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被围杀。
杨、鲍两人见营中已经生乱，兼之塬下热斗正酣，索性便也发动起来，使得局势更加混乱。那些乡众部曲们也是或主动或被动的卷入其中，继而便发展成了一场大乱斗。而后王师又及时冲上塬顶，自然很快便掌控了局面。
“无暇通告谢侯，其实我等心内也是彷徨恐惧，但所见瑞气东出，因觉天意助成，因是放胆一搏。”
人之悲喜并不相通，谢奕听完始末原本也只是对那个首先发难的乡众首领略怀叹缅，但总算阴差阳错助成王师此功，也算死得其所。但听到那两人画蛇添足加上的一句话，一口气顿时堵在胸口吐不出又咽不下，脸色也转为难看起来。
那两人尚不知这马屁结结实实拍在了马蹄子上，还在那里滔滔不绝，一边吹捧着谢奕的好运气关照他们，一边发泄着投机成功的喜悦。
“好了，眼下军务仍是紧急，闲事休论。二君今次助益王师，此功必有厚偿。眼下我部前军登塬，稍后还有援军次第而上，既要于此关口大作创建，也要整顿军伍直取潼关。”
谢奕讲到这里，便又望向其余六七人，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道“王师向来都以仁义待众，若作翔实论功，诸位或有厚薄，但也不必担心立身艰难。稍后请你们将塬上人情风物向我部参军详作陈述，若有片言得用，也有事功加身。”
对于这些新附之众，讲仁义、讲王道都是假的，见效最快便是实物犒赏。乱战中再讲功劳高低也难说清楚，于是便以各自人头先赏一部分谷粮食物。
那作为内应的杨、鲍二人，则直接加以幢主衔，王师本部分兵壮其部伍，其实也就是变相控制起来，借助他们本地人的优势，快速掌握周遭局面。
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异常的忙碌，因为地形的不熟悉加上丛林遮蔽，谢奕也不敢直接向内冲杀，主要还是稳定当下战果为主。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关道出口设起一片连寨，后继援军则整体转移上来，然后才逐步向外推进。
再次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好运气委实不虚，萧元东在养足元气后也变得亢奋不已，热切请战，甚至连此行任务都抛在了脑后。
谢奕面对这个家伙，虽有顶心戳肺的郁闷，但也不得不承认，谁的麾下有这样一员福将的存在，都真的是很难讨厌起来。
他与萧元东职位上虽然是平级，甚至讲到官爵，萧元东还强了他许多，但身在他的战区，萧元东要参战，也只能暂时算作他的部下，谈不上抢功。淮南都督府在计功方面那是极为严谨的，否则若人人越境抢功，那也就乱套了。
所以在这方面，谢奕也完全没有必要施加阻挠，还是给萧元东派了几次任务，也算是投桃报李，让萧元东通过与将士们的接触从而挑选符合自己心意的部众以组建新军。
只是，虽然理智上看得开，但感情上受不了啊。尤其看到每当萧元东准备出任务的时候，麾下将士们纷纷踊跃报名，甚至就连他自家兄弟谢万等几个纨绔子，每每都以为萧元东牵马而陶醉不已，仿佛如此就能分享到些许的好运气。
萧元东在谢奕军中待了十几天，而这段时间里王师也没有遭遇敌军的大规模进攻，可见关中局势也是混乱，连这么重要的关塞得失都不能做出敏捷的反应。
不过这对谢奕而言也是一件好事，他所部人马算是彻底在塬上占住了脚跟，随着地理、人情等情报逐渐的充实，下一步便是直取潼关。
战事前夕，一纸调令发到前线来，乃是大都督亲笔手令，召萧元东速归淮南待命。
谢奕对此既觉如释重负，又感怅然若失。进攻潼关在即，若萧元东还留在军中，因其这张破嘴即便作战顺利，也要被说成恃着他的好运。而萧元东若留下来，就算谢奕不在意他的好运气，对于将士而言也是一种鼓舞与安慰，这也算是运气在战场上一种运用。
“你真不留我？虽然大都督命我速归，但路程遥遥，我在途中兼程一行，也能节省出几天时间来助你夺关。”
萧元东一脸期待的望着谢奕，那表情真挚中带着几分欠揍。
谢奕避开他那眼神，冷笑道“你自己被闲散弃用，就不要再至我军中争抢后进战绩。我所部洛西七千众，另有河上水军侧应，只要不毛躁贪功，潼关已是在我掌中，不劳挂念。”
谢奕所言也是不虚，经过这么多年战斗磨砺，他所部王师俱为骁勇敢战之军，正面战场上不惧任何对手。登于塬上陈列站稳之后，最大的地形劣势已经被抹去，堂皇对阵，大功自得。
“与其关心我，你不如多关心自己职事。近日你在我军中也观览诸多，多少精卒得入选中，我也不再此方掣肘，算是报你此前助战。”
