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桑,你说的很对,可是作为一个情报人员,时刻都处在危险之中,掌握一定的基本技能,这在关键时候,可以自保。”平冈龙一劝说着。
“老师既然这样说,那好吧,那我明天就去参加这种陪训。”冯晨勉强答应了。
“你同《朝日新闻》记者尾崎秀实很熟?”谈完正事,平冈龙一突然话锋一转,问了个让冯晨措手不及的问题。
“谈不上,在上海时,大家都是记者,有些来往,这次来日本时,我同尾崎君又乘坐的是同一艘轮船,并且住在同一个房间。”冯晨斟词酌句地回答道。
“听惠子说,她去请教尾崎君学问时,发现你在尾崎君那里。”平冈龙一很平淡地望了眼冯晨。
“是的,上星期我找尾崎秀实请教问题,刚到不久,惠子师妹也去了,请教尾崎秀实,中日文化方面的问题。”冯晨说。
“噢,我就是随便问问,你抓紧回去准备一下,明天有车来接你,去秘密训练基地。”平冈龙一不再谈论尾崎秀实的话题。
“老师,我一个人去参加这种训练?”冯晨问。
“每一个进入樱花会的人,都需要经过这样的训练,但是你们的训练不在一起,不在同一个地方,樱花会成员,未经批准,不能交叉联络。”平冈龙一回答说。
“那老师,我同石川正雄、吉田义男之间,这算不算交叉联络?”冯晨问道。
“呵呵,你们之间不算,他们两位你先前就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是我给你安排的助手,所以你们之间的交往,不在这个约束范围。”平冈龙一微微笑了笑说。
“我知道了。”冯晨点了点头。
“那赶快回去准备吧,通过这样的训练,对你以后有好处的。”平冈龙一起身,拍了拍冯晨的肩膀。
离开了办公室,走在路上,冯晨心里想,看来平冈龙一一直在关注着自己。
今后见什么人,做什么事情,千万要注意。
回想这一段时间来,同佐尔格、尾崎秀实他们交往频繁,冯晨感觉到有些后怕。
还好,自己没有答应佐尔格,加入他的情报小组,冯晨对佐尔格的这个情报小组,在东京明目张胆的活动,还是有一定看法的。
虽然佐尔格比起罗伦斯来,谨慎精明得多,但谁又能保证,他的情报小组内部,没有象陆海防那样的人存在?
这里是日本不是上海!
以后没有重大事情,还是少见这些人为妙。
再想到平冈龙一今天的安排,冯晨更觉无奈,自己这是真正加入了日本谍报组织吗?
组织上知道以后会理解吗?
将来怎么给组织上解释?虽然之前给马春水汇报过,可那时候也没说自己会加入日本的间谍组织啊!
此时,冯晨不由得又想起了安志达,志达同志,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第0238章 国内形势()
冯晨在日本东京彷徨迷茫,心里想着自己的老上级安志达时,安志达正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在古城西安,同东北军的张学良秘密接触。
之前,随同周副主席,安志达同张学良已经进行过多次接触。
一回生,二回熟。
安志达这次与张学良见面,两人开诚布公,推心置腹。
张学良几乎每晚都与安志达见面。
在谈到红军北上抗日的问题时,张学良将前线的军事情报一一拿出送给安志达看。
“安先生,如果红军北上抗日,我们东北军将采取中立,于学忠部集中到兰州,红军可以贴近他的防区走,但不要进城。”
“可以,那么固原以北你们的防区,我们怎么过?”安之达问。
“安先生,固原以北诸镇我的军队不好撤防,你们要通过,可以打过去,我准备牺牲一些部队。”张学良说。
“好!那我们就这样商定,我返回延安后,立即给我们的中央汇报。”安志达点了点头,非常赞同张学良的安排。
“安先生,我盼望着你们红军的叶参谋长能够来西安,同我们商量军事行动上的合作事情。张学良诚恳地请求道。
“我一定把少帅的意思带给中央。”安志达说。
