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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通情达理、魅力无穷的君主与这个人人向往的时代，我们再上哪里去寻找呢？这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李世民将百姓视为国家的根本，并认识到自己要率先垂范。他把“民本”思想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使其穿于治国的整个过程。只有处理好和老百姓的关系，天下才能达到长治久安。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不是李世民一个人所能能造就的，他还需要一大批能臣干吏为其效命。那么。唐政府的重要官员主要是怎么产生的呢？这就必须谈到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制度——科举制。
科举制开创于隋朝，但隋朝过于短暂，所以真正将其发扬光大是唐朝。在科举制实行以前。魏晋南北朝主要用的是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由大、小“中正官”选拔举荐人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制度已经腐朽透顶，选拔官员的大权被一些上层“世家大族”所把持。使得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失去活力，社会不公正现象加剧。
李世民取得最高权力后，为了吸引和选拔人才、提高家管理效率，更为了牢牢攥紧权力的魔杖，决定全面实施科举制度，选拔优秀才管理国家。唐朝的科举制度分为制举和常举（也称“贡举”）两种。
制举由皇帝亲自主持，是临时性的考试。主要招考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完全视需要而定，其科目有五、六十种之多，如考查贤良正直、直言善谏、博学鸿词、军事谋略等，百姓和官员都可以参加。但是，制举不经常举行，所录取的人非常少，在科举中的地位不重要。所以，我们重点要说的、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科举其实是指“常举”。
常举由中央组织部（吏部）主持，李隆基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后改为教育部（礼部）主持。主要有秀才、明经（考查对经典的记忆和一些时政）、进士（考查儒家经典和5道时政问题）、明法（考查大唐的各种法律条例）、明书（考查《说文解字》《字林》等文字学知识）、明算
（考查《九章算数》《周髀算经》等书的数学知识）、道举（考查老子、庄子等人的道家学说）、童子（10岁以下能精通儒家经典的儿童可以参加。能背诵10卷的可以获官职）等八科，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考试主要考查考生对于儒家经典的记忆和理解，也看考生对于时事是否关注。录取率约为十分之一二，相对比较容易。
而进士科则考查的比较全面，除了考儒家经典和时事政治，主要考查的是诗赋。唐朝进士科的录取率非常低，约为1－2％。所以，当时人说：“30岁中明经已经算是年龄比较大了，而50岁中进士还算是比较年轻的。”
考中进士是非常难的事情，但是一旦考上，就会前程远大、升迁较快。比较容易飞黄腾达，唐朝中后期的宰相一多半为进士出身。
进士科是当时读书人做官的首选途径和“正途”。在科举考试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唐朝科举中榜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要想正式步入仕途，还要经过吏部主持的选拔，称“释褐试”。
再通过面试和政令问答等环节来进行考核，通过考核的才授予官职。唐末五代的学者王定保在其笔记小说《唐摭（zhi）言》中记载道：“高官厚禄的人即使位极人臣，但只要不是进士出身，终究是个遗憾啊。”
到了宋以后，科举的其他科目基本只剩下一个空空的名目，进士科逐渐成为惟一的科目。看着读书人排着长队鱼贯而入参加科举考试，李世民心里很踏实。
一个考试制度把你一生都给栓得死死的，再也不会胡思乱想、瞎折腾了，这下天下不就太平了嘛？于是，李世民不无得意地说：“天下英雄都进了我的口袋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
其一，唐朝前期，受重农抑商传统制约的商人及其子弟无权参加科举考试。唐中期以后，商人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这些人才逐渐被允许参加科举做官。
其二，总体看来，唐朝前期通过一技之长和显赫家世做官的占大多数，真正通过科举入仕的在官员总数中占得比重很有限。
几十年后，从唐中宗李显神龙年间开始（705－707年），为了勉励及第进士。皇帝会在长安东南角的曲江池赐宴庆贺。
新科进士中榜后（考试及第），大家在这里乘兴作乐，享受着春日暖阳。更享受着人生的辉煌时刻。大家把杯子放到盘上，再把盘放到流动的水上。盘随水转、轻漂漫泛，转到谁跟前，谁就执杯畅饮。
