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那些事儿- 第136部分

　　　　从此，柔然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西魏撕破脸皮重新成为西魏的边患。如此一来，西魏处于四面楚歌之势，北有柔然，西有吐谷浑，南有萧梁，东有高欢，战争的危险随时都可能降临。在这种巨大压力之下，宇文泰制定了两手抓的战略，一手抓军队建设，一手抓经济建设；他要闯出一条富国强兵的道路。他能成功吗？问：打胜仗靠什么？

　　　　答：君王的英明，主帅的智谋，将士的勇敢。事实上，这三方面固然重要，但如果缺了另外一样照样不成，打仗看上去是士兵们在搏击，实质上上拼的是交战双方的经济实力。战争实在是个烧钱的机器，现代战争中扔颗炸弹几百万进去了，古代也是这样，俗话说人马未动粮草先行，战士吃饭战马喂料，需要动用民夫和牲口运送粮草，死亡人员还要抚恤金，伤员还要医疗费，打胜了还要赏赐，部队官兵的工资还没算上，怎么算都是一笔惊人的支出。要想打胜仗先得把后勤保障搞好，国家得有钱。

　　　　对此，宇文泰头脑很清醒，所以发展经济成为当前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关中跟人家山东比起来，人口稀少，土地贫瘠，老天爷还动不动给来点旱灾什么的，别说富起来，就是解决温饱问题都不容易。

　　　　对此，宇文泰头脑很清醒，所以发展经济成为当前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关中跟人家山东比起来，人口稀少，土地贫瘠，老天爷还动不动给来点旱灾什么的。别说富起来，就是解决温饱问题都不容易。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要想发展生产力，就要改革生产关系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要素，为生产力的发展扫平障碍。

　　　　宇文泰虽然没学过这门课。但他也看到了西魏政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选官制度注重门第，结果没有真才实学的花架子去做刺史、郡守，另一些刺史郡守来源于战功的奖励，让武人们放下武器去坐堂理政，还真够难为他们的。

　　　　让这样一些人之行富国安民的国策。那不是笑话吗，国家政策再好，恐怕结果也会成为歪嘴和尚念经，歪了！还有，高门豪族依靠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影响着国家政策。暗地里挖着国家的墙角，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却往往靠他们的代言人将国家赋役转嫁给小民。

　　　　要改革必然会有阻力，既得利益者一定会为维持现状而想法设法反对。不过，现在国内形势对宇文泰相当有利。

　　　　零星的稽胡叛乱先后被李远、于谨、侯莫陈崇、李弼平定，独孤信也扫平了赤水蕃王梁仚定。国内形势稳定，宇文泰的威望日高，他要想做什么事，公开反对的人几乎没有了。改革势在必行。谁来主持呢？

　　　　改革的重担只有西魏的经济学家苏绰可以担当。于是，宇文泰以苏绰为大行台度支尚书、领着作，兼司农卿。这个职位相当于财政部长、文化部长兼农业部长，西魏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是本，三农问题在今天都是每年位列一号文件的首要问题，宇文泰相当于把国家经济命脉托付给了苏绰。苏绰开始在西魏行富民强国之法。

　　　　苏绰殚精竭虑，针对西魏的国情。制定了一些列的改革措施，比如对官员进行精简。那些吃皇粮不干活的一律裁掉，又设置二长管理百姓。军队不打仗的时候搞搞屯田，补充一下军队的口粮，减少一点百姓的负担。

　　　　苏绰将自己的治国思想写成报告递交宇文泰，宇文泰阅后转给魏文帝以诏书的形式颁布后在全国施行，作为官员入职培训的必修课，学不好这一课，官就不用当了。这就是历史上着名括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六个方面。第一条：先治心。

　　　　（拿今天的话就是加强思想政治修养。）苏绰认为，刺史、郡守、县令这些人作为地方上管理百姓的宰守，代表朝廷治理地方，其地位等同古代的诸侯。

　　　　前世的帝王们曾经说过只有贤良的宰守们才是与帝王共治天下的人。

　　　　在一般人看来，居于朝堂内的高官们与帝王共商国是，他们才是与帝王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其实，帝王们对这一点也很清楚，朝中的公卿百僚们各司其职，制定国策，监督百官，对于国家都很重要，但是无论朝堂上制定了什么样的政策，最终还要靠地方官们来落实，县官不如现管，百姓看得到的就是这些父母官们，所以说在治理百姓这一点上朝中大员们的作用就不如宰守们重要了。既然地方宰守们如此重要，那么怎样才能做好地方官？