在西安住的几天里,经过同张学良的多次交涉,安志达觉察到东北军内部,团结统一工作进行得太迟缓。
张学良始终害怕泄露联共的秘密,不敢在部队中谈联俄联共的问题。
“少帅,我们认为你要公开亮出你的旗号,联苏联共这个政治主张,完全可以公开,需要保密的是你的政略与战略,以及与共产党交往的程度。”安志达建议道。
“安先生,我认为现在亮出旗号还不是时机,怕弄巧成拙。”张学良说。
“少帅,我们认为现在正是时机,你亮出旗号以后,还可以利用蒋介石的言行和南京政府的举动,说明他们自己也在准备联苏联共,也可以拿南京方面派人秘密联系红军这件事来说明。”
“安先生,蒋委员长曾经在我面前提起过联俄,可是因俄方态度不明,当时蒋委员长就把这件事情放下了。”
“噢,这说明什么呢?”安志达问道。
“我分析,南京的外交政策将有新的变动,蒋介石可能要和你们共产党妥协。”张学良回答说。
“其实你可以把这些事情宣传出去,大谈联苏联共,共同抗日。”安志达再次建议道。
“这个,我还要仔细考虑考虑,同部下们商量商量再说。”张学良犹豫着。
安志达发觉张学良对旧军阀、旧政客的那一套政治很熟悉,但缺少新的政治经验,这对他与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都很不利。
安之达分析,张学良虽然自认为东北军绝对服从他,但在联共问题上,他对东北军中的旧军官们不信任,而新的军官体系还没有培养起来,这是他不敢公开亮出联苏联共的一个主要原因。
“少帅,我认为,你的军队中,应该吸收一些有思想的年轻人,充实你的军官队伍。”安志达建议说。
“安先生,我也有这种想法,我曾经当着贵党的周副主席提过,想让贵党帮我培养一批年轻的干部。”张学良非常赞同安志达的这个建议。
“那好,等我回延安汇报以后,着手帮你筹划这件事情。”
正当安志达在西安开展对张学良工作时,中央就与南京谈判,实行统一战线一事进行了讨论,最后做出了一致决定。
周副主席亲自致电安志达:
“我党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望接电后,于7天内回到延安,接受新的方针。”
周副主席办事向来细致。
在给安志达的电发出后的次日,再次致电安志达:
“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切记,我们党的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同时,请转告张学良将军,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非常必要的。”
接到电报后,安志达同张学良告别,立即启程,赶往延安。
一个星期之后,安志达带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毛伟人致宋庆龄和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4人的信,以及周副主席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离开了延安。
九月的黄土高原,秋高气爽,风和日丽。
在陕北边区与民党统治区的交界地富县张村驿,来了一行自称民党军事委员会同红军谈判的代表团成员,他们声称路过此地前往西安,再返回南京。
代表团成员之中,一位身穿高级将军军服,佩戴着中将军衔,这人,显然是这一行人中的长官。
另一位身穿黑色西装,头戴礼帽,一手拎着个黑色皮包,一手拄着根洋拐杖,自称是长官的秘书;。
还有两个人,一个腰扎武装带,别着手枪的副官,一个身着士兵服挎着长枪,牵着马的马夫。
这一行人通过张村驿,便立刻上马,朝着前方东北军的驻地而去。
前方,由东北军师长刘昆在约定的地方接应,然后众人下马,乘汽车到达西安。
这一行不速之客究竟是什么人呢?