这一盛事被称作“曲江流饮”，后来成为著名的“长安八景”之一。然后，进士们会齐集大慈恩寺大雁塔下题名（中了武举的在小雁塔）把自己的名字和心情，郑重地题写在寺院墙壁上，这一文化活动被称为“雁塔题名”。
100多年后，27岁的白居易了一举中第。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一时传为佳话。在17位同科进士（同年）中自己最年轻，那是何等的荣耀啊！但是在苦苦等待了8年后，他才得到了实际职务的任命——周至县公安局局长（县尉）。
而孟郊在46岁时（797年）终于考中，想到自己寒酸的生活即将结束兴奋不已，当即作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登科后》。相信能代表相当一部分成功的读书人的心境：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曲江流饮”和“雁塔题名”是唐朝读书人最梦寐以求的人生快事。他们将为此付出艰辛的努力，或许要耗尽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即便到了900多年后的明朝，嘉靖十九年（1540年）陕西乡试（明清时期的省级科举考试。每3年举行一次，考中的称为“举人”，头名举人称“解元”，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范进中举》即是如此）题名碑文就有：“名题雁塔天地间，第一流人，第一等事也。”虽说比起唐朝的进士已经低了两级，但是大家还是要把名字留在那面著名的墙上，风光风光、显摆显摆。那也是相当地自豪啊！
中国的科举制始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废除于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历时1300多年。科举考试的录取率低得惊人。所以即使名落孙山的人很多放到现在也绝对可以堪称国学大师或学者。以进士科为例；唐朝年均录取数在30人左右。
李渊、李世民时期平均每年10人左右；李治时期达到20人以上；其中咸亨四年（673年）的录取名额达79人；这乃是整个唐朝最高的数字！宋朝这一数字每次达二三百人甚至四五百人，但比起庞大的读书人队伍还是显得十分残酷。明清时期。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竞争仍然十分激烈。
明中叶后，各省的科考规模在四五千人至数万人之间，乡试平均录取率基本不到10％，但这对于成千上万的读书人来说希望未免太过于渺茫。低录取率是在朝廷调控下形成的，并非完全自由竞争的结果。
而之所以进行调控，又是由录取一名考生就意味着国家要设以一个官位、准备一份俸禄！科举考试过程极其很难，清朝进士的平均中榜年龄在37岁左右。一些人把现在的高考和古代的科举制作比较，其实是不合适的。
我们2012全国高考录取率已高达75％！因为科举是在选拔官员，录取一人就可能要准备一个公务员岗位！而高考只是为高等院校选拔人才，和工作就业并不挂钩。所以，今天的高考与古代的科举是绝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54岁的范进中举后会发疯。“贵府老爷范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相当于是当年“广东省高考第七名”，不疯才怪！我国有个成语叫连中三元（也称“三元及第”），也就是说一个人要乡试的时候得了解元，会试的时候得了会元，殿试的时候又得了状元，三个考试都考第一。
这样的几率，简直比买彩票中奖还低！据史书记载，科举制实行的1300多年来，连中三元的仅有13人，正好平均每100年出一个！他们是：唐朝的崔元翰（781年，部分资料误作“准元翰”）、张又新（814年），宋朝的孙何（992年）、王曾（1002年）、宋庠（1024年）、杨置（1042年）、冯京（1049年）、王岩叟（1061年，部分资料误作“王若叟”），金朝的孟宋献（1163年），元朝的王崇哲（1348年），明朝的商辂（lu，1445年），李骐清朝的钱檠（qing，1781年）和陈继昌（1820年）。
这些人都是有真才实学的“考试专家”，而宋朝出现的最多，13人中独占其六，将近一半！这是宋朝是“重文轻武”的结果，那个朝代对文化教育极度重视。
以考试来选拔官员，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创造。从历史的眼光看来，科举制是一项天才般的制度。孙中山先生就对科举制推崇备至，他在《五权宪法》中说“科举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
而西方人更将其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都对科举所体现出的公平原则表示过惊叹和折服。
科举制度西传欧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西方近现代以来，产生的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都受到了中国古代科举制的影响。它所体现的“公平竞争，平等择优”的原则，是其生命力所在。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憧憬建立一个由知识分子统治的国家，他要是能来科举时代的中国看看，该多么羡慕呀？！
