铀锛坛小�60岁以上的老年男子、有顽疾者、残疾人，只授给“口分田”40亩。守寡的妻妾授给“口分田”30亩，如果这些人是户主，就再授给“永业田”20亩。所有授田标准，在地狭人稠的地方都要减半执行。
标准二：对贵族、官僚授田
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等），可以依照爵位申请受“永业田”由10000亩递减到500亩。一品至九品的官员所授“永业田”由6000亩递减到200亩。
但值得注意的是：
其一，唐朝的均田制以男丁为单位。而北魏以来，都是以户（一夫一妻）为单位来授田和征税的。
和尚、道士分田30亩，道姑、尼姑授田20亩。这些土地都成为寺院的私有土地。这反映了唐政府对寺院和道观在经济上的重视与扶植。
唐朝一般妇女、奴婢等都不授田，体现了女子地位的下降。
从事工商业的人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可以按普通农民的标准减半授田。在地狭人稠的地方则不予授田。这体现了商人地位的卑微和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
均田制下的土地，一般都不能任意买卖。但是，贵族和官僚的“永业田”是私产，可以自由买卖。普通老百姓无力丧葬的、因为犯罪而被流放的和合法迁徙的人，才可以出卖土地。“口分田”则不允许买卖，除非你要搬家到地广人稀的地方。
其六，唐朝以前给耕牛也要授田，一头牛要给分60亩地。牛是财富的象征，更是生产力的标志。那就是古代的拖拉机。唐朝把这项给取消了，反映了唐朝人地关系比较紧张。已经没有那么多空闲的土地再分配给牛们了。
与均田制配套的赋税制度是租庸调制。凡是接受政府均田的人家，都要缴纳一定的赋税并服徭役。每个成年男子每年要向国家：按土地多少缴田租。粟（谷子）2石（dan，合240斤），称作“租”；按户数缴户税，绢2丈（约合6。7米）、绵2两或布2。5丈（约合8。3米）、麻3斤，称作“调”。为什么中国人对“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等津津乐道？除了天伦之乐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分家就可以只向国家缴一份户税！长期以来中国的赋税制度，侧重于地租、人头税和户税等。而户税是按户征收的，同样是10口人，要是一大家子，就只用交一份户税。而要是分为三四户，就要交三四份户税！所以，从减少开支的角度看，一大家子过日子会节省一些。分家既不划算也很为难，要搬家就更难了。实际上这样，统治者加强对人民控制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也是中国式农民的智慧和生存之道啊！此外，还要去服徭役20天，如果不愿意去可以给政府交6丈（合20米）绢或7。5丈（合25米）的布来代替服役，称为“庸”，这实际上是一种代替徭役的“代役税”。如果丁户愿意在20天徭役外，再多服役15天，政府就免去他的“调”。要是愿意再接着干30天那么“租”和“调”就都免了。也就是说。一家的成年男子要是愿意一年中给政府服65天徭役，那么他们家一年就什么都不用给政府交了！地可以白种一年了！一年中可以有整整300天，在自己家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或是种地，或是干点别的事情了。这在中国古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美妙生活呀！尤其要是和暴虐的秦朝、隋朝比起来。人们简直幸福的要死。即就是单单可以拿绢或者布来代替徭役的政策，已经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了。因为，农时最重要、劳动力更重要，农民要是交了这种代役税就可以专心专一地在地里干活了。这样一来，农业的土地和时间都有了保障。李世民真乃是孟子的好学生啊。
总体看来这项制度的实施，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有着十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尤其是在最初实行的几十年里。均田制是一项神奇的制度。它的实施缓解了土地兼并的形势。保障贵族官僚地主利益，但限制他们占田过多。在授田时先给穷人再给富人，还限制百姓出卖自己分得的土地，以期农民也能拥有一定数量的生活保障。它肯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使农民摆脱豪强大族的控制成为国家编户齐民。政府控制的自耕小农阶层的人数大大增多，保证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加强了政府对人民的控制。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利于缓和农民的反抗，使劳动力与土地结合。减少了田产纠纷，有利于无主荒田的开垦。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最终，巩固了李世民以及整个唐朝前期的统治。
但是，这项制度也有一些无法弥补的缺陷：
