的事情）。而不是他。宇文融在这种情况下，找人去弹劾一位炙手可热，跟自己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无冤无仇的王爷，很难理解。
（二）：李寅要弹劾李祎，为何那么容易消息就泄露出去，须知此时李祎还在路上，怎能那么容易得到消息？
（三）：李寅虽然是宇文融以前的下属，在“括户“期间当判官，但此时宇文融已经离开御史台。反而掌握御史台的正是裴光庭（此时兼任御史大夫，御史台正长官）。
看起来这件事裴光庭颇有居中操作的嫌疑，而前面提到李隆基态度转变也是关键。就这样，宇文融在为相百日后，就被罢相贬职。
宇文融被贬到汝州后，李隆基发现国家财政又快速恶化，这时他想起宇文融的理财能力，于是就找来宰相（主要是裴光庭）问说：“你们之前在我面前一直说宇文融的坏话，导致我把宇文融贬到外地去，结果现在国用不足，你们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裴光庭等自然没有办法解决。而且开始恐惧宇文融会被皇帝召回。
没有办法解决事情就把人解决掉，这是古代中国官场常用的伎俩。裴光庭就是这么干的（裴光庭擅长人事行政，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组织部。自然是这方面的老手）。没多久，御史台就检举宇文融之前贪赃枉法（据部分史书记载时间是十月，也就是到汝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调查之下，果然查有“实证“，宇文融再被贬为平乐县尉（今广西平乐县）。
不过宇文融的厄运并未就此中断，他的政治对手不会就此放弃打击他的。开元十八年十月，张说一党的司农少卿蒋岑，又奏报宇文融在汴州刺史任内贪污超过一万钱，宇文融再度被贬到岩州（广西省来宾县），就此死在去岩州的路上。
宇文融死后两个月，张说也病死在家中，这一对政治冤家，终究是谁也没有赢，最终都输给了死神。
不过我们还是必须要再次称赞宇文融在经济上面的能力与推动力，虽然他为相只有短短的99天，可是在这期间所推动的铸钱法，大大提高了唐王朝铸钱的能力与数量，使得开元一朝，未再发生重大的“恶钱“事件。（之前宰相没人敢碰这件事，宋璟/苏颋碰了一下就下台，宇文融百日之内就干成了，可见其在经济理财方面的能力！）
宇文融死了，失去火车头后，唐朝的经济改革动力也跟着减速。虽然宇文融极为赏识的干臣及接班人裴耀卿后续在漕运上又有一些改革，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只能是局部的运作，已经无关唐朝整体经济格局的命运，盛唐在经济方面的突破与创新，就此画下休止符。
对李隆基本人来说，宇文融所创造出来的优渥财政环境，成为他挥霍的本钱与借口，他再也回不到开元初期的节俭了，大唐帝国也在他的日益奢侈挥霍中，缓慢的下坡。
燕歌行
开局，打算从一位年轻的“公安”开始讲起，讲他的戎马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