中国的科举还深深的影响了周边的越南、朝鲜和日本。日本是学习的好手，一贯的虚心上进、认真实干使得其充满活力，数次把握住了机遇，改变了自己的国运。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二战后的改革与崛起，莫不如此。日本学习唐文化，近乎全盘唐化。
但是，其对于科举制和宦官制度却不曾效仿，这值得深思。其中，越南的科举制废除于1919年，是全世界科举制废除最晚的国家，比中国还晚14年呢。
总之，科举选官的范围比九品中正制要广泛得多，普通地主和农家子弟等均可参加。这就使传统的“世家大族”势力受到沉重打击，用人权被中央政府牢牢控制。当时科举考试所得到的人才，基本上都是有真才实学的高级知识分子，为政府网罗了一大批精明强干的大臣。
这就使官员的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有利于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至于“八股取士”摧残读书人，那已经是1000多年后明清时期的事情了。
“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度下教育的目的就是考试，考试的目的就是做官，做官的目的就是特权。欲富贵必得考试，要做官必得听命于朝廷。于是多年以后人的个性和创造力丧失，这也是科举最终成为社会发展障碍的原因。
在选官制度上李世民坚持的有始有终，做得有声有色，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在土地方面他也有一项重要的惠民措施——均田制。（未完待续）
第二百四十八章【天可汗】（）
**在《对农民的宣言》中，强调：“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而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可谓，对小农时代中国的国情分析的再透彻不过了。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直是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历来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历代统治者最为头疼的疑难问题。
处理得当则农民安居乐业，政府财政收入得到保证；处理不当则将导致民不聊生、社会秩序紊乱，甚至揭竿而起。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孟子显然就曾认识到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所以他主张，要给农民几亩地，种上桑麻和庄稼，并且保证农民的劳动时间。
让农民有吃有穿，在老的时候还可以吃上几口肉（其实人老了，牙都掉了，还怎么吃呀）。这样的统治就是仁政，这样的君主就是明君，这样的社会就小康社会啦。
李世民几乎将孟子的政治理想全部变成了现实，他忠实的执行者了儒家关于未来社会的种种构想。孟子老先生泉下有知可以安息了！要是他有机会来唐朝看看，一定会激动的不想回去的。李世民的基本做法就是，全面、彻底地推行均田制和与之相配套的租庸调制。
中国古代有些制度精彩到让人拍案叫绝，均田制便是其中最经典的制度之一。均田制，在中国古代，乃至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项绝妙的土地制度。一旦战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土地大量荒芜，土地就会流转到政府手中。
政府便可以把手中的无主荒地分配给农民耕种，这样农民有了土地便能安分守己，有利于社会秩序安定；另一方面。政府的赋税也增加了。这才是真正的一举多得的奇谋妙计啊。
这项制度开创于鲜卑族统治下的北魏，以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朝、唐朝前期等时期都曾推行过。其中，以唐朝推行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效果也最明显。政府根据所掌握土地的数量。授予每个成年男子几十亩土地，称为“计口授田”。
李世民深知均田制的好处。因此即位以后当即大力推广这项利国利民的制度。俗话说“不废不立”，一个王朝刚刚建立时，面前除了烂摊子外，实际上也有很多机遇。豪强权贵该死的死了，该跑的跑了，改革的阻力就会小很多。因此，唐朝规定：
标准一：对百姓授田
18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丁男），每人授给土地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田”（按人口数分的田地）。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或死后要归还政府。20亩为“永业田”（可以永远作为私产继承的田地），可以传给子孙继承。60岁以上的老年男子、有顽疾者、残疾人，只授给“口分田”40亩。守寡的妻妾授给“口分田”30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