讲到自己的任务，萧元东才算正经几分，当即也不客气，直接挑出一份名单，上面罗列了他这段时间在军伍中发现的良才，足足有两百人之多。
看到这份名单，其中还不乏自己关注许久、准备提拔任用的人选，谢奕也觉几分心疼，但已经夸口说出，但也不好出尔反尔，只是临近交割之际，他又忍不住说道“我部中沈阿鹤、我家劣弟之流，虽然不乏妄诞，但也都是良家厚养，你不考虑挑选带走？”
萧元东闻言后便白了他一眼，冷笑道“我今次所编新军，将是大都督手中尖刃，来日为用绝不逊于胜武卒，收容那些光华珠玉又有何用。不过话说回来，这几人品质倒是不差，最起码胜你往年良多，若能磨去躁气，倒也不妨拔用起来。”
讲到这里，他又拍拍谢奕肩膀笑道“大都督曾作戏言，笑是要为膝下小郎早择良配。我今次归镇入于门帷，将要以此为志奋力。可怜你还要身在阵前不得抽身，注定又要落后一筹了。”
谢奕闻言后便冷笑起来“所以说你这人只是恃于好运，欠于谋略。早在年初，我便遣人将家室迎来安置洛阳，只待潼关攻克得于从容，即刻返洛奋力，那时你还在途中辛苦跋涉呢！”
萧元东闻言后笑容便是一滞，继而便又笑逐颜开“这种事，奋力之余，尤赖天命啊！”
。
1061 告群僚书（）
十月入冬之后，淮南尤其是寿春的氛围较之往年多有不如，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往来客旅变少，不要说比之去年中原大捷之后那繁忙景象，甚至较之前两年都差了许多。
造成这种现象，原因自然有多方面的。比较乐观的一个理由是，淮南的发展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经过往年不遗余力的铺设商路、吸引客商，大凡有实力能够跨境北上淮南经商的时人，差不多都有来此行商的经历。
这过程中自然有赢有亏，有的被淘汰出局，有的则逐渐壮大。而因此得利的那一部分，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那一波招商浪潮中也多数由行商转为坐贾，在淮南当地置办了不菲的产业，俨然已经便成了本地人。
还有就是淮南商运模式的成熟，晚春一直到入秋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因为水路运输的便捷旺盛，成为一个繁荣的运输并储货期。而秋日之后，运输成本便陡翻数倍，加上淮南当地储货亮惊人，基本能够满足市场所需，即便耗时耗力运来货品，也难获得丰厚的回报。
而且经过有一年的发展与积淀，淮南都督府治下已经具有了相当扎实的自给能力，今年向外开具的订单甚至不足去年的三分之一。
加上淮北豫州、兖州等几郡已经从去年的沦陷区转为都督府治土，那些原本作为买家的乡宗们也享受到都督府政令关照，自然不需要再大量采购。
如此便造成了官方与民间两个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萎缩，所以今年的市面自然便显得尤其萧条。用沈哲子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时代的机会窗口已经逐渐合拢，类似往年那种以小博大的黄金机会已经越来越少。
当然沈哲子自己也清楚，行商突然陷入一个低潮期，也与都督府政令的改变有关。往年为了吸引江东人力物货的北输，都督府在管理方面可谓是极为粗放，除了对少量禁品管控严格之外，其他方面几乎没有更大的约束。
尤其在行商最为重要的运输通道和运费方面，都督府所提供的便利和保障可以说是此前历代、包括一些割据政权在内都不具备的优厚。
可是在今年上半年开始，都督府在这方面的管制便日渐严格起来。比如去年直接引发合肥事变的私运事件，今年成了重点打击的行为。
尽管去年都督府通过对那豫章罗氏的处罚已经彰显出态度，但人为财死，这种近乎白捡的收入又有多少人能克制得住？
随着江东朝廷与淮南都督府关系日渐严峻，在地方上的钳制也变大，通过重点惩处这一部分商贾来打击淮南都督府威望。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商贾都因此一类的原因而货品被没收，人员被监押，损失惨重。
去年合肥事变，沈哲子有不得不发作的理由，但是今年，尽管明知道台中是存着打击报复的想法，沈哲子也不可能再将都督府权威滥用对这些明知故犯的商贾施加包庇。
而且到了沈哲子目下的位置，也不得不从整体上考虑。往年那种贾事兴旺，是建立在江东多年积累、乏于交流的基础上。