原来,这为首的是装扮成民党将军的叶总参谋长,副官是大名鼎鼎的彭雪枫,马夫是红金侦察营营长张永强,秘书则由安志达充当。
安志达带着中央和周副主席交给的任务,并没有立即去南京,而是随叶总参谋长先去西安,与张学良会晤,磋商有关问题。
大家出于路上安全考虑,一行人这才化装成民党军事委员会同红军谈判的代表团成员,以迷惑外界。
化妆这类事情,安志达当然是行家里手了。
一下人达到西安以后,张学良特意会见了参谋长和安志达两人,三人在一起,谈至深夜。
叶参谋长将共产党致民党的信,以及由中央草拟的红军与东北军《抗日救国协定》的内容口头告诉了张学良,希望双方停止内战,建立国防政府,实行普选,建立民主共和国。
张学良听后,坦率地认为中共所提的要求,蒋介石一时难以接受。
鉴于此时两广事变已经解决,胡宗南部已由湖南,回师甘、宁,原在洛阳受汤恩伯指挥的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已经进入潼关,正向宝鸡前进,奔赴宁夏。
张学良分析,蒋介石想先打而后和,捡些便宜。
为此,张学良建议,由中共中央写信给他,以停止对红军的进攻为和谈前提,他再把这封信报告给蒋介石。
叶参谋长同随行的安志达等商量以后,决定照此办理,并立即电告中央。
中央接到电报以后,迅速以毛伟人、周副主席的名义,致函张学良,双方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电报中说,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
这封电报,进一步坚定了张学良与中共合作的决心。
安志达在西安逗留期间,心里一直惦念着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一方面,他需要时间说服张学良与陕北红军的联络,争取张学良对中共的支持,另一方面去南京谈判的任务也不能拖延。
在安志达离开西安的头天晚上,又接到了一份电报。
第0239章 国共接触()
安志达接到的这份电报,是李克农亲自签发来的。
电报中,李克农告诉安志达,从广西来了一位同志,带着冯晨的信件,给党中央送来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
日本内阁制定的,吞并整个中国的计划!
李克农简要告诉了安志达,日本的这个计划,准备在三年内,完全占领整个中国,施行大东亚共荣。
这份情报特别重要,南京政府如果知道日本的这份计划,便会放弃同日本和谈的幻想,加速同中共接触,商讨共同抗日。
在西安逗留时,南京方面的张冲一再催问,安志达等人什么时候到达南京。
为了不使南京方面,因得不到及时回答而产生疑虑,安志达给张冲发了一封密电,说明自己逗留西安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不日即可南下。
张冲收到电文后,立即赶到西安,与安志达秘密会晤,探听中共方面的态度和条件。
张冲听了安志达的有关介绍,特别是安志达告诉他的日本已经制定的吞并中国的计划,异常重视,先行离开西安。
随后,安志达乘上了南下的列车,离开西安去上海。
谁也没有想到,安志达此去竟与张学良成了千古之别。
在途中,安志达考虑到,南京方面对中共的信函讨论回复必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经过徐州时,安志达发电报给张冲,要他去浦口轮渡接他。
车到浦口后,张冲带着秘书,见到了安志达,安志达将我党致民党的信件面交给他,要他代为转交南京当局。
安志达表示,自己不在南京等待回复,直接前往上海,等南京方面有了消息,再相约联系,并将上海方面的联络地址告诉了张冲。
本来,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安志达此次南下宁沪,是同陈果夫、陈立夫他们商谈国共双方,负责谈判代表的地点与时间的,作为联络的代表,安志达不负任何谈判责任。
然而不久,中央扩大了安志达的活动范围和所负担的使命,就在安志达离开西安的同一天,中央正式任命安志达为中共谈判代表。
中央的这一决定,完全取决于当时形势的变化。
鉴于日本的侵华战争步步升级,美英与日本在华利益的冲突越来越尖锐,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他通过多种渠道,对苏联和中共进行政治试探。
当时国共间的接触主要有以下几条途径:一条是通过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的关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联系,这条途径,由安志达负责。
另一条途径是通过陈立夫的手下,直接与陕北发生关系。
第三条途径是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取得联系。
第四条途径则是由宋庆龄牵线,南京方面派人到陕北,直接与我党主要领导人取得联系。
自安志达从莫斯科回国以来,通过上述渠道,陕北与南京方面接触频繁,保持了谈判的良好势头,鉴于这种情况,中央才决定让安志达去南京,为国共两党高级领导人进行正式谈判铺平道路。
不料,正当事情顺利进行的时候,老蒋突然中途变卦。
原因除屈服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之外,最主要的是蒋介石用收买和分化的手段,搞垮了粤军的陈济棠,解决了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的解决,让老蒋有些忘乎所以,他以为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
另一方面,老蒋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是因为处于困难境地而急于同他妥协的权宜之计。
因此,老蒋采取了军事压迫与政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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