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
这是双方谈判之前的相互试探。
“梅先生，既然你是汪兆铭先生派来的密使，我们很想知道，汪兆铭先生的和平运动都有哪些方面的内容？”开场白过后，今井武夫单刀直入地问道。
“今井先生，我们的和平运动计划，可分为五个阶段来实施：
一，汪兆铭先生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你们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
二，汪兆铭先生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你们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
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派，通电响应汪兆铭先生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与重庆的蒋介石政府相抗衡。
四，日本政府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退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给新政府。
五，新政府统一全国后，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和平”。”
梅思平从面前的文件包中，掏出一份文件，把在重庆事先同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事先讨论商量的五点意见念了出来。
“哈哈，高先生、梅先生，你们这五条意见太苛刻了，中日和平运动，必须建立在我们大日本年初御前会议，通过的《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谈下去，除此就没有谈的必要。”
影佐祯昭肆无忌惮地笑了笑，在高宗武和梅思平的脸上来回看了看，强硬地说道。
“影佐先生，我们这五个阶段的计划，同贵国御前会议通过的《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我们对贵国的这个方针也经过了仔细研究，我们非常赞同。”
高宗武接过了影佐祯昭的话反驳着。
“高先生，我们大日本要扶植的新政府，必须能同大日本世代友好下去，必须能为我们大日本服务！”影佐祯昭赤裸裸地提出了日本人的条件。
“影佐先生，你这分明是想扶植一个你们日本政府的傀儡政府嘛！”高宗武说道。
“哈哈，高先生的理解力不错！我很佩服！”影佐祯昭大笑着竖了竖大拇指。
“那我们就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高宗武气得脸色铁青，站了起来，准备离开。
第一回合的谈判就这样匆匆结束了，这次谈判，再一次证明了，没有实力，没有坚强的后盾，谈判就是扯淡！
弱国无外交！
第一回合的谈判，土肥原贤二和平冈龙一这两位在场的日本高官，没有一个人发言，全场就只有今井武夫和影佐祯昭在同高宗武和梅思平谈。
当天，冯晨把谈判情况给安志达汇报以后，同时发给了延安和重庆。
第0509章 计划出逃（）
在此后的几天内，梅思平、高宗武同日本代表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继续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了多次谈判。
后续的谈判，土肥原贤二和平冈龙一均未到场，冯晨自然也没理由参加。
双方经过8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的《日华协议记录》，也叫“重光堂协议”，协议内容为：
（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可以在“防共区”驻兵。
（二）承认或默认满洲国。
（三）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
（四）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六）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
由于《日华协议记录》在土肥原的重光堂签字，所以《日华协议记录》包括的三个文件统称《重光堂协议》。
而这次会谈，又称“重光堂会谈”。
细看《日华协议记录》，可以发现，它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不过是重复了日本首相广田弘毅的“和平条件“而已。
高宗武和梅思平在“重光堂会谈”中，同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所达成的另外一项秘密协议记录，是有关汪精卫出逃的。
这项协议中，详细计划了，汪精卫宣布下野，脱离蒋介石，然后联合云南、四川及广东将领，在蒋介石势力以外的地方，另立“国民政府”，并以此取代重庆国民政府，而与日本实现“和平”。
为此，双方还拟定了汪精卫今后的行动计划。
计划中包括，汪精卫如何逃跑，如何在境外发表声明，及日方如何配合，及以日本政府名义发表首相声明响应等等。
会谈结束后，梅思平把《重光堂协议》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在日本人的秘密护送下，带回重庆向汪精卫交差。
高宗武和梅四平离开上海的当天，冯晨通过平冈龙一那里，知道了协议中汪精卫出逃的计划，他立即赶回幸福弄堂23号，给安志达做了汇报。
“志达同志，汪精卫确实准备出逃，怎么办？”冯晨问。
“我们只能把汪精卫出逃计划的大致内容，先电告延安，你同时要把这个计划也电告重庆军统局总部。”安志达回答说。
“协议内容我没看到，这个是绝密，我们只能把知道的情况，如实给上级汇报。”冯晨知道的内容，也只是平冈龙一的口述。
“我考虑着，协议的内容，高宗武和梅思平一定带在身上，你把电报发给军统局总部以后，戴笠一定会想办法，在重庆截获这份协议。”安志达分析说。
“不一定，现在蒋介石在湖南长沙部署阻击日军，不在重庆，汪精卫又是国民党的副总裁，只要他没公开发表声明投敌，戴笠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和汪精卫作对呀！”
冯晨很清楚，在汪精卫周围，有一大批手握实权的人物，这些人只要蒋介石不在，一般人还真拿他们没办法。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吧，戴笠如何应对，那是戴笠的事情。”安志达觉得冯晨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嗯，现在只能这样办了。”冯晨点了点头。
“大东亚文化研究所什么时间正式挂牌？”安志达问道。
“就这两天，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具体时间平冈龙一还没定。”冯晨回答说。
“平冈龙一是不是在等着汪精卫发表声明，或者说，平冈龙一在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段内，再对外宣布？”安志达很善于联想。
“这种可能性很大，平冈龙一有个打算，大东亚文化研究所挂牌以后，首先第一项工作就是铲除租界内的反日、排日报刊杂志。”冯晨说道。
“你要借此机会，取得平冈龙一的进一步信任，这份名单你先拿着，这几家杂志社，最近我先让他们连篇累牍地揭露日军暴行，在你行动前，我通知人员撤退，你去捣毁设备。”安志达从身上掏出一份名单，递给了冯晨。
“志达同志，我看还是算了吧，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地下组织的财产损失也不是个小数目。”冯晨看了看名单说。
“为了你能够深度伪装下去，这点损失值得，再说了，事后，你也可以想办法，帮组织上再弄一些设备补回来。”
