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也并非杨广一人如此。
杨广固然奢靡，但在帝王中也不过中等，仅仅指责他挥霍无度，却对其他奢侈浪费更甚的君王视若不见是不公正地。
号称千古明君的唐太宗也绝不是俭省之君，他大修宫殿，宫中多用金玉装饰，靡费颇大，私造宫殿的数量规模更是隋炀帝的数倍。
不过李世**气好，他抢到手的新帝国正朝气蓬勃，大建宫室时天下太平，所以并无逼反百姓之忧。而杨广在天下已乱后仍然不改奢靡，就不免失了审时度势之明。
况且李世民试图营造纳谏惜民的形象，所以在谏官的进言下，对自己劳民伤财的行为时常有所收敛，所以总体看来，他一生的奢侈铺陈尚且要略逊于隋炀帝。
十二、不恤百姓杨广生性贪慕虚荣，每当其它国家的人前来朝拜，他便会产生一种极强的满足快感，所以在亲自远征打通丝绸之路后，他便急急邀请塞外诸胡到中原来游玩朝见。
为了在周边国家、部族面前充门面，炫耀大隋的富足，他还命令西域商人所过郡县必须殷勤招待，沿途白吃白住，饭店酒肆不准收取分文，令沿途百姓不堪其扰。
杨广于公元61o年正月在洛阳大摆百戏，迎接前来朝贡的西域商人，奢侈的庆祝活动长达一月之久，耗资无数。
为了向外族炫示豪富，杨广下令将洛阳的店铺都用帷帐装饰，把彩帛缠在树上，结果西域人看后反而觉得不解：“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
大隋和西域商人的贸易原本应该是双方互利地，但隋炀帝所做的却是赔本的买卖，让西域商人们免费吃饭，免费住宿，走时还给予很多的赏赐，用巨额国财换取自己大方仁厚的虚名，最终面子是赚足了，钱也赔老了。
这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朝贡式贸易，小国前来朝拜，藉此从中华得到大量的金珠赏赐和急需物资，而中原帝王则得到万国来朝的荣耀。杨广的朝贡式贸易使国家耗费了巨额钱财，百姓也因此负担大增。
在丝绸之路打通后，本应给百姓带来极大好处，可在短期内却反而给百姓带来了负担。隋文帝交到隋炀帝手中的大隋朝虽然号称富庶，但却只是国家储备富足，与文景时期藏富于民不同，富得并不扎实。
即使在三征高句丽之前，隋朝百姓的贫富差距也很大，底层百姓的日子十分清苦，缺吃少穿，所以杨广这种借贸易之名炫耀自己文治武功，慷百姓之慨的做法让人们心里都不舒服，这和**当年为了第三世界领袖的虚名而从困苦不堪的百姓口中夺食，多年间无偿大笔援助亚非拉穷国，甚至在百姓大批饿死的那三年中也不停止的自私行为是同样的性质。
牺牲自家百姓的利益，去博取外人的几句称赞，这充分暴露出杨广不知爱惜百姓的特点。他是一位极富进取心的有为君主，却绝非一个体恤民间疾苦的帝王，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过失，也是促成隋末乱局的重要根源之一。
正是因为杨广生具行事任性，不恤百姓的性格，才会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压根儿不管百姓们能否承受，而其他庙堂重臣高高在上，也不会在乎底层百姓的死活，所以隋廷征发、聚敛无度，最终逼反了不计其数的老实百姓。
在三次征辽的过程中，隋炀帝先后征用了三百多万民夫，很多人活活累死病死在路边，全国大量地方出现男丁不足的现象，不得不靠妇女和老人来从事生产。
一征高句丽失败后，他在国力尚未恢复前就发动第二、第三次征辽战争，逼反了无数百姓，一个能顾惜子民死活的帝王不会像杨广这么急躁。
李世民征辽东一样是两次无功而返，李治即位后一时也无法灭掉高句丽，但李世民和李治比杨广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能忍能等，硬攻拿不下就持久地袭扰，国内不靖就立刻在辽东罢兵，缓解百姓的压力，所以才能把对辽东的战争持续进行二十三年之久，最终灭掉高句丽，自己却不会如隋朝般被大规模征发拖垮。
十三、役民过重杨广少年时雄姿英发，才华横溢，头脑精明，是一个生活态度积极，进取心十分强烈的人。他十四岁时就已经担任大军统帅的重任，领兵北征突厥，令塞外诸胡近十年不敢南下牧马。
十九岁时又率领数十万大军扫平南陈诸国，为大隋打下了大片疆土。那时的杨广光芒四射，让天下大部分贤才，无论世家子弟还是寒门才俊，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才能够顺理成章、众望所归地取代其兄杨勇，从杨坚手中接过大隋江山。
杨广心高志远，怀抱天下，在主观愿望上极欲成为一代圣君。他素来崇拜秦皇汉武，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那样的帝王，做出一番轰轰烈烈、名垂千古的伟大功业。