其一。政府手中要有相当数量的土地才能实施均田制。而用来授田的土地只能是无主土地和荒地，数量有限。在相对和平时期，缺乏无主土地，所以均田农户实际授田则很少。
其二，均田令规定的受田数量，指的是应受田，也就是按政策、在理论上受田的最高限额。但是，随着社会的稳定，人口不断增加。再加上“永业田”又不退还给政府，迟早会有无田可授的一天。所以。均田制从一开始就普遍达不到应受额。口分田虽然规定年老、身死还给官府，但实际上能还田的很少。
其三。按理说这些国有土地是不能被兼并的。但是，农民经济力量脆弱、赋役负担沉重，稍微遇到天灾**，就被迫出卖土地、破产逃亡。还有些无法无天、神通广大的地主老财什么的，通过各种途径对均田的土地进行侵吞。导致土地逐渐集中到一些大地主手中，而这些人大多财大气粗又或者与官府有勾结。从而，使政府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也没法推行下去了。
正因为如此，均田制在北魏、北齐、北周、隋朝等朝代都在推行一段时间后遭到破坏。唐朝也因为同样的原因，终于在坚持实行了160多年后，以唐德宗李适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为标志，宣告废止。
政通人和，行政效率提高；物阜民丰，人民生活稳定。就这样，在李世民及其领导班子的共同努力下，经过点滴的积累、勤恳扎实的工作，一个万众注目的盛世终于要展现在我们眼前了。
皇帝的政治业绩与他获取权力的途径是否合法，绝对没有直接关系。李世民以其巨大的建设成就威加海内，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荣誉，也赢得了当时及后世万民的尊敬与膜拜。很少再有人追究他“玄武门之变”的“微小过失”了，因为他确实是一位千载难逢的伟大君主。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李世民就是这样视臣子如手足臂膀，视百姓为权力基础的圣明之君。他是唐朝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书法家，堪称古代皇帝中的全才和佼佼者。由他开创的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是盛世中的典范。他为大唐长达130多年的盛世，奠定了无比坚实的基础，并将中国封建社会逐步推向鼎盛繁荣。
“盛世”，当然是一个人人向往的时代。但又不一定人人有幸遇到。“盛世”两个字，是中国古代对一个时期全方位鼎盛的最高肯定，可不是什么人想这么叫都可以的！那么。怎么样才算是盛世呢？
“盛世”一定要符合以下标准：总体看是一个安定兴盛的时代，指国家繁荣昌盛、统治集团文治武功到达一定水平的社会现象。具体来看：
内政方面
政治清明、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民生安定、科技发达、思想活跃、文化昌盛。民族凝聚力强等。
其二，外交方面
军事强大、贸易繁荣、对外交流活跃、影响力大、外邦臣服等。
上古时代的尧舜盛世；
夏朝的少康中；
商朝的武丁中兴；
西周的成康之治；
西汉的文景之治、武帝盛世昭宣中兴；
东汉的光武中兴、明章之治；
西晋的太康繁荣；
南朝宋元嘉之治；
南朝齐永明之治；
南朝梁天监之治；
北魏的孝文中兴；
隋朝的开皇之治；
唐朝的贞观之治、永徽之、武周之治（女皇武则天，又称“贞观遗风”）、开元盛世（唐玄宗李隆基）唐宣宗李忱）；
北宋的咸平之治（宋真宗赵恒）、仁宗之治（宋仁宗赵祯）；
南宋的乾淳之治（宋孝宗赵昚〈shen〉）；
辽朝的景圣中兴（辽景宗耶律贤、辽圣宗耶律隆绪）；
金朝的大定之治（金世宗完颜雍）明昌之治（金章宗完颜璟）；
明朝的洪武之治（明太祖朱元璋）、永乐盛世（明成祖朱棣）、仁宣之治（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弘治中兴（明孝宗朱佑樘）、万历中兴（明神宗朱翊钧）；
清朝的康乾盛世（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等。这已经是33个了！但是，这里边的水分很大，真正货真价实的连一半都不到。最起码南北朝和辽、金、宋都只是局部统一，怎么能算是盛世呢？有些材料上甚至把更多的时期也算了进来充数，好像脸肿了就真成了胖子。比如，同治、光绪时期所谓的“同光中兴”。连国家主权都被破坏了，割地、赔款的，怎么敢称自己是“中兴”呢？我真替某些虚荣的人感到惭愧啊！
所以，公认的著名盛世也就是：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几个为数不多的时期了。当今，有舆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繁荣昌盛，正进入继西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清“康雍乾盛世”之后的“第四个盛世”。按照我们所说的标准，今天的中国无疑属于盛世。但是不是第四个？这就不好说了。这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吧，我们不必细究了。