　　　　对此，苏绰为大家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地方官不能只盯着手里那点权力，权利和责任是统一的，朝廷给你权力是让你好好做事而不是让你谋取一己之利的，作为地方官，要造福一方百姓，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住百姓，首先就要加强自身修养，从治心和治身两个途径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

　　　　首先要治心。要有一颗正心，有一颗公正的心，因为你的内心决定了你的行为。如果心术不正，就会生妄念邪念，在妄念的胁迫下必然会不明事理，不明事理的结果就是不辨是非。不辨是非的人连自己都管不好，哪里又能管好百姓。所以，管理百姓的首要就是要清心。什么叫清心？

　　　　有人说我不贪不占就是清心，错了，这还只是清心的基础，清心是一种更高的人格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必然心气清和，志意端静。

　　　　心和志静则不生邪念，无邪念则所想所念无不符合至公之理，用至公的理念去治理百姓，那么没有做不好的。其次是治身。君王的形象，是百姓的榜样。一国学习的目标，是大家仰视的标杆。

　　　　如果标杆不正，不能苛求影子是直的。箭靶不明，不能责怪射箭的人射不准。如果人君自身形象不佳，而妄想治理好百姓。犹如标杆弯曲却希望影子是直的。

　　　　君王的行为不检点，却希望百姓行为良好，就像没有靶子却责怪射箭的人。所以做君主的，必须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身体力行地去实践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加上无倦、

　　　　明察。

　　　　从这八个方面践行去训导百姓。则百姓畏惧而爱戴，见贤思齐，自觉去学习和效仿，这样不用依靠哪个高门的家教，好作风便蔚然成风了。

　　　　做地方官的也是如此。总之。在这条诏书里，苏绰主要从官员的思想作风入手，认为脑袋决定屁股，思想决定行动，要想管理好百姓，地方官首先要清心正身，身体力行地带好头，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自己满肚子男盗女娼却让手下人践行仁义道德，手下人只会口里应着心里笑着。楚王好细腰而国内多饿死，上行必然下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第二条：敦教化。（百年大计，教育为先）作为儒家，苏绰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后天的教导是劝人为善还是教唆人作恶影响了一个人的好坏。

　　　　因此，苏绰非常重视教化的作用。苏绰说，天地之间以人为贵。人之所以异于木石禽兽者，以人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然而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人心容易随教育而变化。

　　　　如果教育百姓敦厚朴实。那么百姓必质朴率直；反之，如果教育百姓肤浅轻薄，那么必然形成肤浅轻薄的风气。肤浅轻薄是使国家衰亡败坏的风气；质朴率直是淳厚平和的风俗。

　　　　衰亡败坏则祸乱迭出；淳厚平和则天下安定。因此；国家的治乱兴亡，无不由教化而起。既然教化如此重要，为什么没有引起当政者的注意呢？苏绰对此做出了解释。

　　　　现实情况是，世道衰颓已有数百年之久，自正光年间六镇暴动而开始的天下大乱也已将近二十年；战火连连，民不聊生，民众们看不见德行的作用；他们目之所及只有战争和动乱，同样，为官者不懂如何去教化百姓；只会用刑罚简单粗暴地管理民众。

　　　　后来魏祚西迁，国家刚刚开始复兴；天下未定；战祸加上饥荒；在这种形势下连国家所采用的各种制度都是匆匆创立；大多因陋就简属于权宜之计，由此导致礼让之风不兴；陈旧风俗未改。现在年景转好，百姓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实施教化的时机到了。

　　　　因此，各刺史、太守、县令、三长，都应该洗心革面，贯彻落实朝廷的旨意，教化百姓。为了指导大家行教化，苏绰向各级官员们解释了教化的含义。什么是化？

　　　　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向善，而邪伪、嗜欲在不知不觉中消除，即潜移默化。什么是教？刺史、太守、县令、三长们教导百姓行孝悌、仁顺、礼义，使民众慈爱、和睦、敬让。有了慈爱就不会抛弃亲人，和睦就不会与人结怨，敬让就不会起争执。三者具备，那么王道可成了。先王之所以移风易俗，还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无不由此。

　　　　这就是治国大道。苏绰的教化说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通过教化把德治同法治有机结合，引导百姓把遵纪守法止恶行善变成一种自觉的行动，从让我做转化为我要做。教化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孤立地进行，按照苏绰的论点，实施教化的前提是官员们能够清心修身，具备教化百姓的能力。

　　　　官员有了教化百姓的能力，还需要教化百姓的条件，如前所述，百姓们只有吃饱穿暖了才能考虑教化的事，如何让百姓们吃饱穿暖呢？

　　　　这又涉及到经济问题，苏绰把它归纳为尽地利，发挥土地的作用，尽可能地提高土地的产量，多产粮食布帛，解决人们的吃饭穿衣问题。正如管子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让人们饿着肚皮空谈礼义廉耻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只有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保障，才有可能主动地去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苏绰出台了西魏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指导性文件。