在杨广看来，不做出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留下千古之英名，就枉为帝王一场。
也正因有此远大的志向，杨广一直固执地践行着自己的理念，不辞劳苦东征西讨，还时常做出遗泽后世的壮举。
在登基之后，杨广一度有所作为，开文馆，礼儒生，令长安、洛阳一带胡风尽去，文气复兴。又不拘一格选用良将，使得罗艺、麦铁杖这样出身寒微的人也能与世家子弟同列，一时麾下俊杰云集。
然后杨广运筹帷幄，派遣将士击败突厥和吐谷浑，开疆扩土，又亲征打通丝绸之路，他也因此被周边各国尊为“天可汗”。
可以说，杨广的前半生英明神武，是历史上少见的一代雄主。然而杨广自继位之后，十几年来几乎每年都兴兵讨伐不臣之国，征突厥，伐契丹，讨高昌，攻高句丽……一系列的战争虽然成功地开疆拓土，令四夷宾服，却也把国力挥霍到了极限，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而在沉重的兵役负担下，他又同时修建大运河，进一步增加了百姓负担。
而真正致命的还是在这些基础上的三次征辽，每次强行征发数百万人，把大隋拖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民间怨声载道，百姓不堪兵役之苦，为了逃避沉重的徭役而纷纷造反，一时盗匪蜂起，天下大乱。
隋炀帝的过失就在于他志向过于高远，太想建立伟业，证明自己了，于是试图在短短十几年间就做出许多成就，而这些大工程本该由几代人来缓缓实现才稳妥，百姓才好承受。
杨广的急切之心和他不体恤百姓的性格结合起来，便造成了征伐无度，操之过急，役民过重，这也是隋末乱局出现如此之早，爆发如此汹涌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蹶不振杨广前半生顺风顺水，为天下人所敬重，在志得意满之际征高句丽，意图锦上添花，一心以为可以摧枯拉朽般轻易取胜，结果却因为过分自信轻敌，惨败而回，这不免令杨广在武勋上感到大为失意。由于迫不及待要洗雪前耻，重振大隋的声威，压服周边各部，也急于重塑自己的名望，他急急又对高句丽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攻伐，却每次都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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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一代英主】（）
唐朝那些事儿；第十四章【一代英主】
而自从原本占了上风的二征高句丽因为杨玄感在后方造反而失败后，大隋的境况就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土地兼并、人口过多、门阀之弊、官吏昏聩贪婪……数年来积攒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纷纷爆发，整个国家乱做一团，日益破败。濠奿榛尚更糟糕的是，乱局又引发了更多的问题和更大的隐患：
如李渊、罗艺等一些地方军头眼见中央式微，忠心也日渐稀薄，对朝廷的命令开始阳奉阴违，甚至自立山头。等到杨广试图第四次征高句丽时，天下已然大乱，各地官员对此乱命暗暗抵制，最后征辽计划无疾而终，这说明大隋在事实上已经对攻下高句丽无能为力了。当杨广发现对这个忤逆了自己，还害得自己劳民伤财，大失脸面的罪魁祸首无可奈何时，他心中的恼火和郁闷可想而知。
一蹶不振杨广前半生顺风顺水，为天下人所敬重，在志得意满之际征高句丽，意图锦上添花，一心以为可以摧枯拉朽般轻易取胜，结果却因为过分自信轻敌，惨败而回，这不免令杨广在武勋上感到大为失意。由于迫不及待要洗雪前耻，重振大隋的声威，压服周边各部，也急于重塑自己的名望，他急急又对高句丽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攻伐，却每次都无功而返。而自从原本占了上风的二征高句丽因为杨玄感在后方造反而失败后，大隋的境况就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土地兼并、人口过多、门阀之弊、官吏昏聩贪婪……数年来积攒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纷纷爆发，整个国家乱做一团，日益破败。