可是随着近年来的大规模南货北输，那些民间储备也渐渐要达到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一旦遭遇到什么天灾人祸，或许还要求助于外。
而中原之地潜力还在，所差最多就是百废待兴的起步资金，如果还需要频繁的外部输血才能维持经营，本身已经失掉了收复其地的最大意义。
因此，就算没有台中的打压，沈哲子也不打算继续大力抽取江东元气。虽然未来他的基本盘会挪到中原，但江东若是亏空过甚，也不符合长远的利益。
任何的统治结构，都是层层向下铺开，统治者一个念头经过层层放大后，真到底层落实的时候，往往会面目全非。管理构架越臃肿，这种扭曲变形就会越明显。
沈哲子同样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天下人不是他的应声虫，有的事情不是他想停就停。就算他自己心里有这样一个尺度，但并非人人都能站在他的立场去看待得失。
维持很久的路线，如果突然顿足，不独会民怨沸腾，甚至就连都督府本身构架都会出现动荡。要知道在他的都督府中就有很多属官背后的家族都在以此生利，维持了多年的政策突然改道，这会让很多人都不适应，甚至因此积弊丛生，从内部崩溃。
从这方面而言，沈哲子还要感谢台中今年对贾事的大力打压，双方这种政治上的对抗给过于繁荣、已经超出生产力水平的商事踩了一道紧急刹车。见效显著的同时，也让沈哲子避免了许多道义上的指摘。
由此看来，有底线的对抗未必是坏事，若真的内外沆瀣一气，执政者的声音很容易被民潮所裹挟，不能保证一个稳健的步伐与节奏。
但很多时候，对抗往往是没有底线的，理念上的斗争再牵扯上利益上的矛盾，很容易演变成道德上的指摘乃至于人身上的伤害。
所以尽管作为淮南首府的寿春由于来往人员变少使得管理压力降低，但是防卫力量却增加许多，镇守鸿沟的毛宝所部抽调回五千兵力，用于增强寿春的守卫力量。而原本留在北地休养的胜武军也撤回了淮南，直接负责沈哲子并淮南一众重要属官的人身保护。
甚至就连山遐这个执掌淮南法令过于严苛而不得人心的酷吏，出入之间也都有两百多人随身保护。
当然山遐置于危险境地，这一次也真的是为沈哲子这个大都督背了锅。其人提出一条政令，使得整个都督府上下官员们无不对其怨目以望，那就是官员申报财产。
官员申报财产，这并不是后世人治腐治贪的独创，这种行为或许不是什么常规制度，但很多时候官员或是出于自身的道德要求、或是出于政治上的权衡，也是不乏此类举动。像是最著名的蜀相诸葛亮，便在给蜀后主刘禅的奏书中清清楚楚列明了自己的家产。
中朝以降，包括东晋其实都有几项对官员私产做出约束的诏令，虽然执行力包括收效都堪忧，但由此可见这也并不是一个禁忌话题。
江东中兴，为了稳定人心，吏治上多以宽宏为主，所谓网漏吞舟，对官员的约束可谓宽松到了极点。庾亮包括后继的褚翜，也都因施政过苛而名声不算太好。沈家包括沈哲子在内，都是这种风气的受惠者，最起码在表面上难做指摘。
此前淮南在吏治上，尤其在贪腐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规令设置，尤其是大量临时设置的职任，充斥着一种在位则仕、去位则商的现象。
这既是时代的局限性，也不乏沈哲子的有意纵容，此前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快且多的对这个时代的人力、物力施加以足够影响，筹措出足够北伐的资本。
如果他遵循于常规手段，力争上游之后大力整顿吏治，加强中枢集权、集财能力，且不说江东政局会不会乱，等到积攒出足够实力时再北伐，最起码是赶不上石勒身死、羯国政权动荡这一北伐的黄金时机。
一切的因急就缓，在于权衡，况且沈哲子本身就不是一个私德洁癖的孤高圣人，一切手段在于务实。当他将北伐作为第一要务时，摆在面前的难题就是第一要权、第二要钱，一切行为围绕这两个中心。
眼下北伐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短期内也很难再负荷更高强度的征讨，首要任务自然变成了消化与整合。而且他恰好又成为承制拜授的真正强权方伯，能够将都督府许多因于便宜的构架转作正式的制度，借着这个机会，自然要对内部进行一个大力的整顿。
原本的沈哲子，作为征虏将军、豫州刺史，甚至就连淮南都督府的属官配额都保留下来，但即便如此，府下属官真正具有品秩的还不足百人。其他大量的属官，其实是作为吏首这种临时委任而参与管理。
承制拜授之后，沈哲子才是真正的军政独揽，可以不经台令，直接委任地方官员。广及四州、甚至连徐