　　　　第三条：尽地利。（西魏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指导性文件）苏绰认为，人生天地之间，吃饱穿暖是第一需求，吃不饱就感到饥饿，穿不暖就会感到寒冷，犹如百姓衣食不足却要他们去行礼让，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古代的圣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首先要让百姓衣食富足，然后对百姓进行教化。如何让百姓吃饱穿暖？要做到这点，就是让土地发挥最大的能力，牧守令长要做好劝课农桑。

　　　　为什么各级官员要劝课农桑，难道百姓们自己不会主动去春耕秋收吗？苏绰站在士大夫的角度，认为老百姓愚钝，智慧不足，一定得等到有人劝说和教育，然后才会尽力去耕种，这项任务各级官员们责无旁贷。

　　　　苏绰在诏书中引导各级官员说，百亩之田，一定要经过春耕、夏种、秋收，供冬天食用，前三项缺一就要饿肚子。所以先王的劝诫道：一个农夫不耕作，天下必然有因此挨饿的人；一个农妇不织布，天下一定会有一次受寒的人。（未完待续）

第一百五十七章【下诏书】（）　
因此，当官的在三时季节不理事而造成农民荒废农业，就是在要百姓的命，把他们往死路上赶。

　　　　劝课农桑的具体措施是：一、各州郡县，年初要敦促百姓无论长幼凡是能够操作农具的人全部去耕田，及时耕种，不能耽误了农时。二、下种完了，还要敦促大家搞好田间管理，锄草施肥浇水一样不能少，等到了麦子熟蚕成茧的收获季节，同样要老少出力，男女同做去抢收，抢手就像救援落水的人、救火、贼寇将至时一样紧急，只有这样才能使农夫一年的耕种有收获，蚕妇的劳动看到成果。

　　　　三、有的人家缺乏劳动力，有的人家没有耕牛，应该劝他们相互帮忙，互通有无，共同有个好收成。四、农作的空隙，赶上阴雨天不能下地干活的时候，可以引导大家可以种桑植果、种菜修园、养鸡养猪发展副业辅助主业。

　　　　五、若是有游手好闲，早归晚出，好逸恶劳，四体不勤的人，正长把名字报到郡县，太守县令根据情况严厉处罚，罚一儆百。这五条是贤明的宰守应该做的事情。另外，苏绰还对官员们的日常政务提出了要求。

　　　　为政不能过于琐碎，过于琐碎了百姓就觉得太烦。劝课也不能太简单，太简单了百姓就会懈怠。善于为政的一定会简凡适中。诗经说：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求。

　　　　这就是苏绰制定的发展国家经济支柱产业—农业的纲领性指导文件，文件讲得非常具体，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的确是各级官员发展农业生产的指南。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政策再好必须靠优秀的官吏来执行，那么当时的选官制度能把好官选上来吗？

　　　　答案是否定的，自魏晋以来，官员选拔任用制度是九品中正制。由各级官员和专门的人才办推荐德才兼备的人做官，但是正如歪嘴和尚念经，过于主观的推荐设计给谋取私利的人钻了空子，职位成为官员的私物，由此造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准贵族阶层的出现，世家大族把持朝政。门第成为选官第一条件。

　　　　你再有才，出身寒微同样不得重用，你再愚笨，只要出身高门，政府的大门依然向你敞开着。靠这种人执政。苏绰的敦教化、尽地利必然会成为一纸空文，苏绰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因此，六条诏书的第四条专门就选官提出了新的观点。事实上，当时的有识之士早已对门阀制度的危害有所认识，在东魏，渤海王世子高澄已经开始了以反腐为旗帜的打老虎行动，他亲自主持吏部，把一大批贤能之人充到了各级政府要害部门。

　　　　左厢大都督李虎明确表示反对。李虎。字文彬，也是贺拔岳武川老乡会的一名重要成员。按照李家的族谱，他们家出自世家大族陇西李氏。李虎的祖父李熙起家金门镇将，以良家子镇武川，从此在武川安家，他的父亲李天赐做过武川镇的下级军官，李虎少有大志，喜读书。善骑射，为人轻财仗义。深受贺拔岳的喜爱，很早就跟在贺拔岳左右。曾经跟随贺拔岳平定元颢获取了爵位，后贺拔岳经略关中，李虎以功授。。。。。。标记一下，以后慢慢看。这段历史对以后的隋唐有深远的影响

　　　　六条诏书第四条：擢贤良。（任贤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