更糟糕的是，乱局又引发了更多的问题和更大的隐患：如李渊、罗艺等一些地方军头眼见中央式微，忠心也日渐稀薄，对朝廷的命令开始阳奉阴违，甚至自立山头。等到杨广试图第四次征高句丽时，天下已然大乱，各地官员对此乱命暗暗抵制，最后征辽计划无疾而终，这说明大隋在事实上已经对攻下高句丽无能为力了。当杨广发现对这个忤逆了自己，还害得自己劳民伤财，大失脸面的罪魁祸首无可奈何时，他心中的恼火和郁闷可想而知。衣食足才知荣辱。大部分老百姓并不太在意什么国家尊严、开疆扩土、宾服四夷，更考虑不到诸项劳民伤财的大工程和对外战争在将来的长治久安意义，他们真正在意的，只是缸里还有没有明天下锅的米，自己能不能带着一家老小挺过眼前的冬天。所以在连年的征发和痛苦的生活中，百姓对隋炀帝的感觉已经由曾经的崇拜变为了不满，这对一向自信好强的杨广打击极大。尤其是看到自己一手打造的，不久前还欣欣向荣的大隋王朝竟然已经有了崩塌之象，这种巨大的反差让素来骄傲的杨广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一直信心满满的帝王一下子垮了，他的精神大不如前，整个人看起来也不像原来那样乐观、雄心勃勃，有时甚至会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偷偷落泪，就像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此时的隋炀帝也曾试图要励精图治，革除积弊，重整气象，但当他坐在龙椅之上想有些做为时，才发现这个帝国早已被各家门阀贵族所把持，早已经有了一套完善的盘剥百姓、非法攫取财富的流程，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链条，即使他贵为皇帝，也无力与这张庞大的利益网做对。所以虽然他的许多改革政令相当不错，但在大部分执行者都阳奉阴违之下，也根本无法真正落实，有些甚至还会被歪曲成祸民的乱命，而受害的百姓又会把不满归结到颁布政令的皇帝头上……天下局势越来越乱，杨广却欲振乏力，眼睁睁看着大厦将倾，却无能为力，他又是生气又是无奈，曾经勃勃的锐气和进取之心也越来越淡薄，终于雄心散尽，彻底放弃了拯救帝国的努力。此时他骨子里的软弱开始占据上风，引领着他逃避现实，对贪官污吏盘剥百姓再也不闻不问，对满地的义军也不再上心，甚至开始自欺欺人，粉饰太平。从骨子里面看，杨广是一个不够坚执的人，对人对己都不够狠。当顺风顺水时，他就越干越起劲，也能越干越好，显得雄才大略，精明睿智；但一遇到困难，就方寸大乱，退缩逃避，坐视局面越来越糟。在长达三四年的时间里，流寇早已不再是疥藓之患，但裴矩、裴蕴、宇文述、虞世基、郑善果、封德彝这些能臣和当代名士们们一直坚持流寇克日即灭，竭力掩盖乱局。而做为英明神武的大隋皇帝，杨广自己也极力要妆点这个盛世的假象，于是他以“危言耸听”的罪名贬斥了说真话的老纳言苏威、治书御史韦云、兵部尚书赵孝才，甚至还将越级上奏的建节尉任宗当庭杖毖，从此无人再敢为国进言。杨广的性情在压力下日渐扭曲，似乎具有了双重人格。这个一直显得睿智从容的男子变得耳软心活，优柔寡断，公私不分，他的精神时好时坏，情绪起伏无常，有时候能重现之前的英明，有时却又浑浑噩噩，糊里糊涂；有时果断固执，有时又偏听偏信，乱命迭出；有时候礼贤下士，有时却又忌贤妒能……他的身边迅速围上了一群只会捞好处不会做实事的马屁精，于是正确的国策坚持不下去，荒唐的命令却在这些小人的蛊惑下不断发出。就在大隋已经明显出现崩塌之象时，他没能积极补救，反倒放任自流，一味逃避，甚至在616年躲到江都不问政事，而把这个烂摊子交给留守洛阳的越王杨侗和权贵段达等人处理。等到了扬州之后，杨广见局势日渐混乱，更是心灰意冷，终日烦躁不安。当时国政糜烂，各地送来的告急文书如同雪片，但他却懒得批示，准确说是不敢去看这些坏消息，更不愿去想这些心烦事儿，所以不是拖着不理，就是全推给手下的裴矩和虞世基几人。杨广不是不知道这些人只忠于自己家族的利益，只顾着捞钱，可他已经无心去计较这些了，只想着赶快逃避眼前的烦恼。杨广后期不问国事，并不是像后世很多人所误解的，是因为生性疏懒，耽于逸乐。从他之前雄心勃勃地积极做事可以看出，杨广并非那种享乐派君王，只不过他已经在连续的失败、局势的日益恶化和无力挽救危局的绝望中遭遇了过于沉重的打击，被接踵而至的一系列噩耗击垮了，以至于性情大变，在短短时间内就由一代英主褪变成了昏聩无能之君。其实他的这种蜕变并不奇怪，越是心高志远之人，崩溃后就堕落地越彻底。他后来的种种掩耳盗铃的举止不仅反映出他性情上的软弱，更能看出他曾对自己有过很高的期许。如果他一直就是刘禅那种只知享乐的平庸帝王，也不致于被愿望和现实间的巨大的反差彻底击倒，甚至不敢去面对现实。此时的隋炀帝已经对治理好国家失去了信心和斗志，所以根本不愿意再听见任何坏消息，甚至还自欺欺人，纵容手下人报喜不报忧，下旨让帝国重臣们把奏折分类，只捡令人高兴的消息送入皇宫，其逃避的心态可见一斑。而既然只肯批示几条令人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