“那好吧，我准备大东亚文化研究所挂牌的第二天，来次大的行动，把租界内的军统和中统所办的报刊杂志，包括咱们这三家地下杂志社，全部捣毁。”
“你不提前给王天木透个气？”安志达有点担忧。
“不必要，行动前，我直接给重庆的戴笠汇报，把名单同时发给戴笠，他想保哪家就保哪家，他不表态，我全部查抄。”冯晨回答说。
冯晨觉得，要是给王天木透气，恐怕行动就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
一个星期后，梅思平终于秘密回到了重庆。
戴笠接到冯晨的电报后，在重庆的大小车站、码头，交通要道，都安排了特工人员，密切注意着高宗武和梅思平两人的行踪。
可是，高宗武根本就没回重庆，狡猾的梅思平巧妙地躲过了戴笠的人，见到了汪精卫。
汪精卫看到梅思平带回来的协议后，紧急召集低调俱乐部里的一伙骨干们，在一起认真讨论研究起来。
陈公博仔细看了“重光堂协议”后徒然变色说：“汪先生，这份协议书是哪儿来的？蒋委员长他知道吗？”
“委员长暂时不知。”周佛海替汪精卫回答说。
“委员长不出来议和，我准备来议和，不然，焦土抗战，死且不知！”汪精卫接过周佛海的话说道。
“汪先生，依公博之见，先生这样做恐怕是难为人理解的，还可能出大乱子。”陈公博听后不安地说道。
“公博，你我相处二十年，患难与共，我这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样，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
有路可走，我汪兆铭是不会离开重庆的，可现在只能离开重庆才能去谈和，我在重庆谈和，人家定会误以为是政府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
我离开重庆，那些人如果仍执迷不悟，那我就只能撇开他们另组班子了，我与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将来是会得到国人理解的。”
汪精卫耐心地劝说着陈公博。
“公博，历史的评价问题，牵涉到战局如何发展问题，很复杂，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定得下来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要谋事总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周佛海也劝着陈公博。
“你们都统一意见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事还欠考虑，背着政府去和敌方谈和，无论结果怎样，总还有个立场问题。
更何况，这里面还牵涉到要组织另一个政府问题，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诚意？此事须得慎重，最好放弃。”
陈公博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不过，最后他表态说：“汪先生走到哪里，公博会跟到哪里，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着众人在我面前骂汪先生，我更不愿被别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里的密探。”
就这样，经过反复讨论争吵后，低调俱乐部的这帮人，最终接受了这个协议。
于是，汪精卫、陈璧君夫妇，按照秘密协议记录中的方案，开始实施汪派要员分散出逃的计划：
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去昆明，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
汪精卫夫妇，托词，12月8日，去昆明、成都演讲，离开重庆。
第0510章 准备行动（）
汪精卫还和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在一起研究拟定了一个具体的离开重庆的行动计划。
按照设想，在逃离重庆后，由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一个声明，然后汪精卫发表一个响应声明，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
与日本相呼应后，由云南军队首先出面通电全国：
响应汪精卫的声明，宣布反蒋独立。
接着，四川军队也起义响应，先在云南、四川两省建立独立的政府，编成新军队，然后再请日本政府予以“协助”，撤退一部分军队。
接下来，将广东、广西两省扩大为新政府的地盘，在西南边远省份开展“和平运动”，切断抗日政府通过桂越边界和滇缅边界得到外援的可能。
汪精卫要离开重庆去昆明，这让戴笠嗅出了汪精卫准备出逃的味道，戴笠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但却毫无办法。
思来想去，7号夜晚，戴笠来到了陈立夫的公馆，决定把事态的严重性给陈立夫汇报。
“陈部长，汪精卫打算去昆明演讲，恐怕里面有猫腻。”戴笠说道。
“有什么猫腻？”陈立夫望了眼戴笠问。
“根据上海发回来的情报，高宗武和梅思平已经同土肥原贤二达成秘密协议，我担心汪精卫会借机外逃。”戴笠回答说。
听到戴笠如此说，陈立夫沉默着，眉头紧皱，他在思考着戴笠的话，权衡利弊。
“汪兆铭毕竟是副总裁，他有行动的自由，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没理由阻止他的行动，这事必须给委员长汇报。”陈立夫思考了一阵说。
“我昨日已经给委员长行辕发去电报了，但至今委员长那边还没有回复，明天就是8号了，怎么办？”戴笠征求着陈立夫的意见。
“顺其自然吧。”陈立夫说。
见陈立夫是这个态度，戴笠只有起身告辞了。
其实，戴笠的担心是多余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8号，蒋介石抵达重庆，汪精卫不得不改变计划。
1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约集汪精卫、孔祥熙、叶楚伧、王宠惠、朱家骅等人谈话。
谈话开始后，汪精卫坚持着对日主和，他表示：
“目前，中国和日本都有困难，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将到来。”
但蒋介石的发言，意思恰恰与汪精卫相反：
“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忘我，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旨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也。”
同时，蒋介石还提出了，正在谋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共同对抗日本的计划。
汪精卫激烈地反对着，谈话最终不欢而散。
12月18日，蒋介石飞往陕西出席军事会议，汪精卫以外出演讲为名，偕夫人陈璧君、秘书曾仲鸣、女儿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杰等人飞往昆明。
临离开重庆时，汪精卫给蒋介石留下了一封信，倒出了“主和”的道路远比“主战”困难的多，他在信中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汪精卫到达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率领省、市各厅局官员列队相迎，后面是一排排学生和市民夹道欢迎。
当天晚上，汪精卫与龙云作了一次恳切的谈话，汪精卫把自己和平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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