贞观之治确实是个伟大的时代。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为后来的开元之治开创了基业。那么，它是怎么出现的呢？
隋唐更替之际战争频繁。一方面人少地多客观上为实施均田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心思定的大好局面。盖世英主李世民抓住机遇，适时调整了他的统治政策，纠正了隋朝的种种引起民愤的暴政。
27岁的李世民。意气风发、励精图治，善于用人、勇于纳谏，又要求大臣廉洁奉公，政府轻徭薄赋。在大唐君臣和全**民的共同努力下，这个以李世民年号命名的伟大的时代，终于在人们的翘首期盼下如约而至了。
23年间，唐王朝在李世民的领导下，文治武功均有所发展，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他对内整顿国家制度。尊重黎民百姓，安定民生；对外扩大了唐帝国对周边国家的政治及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军事兴盛的全盛局面。具体看来：
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才。他即位后，广开言路。不断扩大谏官的权力，匡正自己的言行。
他十分重视吏治的清明，曾命房玄龄主持精简机构、淘汰过剩官员；派李靖等13名亲信作为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查官员作风。还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把他们的功劳和过失都写在自己寝宫的屏风上，作为其升降奖惩的依据。
贞观六年（623年）时，唐朝政府文武官员仅有642人。我们难以想象那个时候的唐政府是如何高效运转的？官员们必须兢兢业业。因为他们的皇帝勤政爱民，更因为官少事多实在是没法偷闲啊。所以。百官都自励廉能，政府效率大大提高。
李世民时代还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应该是他最值得称道的政绩。
当然，这里所说的“没有贪污”，指的是贪污行为极为罕见，且贪污的数额不大，贪污现象是很难被完全杜绝的。后世对这一时期政治风气和廉政建设效果的夸大，恰恰反映出人们对明君和盛世的期待！即便如此。这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
在李世民的率先垂范下，官员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他前后任用的20多位宰相，个个都是正人君子与清正廉洁的表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惩戒贪污，而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明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酷刑，但明朝的贪官之多却属史上罕见。
当代台湾学者柏杨先生在《柏杨曰》一书中，将李世民统治时期称为“无冤狱的时代”。并提出“要想了解一个国家，看它的监狱。要想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看他的司法。”李世民强调，法制的初衷不是防范和压制人民，而是除暴安良和对于官员营私舞弊者的打击。他任用最为公正清廉的大臣戴胄为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少卿）。戴胄先后多次冒犯李世民的威严。纠正他在处理司法案件时的感情用事，李世民都最终接受。所以当时，天下没有冤狱，或者说冤狱很少。戴胄公正如包拯，但比包拯位高权重，所以他对贞观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司法建设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政治开明，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百姓心中就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这一时期的犯罪率才会急剧下降。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李世民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注意轻徭薄赋。即使不得不征发徭役时都会尽量避开农忙时节。他还崇尚节俭，曾经下令免去各地进贡奇珍异宝的义务。这既减轻了百姓负担。又防止了地方官借机敲诈，从而使农业及民生得以不断发展，使人民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唐初关中连年灾荒，李世民多次开仓赈济灾民，还准许老百姓去别的州县讨饭吃。而在小农经济的时代，政府一般是不允许农民自由迁徙的。否则你跑了，政府找谁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